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代英國作家中許多人有“異域”情結，毛姆也不能“免俗”。尤其對中國，他有著濃厚的興趣，1915年，在他的代表作《人性的枷鎖》中，就有一箇中國人形象。故事裡“宋先生”是個好人，臉上常掛著笑，說起話來很快，口音異樣，和和氣氣——他正在大學裡研究西方社會，可一等到他和西方女人談戀愛，就變得有些令人厭惡。這顯然是西方式的眼光，迷惑，又帶著偏見。這個形象顯然有原型，可能是他當初在巴黎遇到的某個人，文化的碰撞讓毛姆覺得緊張，同時也誘發了他的好奇心。寫完《人性的枷鎖》之後，毛姆便開始了旅行，目的地——遠東，他去了印度､緬甸､新加坡､馬來西亞，終於在1919年來到中國，足足遊覽了四個月，然後一口氣寫了不少中國題材的作品，戲劇､散文､長篇小說，林林總總，硬是形成了一個“東方系列”。而那時候，張愛玲才剛剛出生沒多久。
等到張小姐登上文壇，毛姆顯然早已是個世界知名的作家，儘管文學評論界絲毫沒有把他捧為經典作家的意思，但他的作品被讀者廣泛傳誦著，不可忽視的覆蓋面，讓毛姆有了一種不容忽視的影響力。畢竟人們需要聽故事，長的，短的，人性的複雜與微妙，融會其中，讓毛姆的小說格外有生命力。張愛玲喜歡毛姆的書，張子靜說:“她(張愛玲)頂喜愛看小說，《紅樓夢》和毛姆寫的她頂愛看。”和《紅樓夢》相提並論，毛姆對幼年張愛玲的吸引力可見一斑。到了港大，她的老師貝查也鼓勵她多讀毛姆。張愛玲痴迷於《紅樓夢》，也痴迷於毛姆，對張愛玲來說，毛姆更像是“西方的曹雪芹”，他的人生故事和他寫的故事，都讓張愛玲找到了某種心理印契。
張愛玲與毛姆
欣賞文藝的人，說到底多是在欣賞他們自己。曹雪芹—毛姆—張愛玲這一路順下來，我們不難發現一種極其相似的人生經歷，牽起情感的鏈條，隔著時光，隔著種族和語言，硬是讓不相干的幾個人成了知己。張愛玲是懂得完型的，她總是用自己的人生體驗，投射到藝術作品當中去，進而去幫助藝術品(藝術家)延伸解讀的空間，順帶釋放自我。曹雪芹是破落貴族，張愛玲也是。毛姆呢?他母親是貴族之女，父親做律師，在英國大使館工作，經常和上流社會的人打交道，可以想見，毛姆的童年也曾是“蘊藉華美”的。可天意從來高難問，十歲之前，毛姆的父母就相繼過世，他突然變成孤單一人。窮困與寂寞好像兩條毒蛇，一口咬住了毛姆的心。他總是那麼緊張，還口吃——一緊張就更口吃，老被同學笑。他缺少愛，他是一個失落的人，不得不反抗這個世界——變得敏感，多疑，理智到冷漠，但又格外能看透底層人的愛慾掙扎。毛姆和張愛玲都有陽光照不到的陰暗面。
毛姆的寫作定位是，比嚴肅的小說家通俗一點，比通俗的小說家又嚴肅一點。和他同輩的作家中，喬伊斯走意識流，勞倫斯利用弗洛伊德學說寫性，詹姆斯在心理描寫上下功夫，康拉德追求情景交融，但毛姆依舊堅持講自己想講的“故事”，在雅與俗之間找到一條出路。張愛玲給自己小說的定位也剛好是雅俗共賞。“我的作品，舊派的人看了覺得還輕鬆，可是嫌它不夠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覺得還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夠嚴肅。但我只能做到這樣，而且自信也並非折衷派。”在《多少恨》裡，她又刻意辯解似的說:“我對於通俗小說一直有一種難言的愛好；那些不用多加解釋的人物，他們的悲歡離合。如果說是太淺薄，不夠深入，那麼，浮雕也一樣是藝術呀。”如此立場，固然有中國傳統小說的影響，但毛姆的影子，也多多少少籠罩在張愛玲頭上。
毛姆喜歡寫真人真事，或者說，他喜歡用真人真事做底子，然後再展開想象。不過他的想象力總是很有限。毛姆說:“我竭力做一個誠實的人，作家這個職業最重要一點是謹防偽善之言。”張愛玲則說:“我只求自己能夠寫得真實些。”她從來都是寫真事的高手，出道之初，就把身邊人物“出賣”殆盡，到了晚年，更是把文字的解剖刀朝向自我，一遍一遍地寫家族史，寫自己的成長史。他們的作品，政治味道都不濃，表面上看，他們都是寫大時代中的普通人——剛好這些人也都不徹底，他們用芸芸眾生織起了自己的作品序列，細而密的，灰撲撲的，但又那麼豐富，接近人本身。這是寫作口味的問題，也多少在策略上回避了政治的“威脅”。與此同時，“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派，他們則批評地吸收。張愛玲的文字豔麗華美，但更重要的，其實是文字之下的“人生的底子”。他們都不“趕時髦”，但反倒有了一些超時代的質素。生存的困境和人性的糾結編織在一起，像一張大網，一收束，俘虜了異世代讀者的心。
