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德軍裝甲兵之父”的古德里安，他的肖像至今還掛在德國軍營裡。古德里安提出了閃擊戰理論，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軍在閃擊戰理論的指導下27天征服波蘭，1天征服丹麥，23天征服挪威，5天征服荷蘭，18天征服比利，39天征服法國。
集中、突然和速度是閃擊戰的三個關鍵要素。閃擊戰的精髓就是最大限度地集中優勢兵力以最小的損失，突然而迅速地達到戰爭目的。20多年前的中國大地上爆發了一場直皖大戰，交戰雙方都使用了閃電戰術。那麼，誰獲得了勝利？靠什麼取勝的呢？
1920年6月13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已進駐河南、威脅京師的吳佩孚發出通電：反對安福系包辦和談，建議召開國民大會解決一切問題。這份通電之所以把所有的小夥伴都驚呆了，是因為吳只想到要解決國家統一大計，忘了他只是個小小的師長角色。這對皖系無異於火上澆油。
此時的吳佩孚已迅速完成了北上布兵，主力在河南待命。張作霖暗中策應直軍，分批開進廊坊。曹錕所部移兵德州兵工廠附近，並以德州為直軍右翼前沿陣地。兵力部署全部到位，曹、吳等召集秘密軍事會議，高調提出撤銷邊防軍，免職徐樹錚等苛刻條件。
段祺瑞聞訊後，立即要求徐世昌懲辦曹、吳。同時，段開始佈防，調徐樹錚的西北邊防軍嚴守京師。隨後，在團河成立定國軍總司令部，段自任總司令，徐樹錚為總參謀，段芝貴為第一路司令，曲同豐為第二路司令兼前敵司令，魏宗翰為第三路司令。7月5日，段祺瑞對邊防軍緊急動員，準備迎敵。
看到懲辦曹、吳的命令，曹錕立即舉行誓師禮，派吳佩孚為前敵總司令，號稱“討賊軍”，設大本營於天津，設司令部於高碑店。吳佩孚親率大軍，戰略目標為“直搗北京，驅逐段徐”。
段祺瑞對閃電戰術胸有成竹，自信只要96小時就可以攻下保定。但之前宣佈“局外中立”的奉軍在京奉路、津浦路及馬廠、軍糧城一帶佈防後，公開通電討伐段祺瑞，這讓段始料不及。他再找總統請求頒發停戰令，重回和談，此時的徐世昌只是例行公事應付了一下。
鑑於一觸即發的情勢，段祺瑞遂於7月14日下午召集特別軍事大會，下達總攻令，直皖戰爭正式打響。那麼，段祺瑞是如何運用閃電戰術擺兵佈陣的呢？
段祺瑞派出西路軍總指揮段芝貴，率邊防軍曲同豐等主力沿京漢鐵路南下，直趨保定；命令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率部北上，駐洛陽的西北軍混成旅同時東進，三軍會合，圍殲直軍主力於中原。東路軍由徐樹錚為總指揮，全力奪取天津並乘勝南下。駐濟南馬良部沿津浦路北上，夾擊殲滅東線直軍。
西路是雙方交戰的主戰場。7月14日晚8時，邊防軍發起總攻擊，炮火猛烈，直軍後退，但並未打到直軍痛處。15日晨，皖軍集中火力向固安及宮村附近的直軍猛烈進攻，吳佩孚指揮直軍頑強抵抗。而東路西北軍進攻直軍楊村防線，處於膠著狀態。到16日，經過3天較量，直軍處於不利，防線一退再退。
難道吳佩孚的兵力不敵邊防軍嗎？其實直軍後撤乃誘敵之計。吳將精兵擺在左右兩翼，只等皖軍深入。16日，右翼直軍北進將邊防軍第三師擊潰，師長陳文運受傷逃走，直軍佔領南莊、長安城等地。偏偏當夜下起大雨，皖軍重型榴彈炮失去威力。吳佩孚親率左翼一部兵從天而降，突襲皖軍前敵總部，生擒前敵指揮曲同豐。
