文丨西部菌
日前，關於要素市場化配置的第一份文件——《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正式印發。
其中，關於完善土地管理等內容都已有不少分析。但其實，《意見》提出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其突破性意義更不容低估。
它標誌著數據正式被納入生產要素範圍。也就是說，對經濟發展而言，數據已經變得和土地、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同等重要。
而同樣在近日，阿里巴巴推出一個大動作——時隔11年重啟“春雷計劃”，助力中小企業數字化突圍。一定程度上，這也可以說是對數據要素頂層設計的一種實踐呼應。
因為在全新的數據要素時代，衡量一個地方的競爭優勢，不再只是與港口、高鐵樞紐、航空港的距離，更要看與互聯網的距離、對數據要素利用的效率。
阿里巴巴利用20年來沉澱的數字化能力，助力中小企業創造新供給、激發新需求、促進新貿易，其實也是對地方數字化轉型的一次對點幫扶。
目前，該計劃已經在浙江、重慶兩個地區落地。可以預見，未來區域競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將體現在數字化轉型競賽上。
01
為什麼是浙江、重慶
“春雷計劃2020”，具體有五大方面16項扶助措施，包括外貿升級線上突圍、助力外貿開拓內銷、打造數字化產業帶、智慧網絡助農興農、金融支持“再扶一把”。
選擇浙江、重慶作為先行落地地區，並不意外。
浙江是阿里巴巴的“發源地”，民營經濟、外貿發達，但受疫情和全球外貿形勢影響，也必須直面轉型壓力。
重慶作為傳統工業重鎮，汽車等主力產業受制於大環境的變化，早就走到轉型關口。
這幾年重慶為自己開出的是智能化轉型的方子，與阿里合作推進數字化轉型，可以說異曲同工。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案例是，武漢，作為疫情重點地區，眼下正處於全面“復甦”階段，也將數字化轉型作為一個突出方向：
武漢秭歸臍橙通過淘寶直播出鄂；李佳琦聯手央視主持人朱廣權直播一晚賣出4014萬元的湖北農貨；36萬個街邊小店享受網商銀行一個月的免息貸款……
很明顯，武漢與阿里抱團，既是解當下之困，也是著眼於長遠的彎道超車。
從長三角到中西部的山城，江城，浙江、重慶、武漢與阿里巴巴的合作，都表現出地方政府對數字化轉型的快速反應能力。東中西地區一起行動，也頗具象徵意味：
加速數字化轉型，不管是在先發地區還是後發地區，不管是東部沿海還是中西部內陸，都具備了相當的共識。而疫情的壓力，起到了加速器和催化劑的作用。
面對這輪新的挑戰和機遇，沒有地方可以無動於衷。慢半拍，就可能錯過一個時代的風口。
02
擁抱數字化，哪些城市已經在行動
我們能夠看到一個很明顯的現象，過去幾年還時常出現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爭，但近兩年這種爭論已經越來越少。
取而代之的，是不少地方向互聯網、數字經濟的加速靠攏 。
一線城市中，本身是互聯網和數字經濟孵化基地的北京自不用說，深圳也自帶互聯網基因。
而上海和廣州兩座在互聯網基因上相對欠缺的一線城市，這幾年也沒閒著。
前者，近幾年也與阿里等都有重大戰略級合作，同時也孕育了多家自己的互聯網企業；後者，最近高調提出要打造直播電商之都。
一批有“野心”的二線城市，同樣表現出了對互聯網和數字經濟的極大興趣。
杭州這幾年聲名鵲起，互聯網產業可以說絕對立頭功。
成都一直是內陸地區的互聯網重鎮，手遊產業直逼一線，並且設立了全國首個新經濟委員會。哪怕是在成渝雙圈時代，也將新經濟放在突出位置。
就在前段時間，天府新區成都直管區和重慶兩江新區明確，將推動兩地數字經濟資源整合。
貴陽憑藉大數據產業，更是直接顛覆了自己在全國的形象。
而驕傲如寧波、青島等老牌港口城市，最近也與互聯網企業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
哪怕是沉寂的東北，也是在跟阿里簽署戰略合作之後，讓外界感受到”投資正過山海關”。
可以看出，一座城市與互聯網、大數據的距離遠近，和發展活力大小呈現出明顯的正相關關係。
互聯網和數字經濟，在眼下雖然不能等於全部，但缺席的城市，在發展上難免更被動、更“低調”。