張愛玲說:“我知道我的作品裡缺少力，但既然是個寫小說的，就只能儘量表現小說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們創造出力來。而且我相信，他們雖然不過是軟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這時代的總量。”時代走到那裡，英雄已經越來越“矮”，變得與普通人齊平。毛姆和張愛玲都是走在現實主義的末端，沾到了現代主義的氣息，只不過在技法上，他們沒走極端，依舊寫實。不像卡夫卡，他是要把人變成“甲蟲”——不但不是英雄，連人都不是了。不過毛姆到底是西方作家，他也曾吸收現代主義的技法，寫新作品:《人性的枷鎖》在結構上努力創新，而小說《風箏》的篇首更是直言這故事有點弗洛伊德的味道。張愛玲也接受弗洛伊德，早年的《心經》和《茉莉香片》，寫戀父，性心理分析就是主角。到了晚年，她則迴歸中國文學的傳統，推崇《紅樓夢》和《海上花列傳》，寫出“平淡而近自然”中的戲劇性。
張愛玲早年住所
毛姆的小說裡幾乎是無愛的，張愛玲也習慣在小說中把愛擠壓到只有一點點，就好比白流蘇和範柳原，鬥來鬥去，用盡心機，也只能在天荒地老的一堵牆下面擠出一點真心。毛姆和張愛玲都經歷過世界大戰，戰爭炸掉了一切，也炸掉了那些四平八穩的價值觀。戰爭讓人們發現了惡。毛姆就喜歡寫那些出乎意料的故事，從中折射人性之“惡”。《患難之交》講一個老闆故意讓缺錢的應聘者遊過一個危險的海域，最終應聘者被淹死；《午餐》嘲笑了一個曾經敲過“我”午餐竹槓的太太，現在變成了體重三百磅的大胖子；《滿滿一打》裡，一個結過十一次婚的重婚犯，在海濱引誘了一個看似“百毒不侵”的老處女，讓自己的結婚戰績上升到“滿滿一打”。張愛玲也寫惡，環境逼出的惡人，像曹七巧，但張愛玲多少還有那麼一點悲憫。她的反高潮，讓故事中的人物重重地跌落在地上——真叫一敗塗地，可在此之後，她又善於把一切撫平，恢復原樣，就好像小說《封鎖》裡的呂宗楨和吳翠遠，短暫的白日夢過後，什麼也沒有。生活就是這樣週而復始的，每個人都只能咬牙堅持，好強的，委屈的，都抵不過生活的潮湧嘩啦啦衝過。
毛姆愛用第一人稱敘事，但又總跳脫在故事之外，讓這個“我”像一個觀察者，冷冷地看著一幕幕人間悲喜。毛姆寫作的口氣是優雅綿長的，有時候甚至有點囉嗦，但態度，則大多是嘲諷，有時還故意訝異。在這一點上，我不敢說張愛玲沒受毛姆的影響，那種微諷的口氣，可謂極似，只不過張愛玲的口氣裡，常常又有些少女的俏皮和冷漠而已，毛姆卻是紳士氣，有喜劇性。張愛玲早期的短篇也有一些是喜劇性的，《琉璃瓦》就是個典型。他們的短篇小說通常都是封閉的，首尾呼應，讓讀者讀罷若有所思。
毛姆和張愛玲都是“傳統”的留戀者，甚至是守護者。有趣的是，他們所迷戀的“中國”，竟然有交集——他們都對帶有古韻的“舊中國”一往情深。張愛玲曾在和炎櫻的對談中，說自己“喜歡古中國的厚道含蓄”。毛姆來中國旅行，也是存著一個“考古”的心，他要那個神秘絢爛的古中國，至於戰亂､民生，他在寫作中多少選擇性地規避掉了。但這並不代表他沒有思考。他藉故事中的人物說道:“一種文化，最古老的世界知名的文化被粗暴地掃蕩著，從歐美留學回來的學生們，正把這種自古以來一代接一代建立起來的東西無情地踐踏掉，而他們卻拿不出東西來替代。他們不愛他們的國家，既不信仰，也不尊敬。一座一座的廟宇，被信士們和僧侶們糟蹋，讓它們衰敗以致坍塌，到現在它們的美除了在人們的記憶裡什麼也沒有了。”
常德公寓 張愛玲故居