戲劇的一幕出現了：吳佩孚與曲同豐既是山東老鄉，又有武備學堂的師生，這回學生抓住了老師，真是“教會徒弟打師傅”。曲同豐被俘後竟在保定上演了一出向曹錕獻刀的鬧劇。他還發出通電，勸告邊防軍投降。段祺瑞聽說曲同豐獻刀受降，又看到被打得潰不成軍的部隊降的降、跑的跑，有的跑回京城，非常震怒，下令關上城門，不許敗兵回城。
西路軍總指揮段芝貴倒是有“大將風範”。他將火車作為司令部，在車廂裡一邊打麻將，一邊坐視外面的戰況。曲同豐老窩被端的消息傳來，他扔下打了一半的牌局溜之大吉。原來，他早就有所防備，火車頭是朝北的。西線戰場已全線潰敗，那麼，東路又如何呢？
奉軍與直軍形成掎角之勢，集中兵力夾擊皖軍，廊坊告急。徐樹錚聽到西線軍一敗塗地，扔下人心惶惶的部隊跑回北京。直奉聯軍長驅直入，輕易收拾了東路軍。那麼，身為段祺瑞小舅爺的吳光新該拼死一搏了吧？
吳光新手握6個旅，本是皖系一支重要的軍事力量。段祺瑞密令他向漢口秘密集結，伺機突襲湖北。可湖北督軍王佔元擺了桌鴻門宴，不費一槍一彈就拿獲了吳光新。吳光新所部看大勢已去，大部接受收編。
到了18日，段祺瑞接受失敗的事實，再次請求徐世昌下停戰令，亦派人到天津求和。次日，段祺瑞發出通電引咎辭職，以謝國人。此後，直奉聯軍進入北京，直皖戰爭至此結束。26日令撤銷曹錕、吳佩孚等處分。29日下令通緝禍首徐樹錚、曾毓雋、段芝貴等人。
皖系倉促應戰，看似兵強馬壯，裝備精良，但實質上缺乏戰略考量。尤其是決策者一邊想和，一邊應戰。段祺瑞一直沒有放棄和平統一的努力，甚至在吳軍兵臨城下時，還親自前往保定，密見曹錕，爭取不戰而和。他多次懇請徐世昌下令停戰。如此猶豫不決的心態影響他對戰略戰術的總體部署與決戰到底的信心。
定國軍在宣傳戰方面乏善可陳。相比於吳佩孚直接將皖系定位於“賣國禍民”的全民公敵、通電連篇、言辭激烈、影響空前，段祺瑞只是從行政體系上譴責直系挑戰中央政府權威，顯然在格調上低了許多。
最重要的，雙方都熟知《孫子兵法》“兵貴勝，不貴久”，但段祺瑞不僅在戰略部署上慢了吳佩孚一拍，而且吳佩孚還嫻熟運用了圍魏救趙之術，與閃電戰術構成一個戰術組合，快速制勝，這比段祺瑞採取單一戰術勝出一籌。
再一點，段祺瑞沒有一支屬於自己的嫡系部隊，只有靠利益鏈條維繫在一起的幾位將領。徐樹錚既已成為直奉的死敵，本應破釜沉舟，決一死戰，但戰端一開首先考慮的是自身退路。若他們在吳佩孚麾下，將是軍法侍候。如果古德里安穿越到當時的中國來收一個愛徒，非吳佩孚莫屬。
從“定國軍”的名字上就可看出段祺瑞的良苦用心。有著“三造共和”美譽的他，一心想通過和平方式統一中國，一致對外。但是，他的每一次努力都沒能阻止戰爭的發生，而每一次戰爭都離他夢寐以求的共和體制漸行漸遠。這是他個人理想的失敗，也是近代中國精英政治的失敗。
段祺瑞晚年，面對日寇入侵中華，堅守民族氣節，留下親筆遺囑，向國民政府提出，他想以此作為國家的“復興之道”，字裡行間折射出拳拳愛國之心。
官德上無可置疑的段祺瑞，在和平與戰爭的博弈中碰得頭破血流，註定成為一個充滿爭議的民國梟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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