03
數字經濟對城市的重要性在哪？
可能在一些人看來，阿里這樣的互聯網企業，只是一家電商平臺，它的價值主要是聚合流量。
但其實，眼下的電商巨頭，已經是實實在在的數字化生態系統。
這次的“春雷計劃”，一個很重要的發力點就是幫助地方打造數字化產業帶。
浙江：
在浙江知名產業帶區域建立100個產地直播基地；通過C2M超級工廠計劃打造100個銷售過億的工廠；在浙江製造業發達地市定向扶持5個產業帶，實現銷售破1億單。
重慶：
在重慶知名產業帶區域建立20個產地直播基地；合力推進“C2M超級工廠計劃”，聯合相關部門打造20個銷售過億的工廠；共同在南岸、江北、渝北等製造業發達區縣以及兩江新區定向扶持培育3個產業帶。
可以看出，“春雷計劃”要做的事情，遠不只是幫助更多企業實現線上銷售，而是要重塑生產方式，助力產業的數字化。
換種說法，數字化轉型是生產方式的革命，猶如蒸汽機、電氣時代的工業革命一樣。那麼，誰遠離、滯後這種進程，當然就只能落伍。
這從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就可以直觀看出：
2017年，我國數字經濟總量達到27.2萬億元，佔GDP比重達到32.9%，對GDP的貢獻率為55%；
2018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1.3萬億元，佔GDP比重為34.8%，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67.9%。
另外，還不能不提最近炙手可熱的新基建話題。
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是區別於2008年的“鐵公基”模式而言的，它主要體現在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為代表的新型基礎設施。
新基建的本質，其實就是信息數字化的基礎設施建設，是為數字化轉型打基礎。
而與前一輪大基建主要由財政兜底的方式不同，新基建的投資更趨多元化，相關技術也更多掌握在企業手中。
所以，推進新基建，除了爭取政策支持，各城市也必然需要尋求與大的互聯網企業的合作。
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新的區域競爭。
04
高鐵樞紐之後，哪些城市能逆襲
有人說過，未來30年數據比石油重要。
這句話是從生產方式的變革趨勢而言的，但將它放到區域競爭的角度，同樣成立。
近現代的城市發展，最初就是資源型城市的崛起，而後是交通區位變得更重要。
比如，2008年的4萬億“老基建 ”投資，就直接加速了鄭州、武漢、西安、成都、重慶、合肥等一大批內陸高鐵樞紐城市的崛起。
時隔11年後，應對新的發展危機，“春雷計劃”重啟、新基建代替“老基建”，也預示著另一個城市發展風口正在到來。
只不過，這一次它的推手，不是傳統資源，也不是可見的港口、高鐵、航空樞紐，而是看似無形的互聯網和大數據。
一如2008年後的高鐵狂飆，大大重塑了城市格局，這一次的新基建與數字化轉型帶來的影響，也絕不只是關係眼下的危機應對。
數字化轉型，到底如何改寫目前的城市格局，一切待定。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將是2008年後最重要的城市洗牌窗口。
抓住機會的城市，不僅有助於順利渡過眼下的難關，更可能確立下一個十年的發展先機。
最後，有必要再提另外兩份最近發佈的權威文件。
一是，《2020年新型城鎮化建設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專門提到實施新型智慧城市行動，完善城市數字化管理平臺和感知系統。
二是，差不多同一時間，《關於推進“上雲用數賦智”行動 培育新經濟發展實施方案》提出：
打造數據供應鏈，以數據流引領物資流、人才流、技術流、資金流。
換言之，未來城市發展所需要的人才、技術、資本，都將靠數據“導流”——數據的重要性，無需再解釋了。
只能說，風口真的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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