他在五四之後來到中國，態度顯然是複雜的，西方的思想與文化藉著“新青年”們的手，衝擊著老舊的中國，泥沙俱下，很多優雅埋葬其中。張愛玲1920年出生，長大之後，五四已經與她隔了一段距離。對於五四，她的態度更加理性､冷靜，那篇先寫成英文後譯成中文的《五四遺事》，張愛玲用對個人的家庭軼事的諷刺，質疑了五四的自由戀愛風潮。
張愛玲的小說和為人都是有些道家氣的，她父親就有些隨性不羈，晚年張愛玲寫《小團圓》，對於那樣一個隨性的父親，多有讚賞而她的小說，則時時刻刻體認著虛無。莊子說:“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懂得了無用，才可以談有用。所以，懂得了人生的虛無，才能好好愛悅人生。張愛玲明白這個虛無，所以她早年對物質生活格外留戀，她總是想從細密､精緻的物質中，打撈虛無。《沉香屑》裡寫葛薇龍的心理，“她的未來，也是如此———不能想，想起來只是無邊的恐怖。她沒有天長地久的計劃。只有在這眼前的瑣碎的小東西里，她的畏縮不安的心，能夠得到暫時的休息”。悲觀和絕望是汪洋，“瑣碎的小東西”是浮板，能抓還是抓。不然又怎麼辦呢?又因為虛無似海，所以大家只能各自保平安。張愛玲的個人主義，自然而然生髮了出來。
很有意味的是，毛姆也喜歡《莊子》，只是他喜歡莊子的出發點，是作為資本主義基石的個人主義。毛姆在小說裡說:“我拿起翟理斯教授的關於莊子的書。因為莊子是位個人主義者，僵硬的儒家學者對他皺眉，那個時候他們把中國可悲的衰微歸咎於個人主義。他的書是很好的讀物，尤其下雨天最為適宜。讀他的書常常不需費很大的勁，即可達到思想的交流，你自己的思想也隨著他遨遊起來。”把莊子和道家，解讀為個人主義，顯然是一種錯位，中西方文化的流脈，陰差陽錯地對接起來，儘管雞同鴨講，但好歹找到了握手的契機。
毛姆
毛姆喜歡戴一頂禮帽，嘴上叼一支菸鬥；張愛玲的經典形象則是昂頭，一身旗袍。晚年張愛玲迴歸中國文學傳統，她有心延續《金瓶梅》､《紅樓夢》､《海上花列傳》的中國言情小說譜系，一個人在美國的小屋裡，孜孜以求。毛姆的文學世界迷茫而落寞，但他個人的晚年卻熱鬧､祥和。他活到九十出頭，堪稱高壽，儘管沒有諾貝爾文學獎加身，但榮譽對他來說，也從不缺乏。英國牛津大學和法國圖魯茲大學分別授予他“榮譽團騎士”稱號，英女王授予他“榮譽侍從”，著名的嘉裡克文學俱樂部特地設宴慶賀他的八十大壽。相比之下，張愛玲拿的那個《中國時報》特別成就獎不但遲，而且分量也輕得多。繁華與落寞交替更迭，多數人的人生只是一個蒼涼的手勢，習慣就好。張愛玲晚年身體狀況不佳，無事時，幾乎足不出戶；而毛姆卻很熱愛旅行，八十五歲時，他還去了一趟遠東○
（本文選自伊北《蚤滿華袍：張愛玲的後半生》）
《蚤滿華袍：張愛玲的後半生》
伊北 著
廣西師大出版社·新民說
2014
這是一本以張愛玲後半生為寫作焦點的傳記。她是一名天才少女，也是一個時代的異類和傳奇。寫作曾經帶給她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戰火紛飛時，她享受著成名的歡愉和戀愛的放恣，戰事一停，一切戛然而止，戀人背叛，她的寫作事業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她失去了精神的支柱，就連生活的依憑都忽然變得搖搖欲墜。
出走美國後，她在異鄉步履漂泊，不得不忍受經濟的窘迫，照顧癱瘓的丈夫，輾轉於不同的城市尋求安身之地，曾經的榮耀與聲名都成了過眼煙雲。殘酷的生活剝離掉了一切浮皮，把她還原成一個最樸素的寫作者的形象，幾乎要將她打倒。看張愛玲的後半生，幾乎是要落淚的，然而又那麼佩服，正像她的那句話所說：“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一個人在一生中，能夠真心熱愛一件事，並且貫徹到底，究竟是幸運的。
一個朝聖者的虔誠，雖不能扭轉乾坤，但卻能給予內心豐潤與安然。也許，對於張愛玲來說，寫作，從來都是一種抵抗，一種病，一種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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