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抗日英烈郁達夫”專欄編者按】
夏衍說：“達夫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愛國是他畢生的精神支柱。”胡愈之說：“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的名字，在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紀念碑上，也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烈士的名字。”自1985年在北京和富陽兩地舉行紀念郁達夫先生殉難四十週年座談會以來，郁達夫烈士的形象越來越豐滿。在抗戰勝利的紀念日裡，我們特別推出了歷年來鬱氏後人及家鄉人民的紀念文章，以資更好地體現“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斷地去擁護、愛戴、崇仰”的理念。
春蘭秋菊見精神
蔣祖怡
讀了《富陽廣播》第二期張堃老師的《兄弟雙烈，詩歌雙峰》一文，不禁回憶起兩位鬱先生的許多往事，心中久久不能平靜。
我在高中唸的是"文科"，時間在一九三O年左右，當時受"左聯"文藝思潮的影響，我們大多數學生愛讀愛談歌德、席勒、莎士比亞和魯迅、茅盾、郭沫若的作品。郁達夫先生的作品，當然也包括在內。我們也常常譯一些外國文學作品或者創作小說、詩歌、話劇劇本，在國內報章雜誌上發表。有一次，我署名"祖詒"的一篇短篇小說在《文藝月刊》上發表，題目是《吉祥寺的鐘聲》，就不揣冒昧，把它寄給了我從未見過面的郁達夫先生，請他指教。事後大約有一年光景，在一個星期天，我到父親那裡去。看到一個剪平頭、穿灰布長衫、個子比我父親略為高大的人在和我父親興高采烈的談論著。我只能靜靜地坐在一旁聽。父親指著他對我說："這是郁達夫先生，我的老朋友。"那時侯，我又驚又喜，想不到突然遇見這位心儀已久的作家，更想不到他是父親的朋友。於是我靦腆的向鬱先生問起當年的事來。他略想了想，對父親說："我看到了。 '吉祥寺'是富陽寺名，作者一定也是富陽人這是我料到的。但是，沒有料到竟是你的兒子。"
我高中畢業以後，在父親處得知郁達夫先生要在之江大學開教《比較文學史》課。我決計考之江大學，為的是想聽鬱先生的課。這門課不但在當時國內大學中文系沒有人能開，就是在今天也如此。當我聽了幾堂《比較文學史》課以後，深深的認識到鬱先生是個名作家，也是有真才實學的學者。他不但懂得我國近代文學，而且懂得古典文學和外國文學。他講課以我國文學發展史為主線，還講了日本、英國、法國文學發展的特點和規律。他把我帶進了一個百花盛開的知識花圃，引導我從事研究工作的門徑。他經常穿一件灰布長衫，挾著一個黑布包袱跨進教室。有一次，我對他說："這個教會學校有許多事情我很看不慣，要不是為了聽您講課，我一天也呆不下去。"他淡淡的說："是的，我也看不慣。不過主要的問題是在於我們自己不爭氣。"至於要怎樣才算"爭氣"，實際上那時侯，我是不懂的，或者沒有完全懂；但當時我自己卻認為已經懂得他的話了。半年以後，鬱先生不來講課了，我自己也因為寫文章的事，觸怒了中文系主任、前清太史公孫智敏先生而離開了之江。
一九三七年夏，我大學畢業了。這時候，抗日戰爭爆發，杭州、富陽縣城相繼淪陷。我們全家在神功山張堃老師家避難。到了一九三八年春天，在父親的老友、上海世界書局蔡總編輯幫助下，我們一家經由寧波海道到了上海。父親在大夏大學、暨南大學等校教課，還兼任世界書局的特約編審。我也在世界書局當編輯。一九三九年底，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從編輯所的一位同事那裡知道郁達夫先生在南洋的通訊處。我把它告訴了父親，父親就按照這個地址寫了一封信，我也附了一信，並附去中篇小說《火花》和一篇散文。一直到一九四O年夏天，忽然有人送來鬱先生給我父親的信，內容很簡單。大致說，我寄去的那篇小說，已經在《星洲日報》上陸續發表完了；那篇散文，他已經轉給了《宇宙風》。因為通信不大方便，所以我們以後不再給他寫信。
