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傅兰雅曾经是英国圣公会的一名传教士，他本来是到中国传教的，却误打误撞的进入中国官场，他先是在同文馆任教习一职。因为他不忘自己的传教事业，他在同文馆任职没多久，就辞去了教习之职，继续他的传教生涯。此间他的妻子来中国打算与他完婚，但在英国前往中国的轮船上，他的妻子遭到英国船长的猥亵。对于此事，英国教会非但没有同情傅兰雅，反而说她的妻子是不洁之人。决定将傅兰雅在圣公会除名，这就是是所谓的西方教会的“大爱”。对此，傅兰雅非常不满，他给英国圣公会不断地去信，说明妻子的遭遇。傅兰雅希望圣公会能够谅解，表示他和他的妻子都是受害者。圣公会终于表现出一点宽容，要求傅兰雅离开到上海去管理一所教会参与筹建的学校。老实说，傅兰雅对这个要求很不情愿，但他还是于1865年10月到了英华书院出任院长一职。
傅兰雅像
英华书院是在上海的传教士、商人及中国官绅共同发起创办的，招收华人富家子弟，讲授英文、中文以及其他课程。英华书院是当时上海高标准的一所新式学校。学校办学之初，就决定收取学费每年银两50两。英华书院培养的学生中有日后成为著名启蒙思想家的郑观应。
身为传教士，傅兰雅并不忘传教的宗旨。在英华书院期间，他每个星期日都要讲解《圣经》，有10个至25个学生来听布道。但傅兰雅却不赞成在学校内直接传教，认为应该潜移默化地进行。否则，书院过分强调宗教色彩，会把学生吓走。他的做法遭到圣公会多名传教士的反对。[1]
此时，傅兰雅很想辞掉英华书院的教职工作，并多次产生了返回英国、回乡定居的想法。他说，“回到家乡寻找一个僻静的小村居住，找一份轻松的营生，拿一笔过得去的薪金，娶一个可爱的女人操持家务，这是多么惬意的事！”他曾为自己描画了这样一幅图景，并不是真的要这样去做，而是用来驱散日常生活中的失意和沮丧。他清醒地认识到，“像我这样在国外待了六年的人，即使回国，也无异于去了一个陌生的国度。我在中国养成习惯，没有两三年是难以改掉的。长期滞留中国的人，回到英国是不会幸福的”。
但是，傅兰雅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有着“衣锦还乡”的情结。他认为，没有取得成就，毫无建树的回国，等于是向圣公会那些人承认自己的失败；他感到，自己年轻，趁中国正在开展洋务运动的大好时机，应该好好的大干一番，况且中国也是需要像他这样对中西方都有较深认识和了解的人的。1866年，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我命该在中国待下来，我已学了六年汉语，懂三种方言，了解了书写的一般规律，假如我把这一切扔掉，就等于我把时间白白抛弃了。另外，我在英国又能找到什么工作呢？而中国目前才刚刚向西方文明开放，每年它都会出现相当大的进步。两三年之后，我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就将成为无价之宝，人们会说我人才难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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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兰雅选择了留在中国，他决定利用他在中国积累的人脉关系，开创自己的未来。
1868年5月，傅兰雅在英华书院的任期届满，鉴于在传教问题上的巨大分歧，董事会决定不再延聘。这时摆在傅兰雅面前的有四种选择：一、到上海广方言馆担任教习；二、到上海租界工部局当翻译，年薪200美元；三、到江南制造局当翻译，年薪800美元；四、专致于传教，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传教士。[3]
老实说，传教一直是傅兰雅的意愿，因而他仍然试图为循序渐进地进行基督教传播的观点而为自己辩驳。傅兰雅说，“名义上我是英国国教的一员，但在中国期间，我的宗教视野扩展了，所以我倾向于很自由的思想……”。他希望成为一名传教士，为此甚至写信给其他的传教机构，申述自己的遭遇，希望得到传教工作的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号称“大爱”、“爱人如己”、拯救人类的基督教会的头头脑脑们竟然都不愿意同这么一位与“品行不端”的女人结婚的人有所联系。1868年1月22日，傅兰雅在写给美国圣公会主教卫三畏的信中再次表达了希望传教的愿望：“关于我在另外地方工作的事情，业己协商，但是鉴于我来到中国的初衷是进行宗教活动，假如我能得到一个固定职务，我能把全部时间献身于耶稣基督事业，我感到从事纯世俗工作，总是不相宜的。”遗憾的是，傅兰雅的主动示和并没有引起重视。一次又一次的遭到冷遇，他决定在中国选择“世俗性工作”，接受清朝官员的邀请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事译书工作。
实际上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之前，傅兰雅一边在英华书院任职，一边从1866年11月开始兼任《上海新报》编辑。此间，他已经主持编译了不少西学文章。《上海新报》是近代上海第一家报纸。1867年，傅兰雅编译了合信的《博物新编》、裨治文的《联邦志略》、袆理哲的《地球说略》、伟烈亚力的《重学》等书。1867年，京师同文馆开设算学专业，上海有不少人建议《上海新报》刊载有关西方数学的内容，《上海新报》膺其请，从9月19日起，连载《西算学》，介绍西方数学的基本知识。1868年4月，傅兰雅因决定受聘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辞了《上海新报》编辑之职。 [4]
江南制造局翻译处
1868年5月底，傅兰雅正式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对于这份新工作他充满信心，也把此视为进入清廷管理上层的阶梯。他在给表姐的信中写道，在中国，“我已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工作还算满意。这真是我莫大的安慰。……我现在的工作令我非常快乐。我一直很喜欢科学，但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学习。而现在学习是我的责任也是令人高兴的事情。我非常认真的学习科学，虽然可能永远不会成为科学家，但我立志要掌握一些科学领域知识。我已经开始学习并同时翻译三部著作。上午翻译开煤采矿的内容，下午是化学，晚上是声学。……我希望中国政府能任命我带领一群年轻人到欧洲去认真地考察学习我们的各种制造艺术。我现在的工作只是‘小而琐碎的事情’，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傅兰雅希望在工作中获得清朝官员的认可，并像赫德那样获得荣誉和地位。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我的目标是将来得到中国政府的任命，在伦敦建立一所中文学院……为我自己在中国留下良好、持久的名声，那也将成为傅兰雅家族的荣誉。”
参考文献：
[1]尚智丛：《传教士与西学东渐》，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
[2]张功臣：《洋人旧事：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第102页。
[3]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71页。
[4]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571页。
[5]张功臣：《洋人旧事：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第105页。
[6]张功臣：《洋人旧事：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第106页。
[7]尚智丛：《传教士与西学东渐》，第207页。
[8]傅兰雅：《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见《格致汇编》第六卷，188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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