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澤華先生（1935—2018）是我國當代著名史學家、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名家、南開大學榮譽教授。
01
求學之路：與南開大學結緣
1935年2月17日（陰曆正月十四日），劉先生出生於河北省石家莊市近郊杜（土）賢莊（原屬正定縣）。他在戰亂年代裡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歲月，從有記憶起就與勞動為伴。1941年在村裡入小學，後轉至西兆通高級小學讀到五年級。1949年2月考入石家莊第一中學，尋因吳會賢老師引導而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任校學生會副主席，參加學生代表會，當選市學聯委員。1951年底提前畢業後留校任職總務處，做了一名庶務員。1952年被選派到天津河北師範學院俄文專修班學習。學習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結業返回石家莊第一中學任教師，教授俄語。1954年秋調任石家莊第三中學（初級中學）團總支書記，一年後任該校教導處副主任，不久就被調到中共石家莊市委宣傳部講師團任理論教員。1957年秋考入南開大學歷史系，一年後即被抽調留校任助教，從此與南開大學結下不解之緣。
1959年初夏，劉先生認為南開大學歷史系理應開設思想史課程，卻沒有師資，遂申請到中山大學師從楊榮國教授學習中國思想史。學習期間主要著眼點放在政治思想方面，得到楊教授首肯並指示道，中國的政治思想與哲學、倫理道德等緊密關聯，密不可分，所以學習研究政治思想史，目光要寬泛些。這對劉先生後來的研究有重要啟迪。在中山大學進修時，劉先生旁聽過劉節教授的“中國史學史”，曾拜訪容庚教授，向其請教問學。同時在這一期間通讀了先秦諸子，寫了近十萬字的文稿，為後來撰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奠定了基礎。
劉先生於1960年6月底返回南開大學，在歷史系講授“先秦西漢史”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此後四年間，他整理、修改在中大進修期間所撰文稿，先後在《光明日報》發表了《論孔子的富民思想》和《論荀子的重農思想》，在《河北日報》發表了《論墨子的政治思想》和《論老子的政治思想》，又在《歷史教學》發表《論董仲舒的政治思想》等文章。這是劉先生髮表學術論文之始。據他後來回憶道：“我這幾篇處女作不是別有用心，但也不能說沒有一點點蘊意，搞思想史很難說沒有自己的意識在其中。我當時的想法是提倡點什麼和警戒點什麼。‘文化大革命’中說我是影射和攻擊‘三面紅旗’，也把我‘抬高’了，當時還沒有這種膽識。”
▲閱讀中的劉澤華（圖源南開大學新聞中心）
……“文化大革命”以前及其前期，劉先生認為自己“都是最高領袖的信徒，對其著作以及能聽到的指示視若神明，與己意有差距時，立即檢討，趕忙糾正……不僅唯‘聖人’是從，次一級的‘賢人’也是要緊跟的”，這樣出來的所謂學問只能“從屬於政治”。在這樣的過程中，從緊跟到懷疑，從懷疑到質疑，作為學者理應具有的“自主性，也就在緊跟、生疑之中漸漸萌生了”。劉先生最終走出了“文化大革命”思維。
……
02
“王權主義”視角形成：重估中國歷史
從“王權主義”視角重新審視、評估中國歷史，始於1978年秋。劉澤華先生與王連升教授合作撰寫《論秦始皇的功過是非》。……
他逐一分析了秦始皇的強兵政策，得出結論：“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所採取的政策、措施及其活動，有的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有的則違反歷史發展的規律。但是後者力量大於前者，破壞了推行那些正確政策、措施的社會基礎。造成那樣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嚴峻形勢，對此秦始皇是要負責的。”
這篇以“秦始皇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功大過亦大的人物，集中在他身上的矛盾重重交錯……”為結語的文章在當時產生了兩大明顯作用，“一是把秦始皇還給了歷史，成為自由認識的對象”、“二是在當時的思想環境下，對重新認識和評價‘文化大革命’起了敲邊鼓的作用”。
這篇文章對於劉澤華教授學術思想的形成至關重要，文章中初步顯露出的 “區別於唯物史觀經濟決定論的思想苗頭，很快便發展成了明確的‘君主專制帝國是政治支配經濟運動的產物’的思想”。1981年，他在《中國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形成及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
與其說統一的君主集權制是某種形式的土地佔有關係（國有或私有）要求的產物，毋寧說是權力支配經濟，主要是分配的產物。權力的大小與分配的多寡成正比，所以人們都拼命地追逐權力。封建統一與君主集權就是在這種追逐權力的鬥爭中形成的。這種追逐當然不是個人之間騎士式的角鬥，而是以君主為核心、以軍事和官僚為基礎的集團的行動。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由軍事爭奪而形成的統一的君主集權制具有兩個最明顯的特點：一是它的超經濟性，二是它是一個軍事官僚實體。超經濟性決定了它不僅無視經濟規律，而且多逆經濟規律而行；軍事官僚實體決定了它對社會財富的無止境的貪慾和野蠻的掠奪行為。
劉先生自述，這種從“王權主義”視角重新審視、評估中國歷史的研究方法得益於馬克思的啟發：“馬克思在說到法國中世紀的特點時，曾說過這樣一句話：‘行政權力支配社會。’馬克思雖然沒有詳細展開論述，但這句話對我認識中國傳統社會卻起了提綱挈領的指導作用。我稍加變通，把‘行政權力’變成‘王權’二字。我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最大特點是‘王權支配社會’。與‘王權’意義相同的還有‘君權’、‘皇權’、‘封建君主專制’等等。”……