我們到上海後不久，我妻子的堂姊來看我們，告訴我們她在鬱曼陀先生家做家庭教師。我父親說，他在北京唸書的時候曾見過曼陀先生，於是和他約定在一個星期天到法租界鬱家去。我父親告訴我，曼陀先生是個法官，又工詩善畫，為人剛正、嚴肅，他三弟達夫先生都有幾分怕他。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鬱老先生。他深度近視，看去果然在慈祥中有點嚴肅。我在他們面前很是拘束，便和我妻子去找姊姊談天，談起鬱夫人在南京路被敵人的炸彈削掉了半隻耳朵，大家都很氣憤。在我的記憶裡，這樣到鬱家去，至少有兩次，我都見到鬱老先生。一九三九年初冬的一個上午，姊姊忽然到我家來，滿面淚痕的告訴我們曼陀先生遇害的消息。我陪著父親去參加曼陀先生的追悼會，我父親上臺義正詞嚴地責罵敵偽。旁邊有人悄悄對我說，會上有奸細，回去路上要小心。在路上，我們提高警惕，故意多乘幾路電車，總算平安地回到家裡。這時候，我才初步懂得達夫先生所說的"爭氣"的意義——威武不能屈，為正義、為民族而獻身。這才是最大的"爭氣"。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了。上海這孤島已經"陸沉"，學校、書店紛紛內遷。那時朱自清先生來信邀父親到西南聯大去教書，金兆梓先生叫我到中華書局去當編審。我們全家一再商量："此地已無雞肋棄，逼天烽火整歸裝"。
歸途中，在上海火車站入口處，我母親藏在衣袖中的一本稿子被搜查出來了。敵偽要把她扣押起來，我父親毫不猶豫挺身而出，說這稿子是他的。我也挺身而出，說是我的。於是我們父子都被關進車站地下室，慘遭嚴刑拷打。這時候我眼前浮現出深度近視、既嚴肅又慈祥的容貌，耳際響起"爭氣"的聲音。在一天一夜的連續的折磨中，我咬著牙、緊閉著嘴，不吭一聲。後來，由於上海親友的營救，才獲釋放。
達夫先生在南洋遇害的消息，是一九四六年我在上海市立師專中文系教書的時候，一位同事告訴我的。這消息刺痛了我的心。我又一次深刻的體會到"爭氣"的意義。
一九六四年初夏，浙江省人民代表參觀富春江冶煉廠，我們住在城裡縣委招待所，早出晚歸，用汽車接送。休息這天，我徘徊在鸛山上曼陀先生的血衣冢前。低吟著"長歌正氣重來讀，我比前賢路已寬"的達夫先生遺詩，不僅感慨萬千。"鸛山有幸埋忠骨"，這是我當時口占詩中的一句。
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我從解放以來，一直擔任杭州大學中文系的行政職務，所以遭受迫害也特別殘酷。至今尚有一足不能行動，給研究生和青年教師們講課和撰述工作，都只能在家裡進行。加以存書散佚十九，工作上困難很大。因此，有時情緒消沉，不能自已。但一想到兩位鬱先生和其他烈士以身殉國的偉大精神和崇高品德，就會給我以無限的勇氣和力量。粉碎"四人幫"後祖國前程似錦，中日兩國化敵為友，我們所處的時代和兩位鬱先生相比，真是"我比前賢路已寬"了。
作者原注：《宇宙風》是當時以諷刺散文為主的刊物。
（原載1980年《富陽風貌》第一集）
蔣祖怡(1913---1992)，大源鎮新關村人，蔣伯潛子，教授，《富陽縣誌》顧問。幼承家學，後畢業於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抗日戰爭時期，一度任教於浙西三中、富陽簡師。民國37年(1948)8月受聘於浙江大學文學院，1952年2月轉浙江師範學院中文系，1958年8月，就職杭州大學中文系副主任。
1950年5月，參加中國民主同盟。歷任民盟浙江省委宣傳部長、秘書長、副主委、顧問等職。1984的年6月，參加中國共產黨，兼職省人大、政協、作協工作。
祖怡長期從事文藝理論和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與教學，成績卓著。尤於王充《論衡》、劉勰《文心雕龍》和鍾嶸《詩品》，探求闡發，造詣甚深，已出專著十餘種。其中《論衡選》、《王充卷》、《文心雕龍論叢》等，在海內外學術界影響殊為廣泛。1978年11月，為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青年教師六人講授《文心雕龍》。1979年起，連續招收三屆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生。教書教人，立德立言，深受學界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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