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的經脈》
姜義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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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般性強調“傳統”之於“中國道路”的作用不同的是，姜義華先生的《中華文明的經脈》高度重視“現代中國”特別是“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對“傳統”的淘洗與轉化。因此，姜先生一方面批評所謂“國學”的學術定位邏輯不清，一方面則強調傳統文化需要“在批判中繼承，在創新中發展”。某種程度上，正是古老傳統與現代文明的不斷衝突與融合所造就的“活的傳統”，構成了中華文明歷久彌新、革故鼎新的強大動力。
——羅崗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精彩文摘
中華文明的多樣性與整體性
壹
一個歷久彌新的原生巨型文明
中華文明至少已經延續了三四千年，是世界五大原生性的第一代文明中唯一一個沒有中斷、至今仍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明。
從遠古時代到公元前20世紀左右，是中華族群、中華酋邦、中華文明的孕育與萌芽階段。古史傳說中的華夏集團、東夷集團、西戎集團、三苗集團、南蠻集團等，開始形成了具有政治管理性質的酋邦，創造了豐富的原始文化。
公元前20世紀前後到公元前3世紀中期，是中華族群、中華早期國家、中華文明基本架構形成階段。夏族、商族、周族相繼崛起，同西戎、北狄、東夷、南蠻各族聯繫日漸頻繁，中華族群趨同性、內聚力增強，形成春秋、戰國時代的領土相當廣大的諸侯國，它們相互建成各類不同的政治聯盟，開始趨向建立統一國家。在它們相互之間廣泛的碰撞、互補與融合過程中，中華文明的基本架構和中華文化的核心觀念逐步確立。
公元前3世紀晚期至公元3世紀初，是中央集權的多民族統一國家與大一統的中華古代文明確立階段。秦漢王朝時，具有共同地域、共同文字語言、共同經濟生活及共同心理文化的漢族已經形成，西域、匈奴、西南夷諸族，與漢族的聯繫更為廣泛而密切。
從公元3世紀初至公元13世紀中葉，是在新的民族混合與重組基礎上，大一統的中華族群、中華國家、中華文明輝煌發展階段。這一階段開始時，東漢王朝分裂為魏、蜀、吳三國，經過西晉短暫的統一，進入南北朝時期，匈奴、氐、羌、鮮卑等族入居內地，在激烈衝突中形成新的民族融合。隋、唐在這一基礎上重建了大一統國家，毗鄰的南詔、吐蕃、突厥等族也進一步強大。稍後又出現了五代十國分裂局面，逐步形成宋、遼、金、夏、于闐、大理、吐蕃並峙的局面。經過近千年新的大碰撞、大融合，以及同印度文明、中亞及西亞文明的相互交流，中華文明以及中華國家體制都獲得了創造性的重大發展。
公元13世紀中期至公元19世紀中葉，是大一統的中華族群、中華國家和中華古代文明普遍發展與局部更化階段。推動歷史進入本階段的，是蒙古族的崛起與強大。其後，經過明王朝、蒙古及烏斯藏的新的磨合，至清王朝時期，中國作為一個包含現今全部版圖在內的多民族的統一國家已經穩固確立。
公元19世紀中葉至公元20世紀中葉，是中華民族、中華國家、中華文明面臨西方資本主義的衝擊而開始向現代民族、現代國家和現代文明轉型階段。這一階段，中華民族在空前危機與共同奮鬥中形成了新的凝聚力，在新崛起的工業文明和市場經濟基礎上，開始向現代民族轉變，結束了已持續兩千多年的君主制，國家形態開始向現代國家體制轉變。從20世紀中葉開始，在空前廣泛而直接的世界聯繫中，中華民族、中華國家、中華文明重新確立了自身獨立自主的主體地位。中華民族一步步走向偉大復興。
貳
一個包容性極強的多樣性、複合型文明
中華文明是一種以農耕文明為主軸，以草原遊牧文明與山林農牧文明為兩翼，並藉助傳統商業、手工業予以維繫，通過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服務業予以提升的複合型文明。
中國傳統農耕文明起源甚早，可能已有五六千年之久。自商鞅變法以後，中國農耕地區就一直以一家一戶為基本生產單位和生活單位，以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根基。小農家庭中的人力、畜力、物力，能夠較為合理而充分地予以利用，而在生產和生活過程中又特別能夠節省與節約。土地可以買賣，勞動力、資金、資源等各種生產要素可以在一定範圍內流動，固然會導致土地集中，社會兩極分化，但它們又可使小生產者具有很高的生產積極性，並能夠在受到嚴重摧殘後，頑強地迅速恢復與再生。正是這種小農經濟，奠定了中華農耕文明長時間綿延不斷地存在與繁榮的主要基礎。
同時，中華傳統文明的形成，從一開始就與北方及西部地區的草原遊牧文明、西南廣大地區山林農牧文明的生成和發展密切聯繫在一起。農耕文明區域雖較小，但人口集中，生息在這一區域的人口經常佔全體人口的80%以上，因此，它構成了中華傳統文明的主軸。草原遊牧文明與山林農牧文明地區人口相對較少，但地域特別廣闊，極其廣泛地影響著農耕文明和整個中華文明的發展。這三種文明在長時間的積極互動中取長補短，形成互相依存、互為補充的密切關係。在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相當發達的商業與手工業，不僅是將分散的廣大小農維繫在一起的重要紐帶，而且是將農耕地區、草原遊牧地區、山林農牧地區維繫在一起的重要紐帶。它們不僅推動著傳統農耕文明成為一個整體，而且推動著傳統農耕文明、草原遊牧文明、山林農牧文明成為一個整體。至於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服務業的建立和巨大的發展，雖然極大地改變了中華文明傳統的經濟根基，但這只是中華文明自身的提升，而不是中華文明的斷裂與否定。
叄
政治大一統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根柢
自秦漢以來，政治大一統成為中華文明一個最顯著的特徵。隋、唐、宋、元、明、清，毫無疑問是大一統的國家;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十國、遼金西夏，雖呈分裂態勢，但只是追求大一統而未達目的的結果，分治的每一方都希望以自己為中心實現大一統。這也許可以對應湯因比所說的“統一國家”與“統一和平”，但在中華文明中，它絕非一個短暫的發展階段，而是整個文明存在和發展的基本訴求和主要支柱。
政治大一統國家之所以產生，首先是因為分散的小農經濟，需要集中而統一的行政權力對於社會的全面支配，解決他們無法分別解決的興修水利、防災防荒、利益衝突等一系列共同問題;同時，是因為要在農耕文明與草原遊牧文明及山林農牧文明之間建立起穩定的秩序，使它們不再彼此衝突，而能積極地相輔相成。
近百年來，人們在揭露和抨擊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黑暗統治時，經常漠視傳統的政治大一統的歷史合理性。在西方民族國家理論與實踐的影響下，不少人曾試圖將中國傳統多民族統一國家改變為單一民族國家，將中國傳統單一制國家改組為聯邦制國家，將傳統集權制改組為分權制，將傳統郡縣制改組為地方自治制，將大一統精英治國改組為多黨或兩黨競選治國。可是，一接觸中國政治實際，所有這些構想都碰了壁，因為當這些方案付諸實施時，非但沒有將中國引向大治，反而一再將中國引向大亂，引發極為激烈的社會政治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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