他在整體上承認經濟關係是社會的基礎，但又從中國歷史實際出發，“認為不能忽視政治力量在經濟中的地位與特殊作用。比如在社會資源分配等等方面，政治一直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因而，與其說劉澤華教授有關“權力支配經濟”、“王權支配社會”的觀點“區別於唯物史觀的經濟決定論”，毋寧說這是他依據對中國歷史實際的考察而對唯物史觀作出的重大補充和發展。這對深化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乃至推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無疑是很有意義的。
將社會史研究同思想史研究相會通，使得劉先生不再受“觀念思維”的拘縛，而是從“王權主義”學說出發，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尤其是古代政治思想史作出了全新的分析和評價。1979—1983年撰著而成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就是他在這方面所做的最早嘗試。
劉澤華先生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以堅實的史料為據，揭示中國自有文字記載開始，政治思想就是君主專制思想占主導地位。……時勢推移，君主專制思想不斷髮展、深化。……“春秋時期政治上的君主專制制度日益強化和發展。與這一進程相伴行，君主專制主義思想與理論也日臻完善，許多人從不同角度和不同方向為君主專制主義思想增磚添瓦。……春秋以後出現的系統的君主專制主義理論在這個時期已奠定了基礎”。春秋戰國時期，“從平面上看百家爭鳴，很有點民主氣氛。但如果分析一下每家的思想實質，就會發現，絕大多數人都鼓吹君主專制，思想上都要求罷黜他說，獨尊己見，爭著搞自己設計的君主專制主義。因此，百家爭鳴的實際結果不可能促進政治走向民主、思想走向自由，只能是彙集成一股強大力量，促進了君主專制主義制度的完善和強化。把握了這一點，才能把握住百家的政治歸宿”。
《先秦政治思想史》就這樣通過歷史實際的揭示和分析，得出了重要結論：先秦政治思想的主旨是君主專制主義（或王權主義）；諸子爭鳴的是實行什麼樣的君主專制；先秦諸子沒有哪一位在主旨上是屬於一些學人所說的民主主義、民本主義、人道主義、社會主義。
劉澤華教授後來說“這一結論大體確定了我其後的學術進路”。
▲浙江人民出版社於1996年出版、
由劉澤華主編的《中國政治思想史》
此後，劉先生一方面進一步從社會史角度深入探索“王權支配社會”，另一方面又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和傳統政治哲學與政治文化，終於形成其以“王權主義”說為主要內容的理論體系。
這一學說思想體系內蘊著許多極富價值的觀點，很值得人們細細體味。如指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古代中國這樣，在幾千年的歷史中，政治權力一直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支配一切、主宰一切的巨大威力。每一個人的謀生手段、人生道路，每一個人的生活方式、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享受等等，封建政府都極力地施加著干預。道德原則、社會輿論、最後裁判權，掌握在最高統治者君主手中，決定著對於人們是非功罪的評判和禍福榮辱的予奪。”“在權力支配一切的古代中國社會，權力在社會分配中可以被看成最一般的等價物。只要有了權，一切東西都可以源源而來。”等等。這些學術判斷是頗為中肯而很有分量的，給人以啟發，難以盡舉。
03
在研究領域，學理高於一切
劉澤華先生曾坦承其心路歷程說：“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我把主要精力投入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為什麼選擇這個方向？回想起來，既有個人志趣，又有自我使命的選擇。志趣人人各異，另當別論。說到使命的選擇，最初出於學科補白。……70年代後期又萌生了‘馬克思主義在我心中’這一信念，到此時才逐漸明確，別人的事歸別人，我自己歸我自己……‘自己歸自己’的意思是指，在研究領域，學理高於一切，而所求的則是學術個性。……自從有了‘自己歸自己’的意識之後，我才開始把‘學理’看得重於一切，也才開始講求學術‘邏輯’。”“無疑還有‘文化大革命’大背景的促使。‘文化大革命’中的封建主義的大氾濫給我以極大的刺激。細想想，那些封建主義的東西並不僅僅是‘文化大革命’的創造，同時也是歷史封建主義的繼續和集成。為了從‘文化大革命’中走出來、從封建主義中走出來，為了清理自己，痛定思痛，無論如何需要再認識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由此可知，劉先生絕非單純為學術而學術的史學家，而是勇於時代擔當，自覺承接時代的使命。
劉先生勤於筆耕，著述宏富，除了大量學術論文外，有個人著作《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反思》、《中國的王權主義》、《先秦士人與社會》、《洗耳齋文稿》、《中國政治思想史集》（三卷）、《八十自述》等。
他很自信地說“我有自己的學術個性”。在他看來，“個性不是一味出奇，故意與他人不同，而是首先有自己的邏輯，並在廣泛佔有資料的基礎上，找出最具典型的、覆蓋性比較大的資料做證據。這兩者互為條件、互為支持”。作為他基本學術理念的“王權主義”和“王權支配社會”說提出以來，儘管曾引發與傳統的主流派、國學派、新儒學派的激烈爭論，但正因為有鮮明的學術個性，他的文章一經發表即受到廣泛關注，“幾乎每篇都被轉載或有摘要發在報刊”。《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反思》出版後不久就被韓國學者譯成韓文，在韓國出版。比利時魯汶大學主辦的《當代中國思想》，是一份在西方頗有影響的學術刊物。該刊2013—2014年之際的冬/春刊出了“劉澤華與中國王權主義的研究”專輯。三卷本《中國政治思想史》由韓國著名學者張弦根教授歷時二十年譯成韓文，於2019年問世。劉先生堪稱當代中國有著國內外影響的著名歷史學家。
▲韓文版《中國政治思想史》三卷本
（節選自陳寒鳴《劉澤華先生生平學行》，《中國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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