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蒋介石任命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徐祖贻为参谋长，长官部设徐州，其主要任务是指挥津浦线一带的防御作战。当时李宗仁麾下除国民党中央军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地方部队，也就是所谓的“杂牌军”。熟悉民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蒋介石治军分亲疏，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当时国民党“嫡系部队”的待遇比“杂牌部队”要优厚许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徐州会战的国民党地方部队还是以民族大义为重，与友军一道团结一致，同德同心，打出了中国军队的风貌和威风。
李宗仁与蒋介石、白崇禧在一起
李宗仁留下了没人要的川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立即向中央和全国通电请缨抗战：“和平果已绝望，除全民抗战外，别无自存之道，要求当局早决大计，甫澄（刘湘字甫澄）愿率川军供驱遣抗敌！”不久，刘湘又发表《告川康军民书》，对全省军民作出动员：“中华民族为巩固自己之生存，对日本之侵略暴行，不能不积极抵抗！凡我国人，必须历尽艰辛，从尸山血海中以求得最后之胜利！……四川为国人期望之复兴民族根据地与战时后防重地，山川之险要，人口之众多，物产之丰富，四川7000万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 9月，各路川军摒弃前嫌，将各部精锐整编为第22集团军，由邓锡侯任总司令，下辖第45军（军长邓锡侯）和第41军（军长孙震），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第22 集团军编组完毕后，自四川徒步至陕西宝鸡，后车运河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归阎锡山的第二战区指挥统辖。川军手中的武器装备极为落后，甚至很多都是当地土造的“单打一”，凑合着打个山鸡、野兔什么的还行，上战场杀敌根本不行。兼之他们的军需补给、枪械弹药无人问津，完全得靠自己就地解决，阎锡山一看无利可图，马上请示国民政府军委会，请求将川军转派他处。
蒋介石命侍从室问问第一战区程潜要不要，谁知一听是川军，程潜就像是遇到洪水猛兽一般，不待说完，就在电话里一口回绝道：“不要，不要。连阎老西都不要，你们还往我这儿推，我不要这种烂部队。”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挥着手大声嚷道：“这里不要，那里也不要，把他们调回四川好了，统统调回去！”
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台儿庄
这时一边的白崇禧想起了徐州的老大哥李宗仁，便向蒋介石进言道：“我打个电话给李长官，问问五战区要不要。”就这样，李宗仁收留了这支出川抗战却四处碰壁的队伍。后来，邓锡侯、孙震等川军高级将领事后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对李宗仁的知遇之恩感激不尽，内心深处，他们绝不愿就这么落魄地回去，那岂不是丢尽了四川人的脸面。李宗仁当时也正急需要兵，更何况他历来坚信，世间无不可用之兵，只要长官遇事公正，体贴部下，将士一定会用命杀敌的。后来正如李宗仁所料，川军将士用生命和鲜血报答了国家和民众，在随后不久的藤县保卫战中，川军数千官兵用粗劣的武器抵抗疯狂进攻的日军，最后几乎全部阵亡，其中，第122师师长王铭章、第122师参谋长赵渭滨、第124 师参谋长邹慕陶等以身殉国。
张自忠向李宗仁立正敬礼
1937年七七事变时，张自忠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和天津市市长，当29军撤离平津时，他受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负责对日交涉。由于这段经历，张自忠被时人污为汉奸，饱尝各方责难，并被撤销了直接带兵打仗的权利。
李宗仁也听到了关于张自忠的种种传闻，第五战区执法分监黄建平将军是张自忠西北军时代的老友，对张十分了解。他对李宗仁说：“张自忠为人侠义，治军严明，指挥作战尤不愧为西北军一员勇将，断不会当汉奸!”
李宗仁手下此时正缺将才，听后便命黄建平邀张自忠前来一叙。与张自忠交谈后，李宗仁完全了解了张所忍受的巨大委屈，他诚恳地对张自忠说：“荩忱（张自忠字）兄，我知道你是受委屈了，但是我想中央是明白的，你自己也明白的，我们更是谅解你。现在舆论界责备你，我希望你能原谅他们。群众不知道底蕴才骂你，你应该原谅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
“个人冒险来京，带罪投案，等候中央治罪。”张自忠一直低着头。李宗仁见他情绪低沉，就鼓励道：“我希望你不要灰心，我预备向委员长进言，让你回去，继续指挥你的部队。” 张自忠一听此话，深受鼓舞，感激地说：“如蒙李长官缓颊，中央能恕我罪过，让我戴罪图功，我当以我的生命报答国家!” 后来李宗仁回忆这次会面时说：“自忠陈述时，那种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忠荩之忱，溢于言表。”
在李宗仁等人的努力下，张自忠很快得以重返部队，代理第59军军长一职。1938年1月初，第59军由第一战区划归第五战区，准备参加徐州会战。对于这次调动，张自忠十分高兴，因为这样就有机会报答李宗仁的知遇之恩了。
2月初，张自忠奉命率部赴淮河北岸增援东北军于学忠部，张自忠接到命令后立即开赴徐州，准备以火车输送部队南下。一到徐州，张自忠就到战区长官部晋见李宗仁，见面时，张自忠挺胸立正，举手行礼，大声报告说：“报告李长官，张自忠奉命来见。第59军现已集中完毕，准备南下参战，请长官训示!”
李宗仁带兵多年，从未见过高级将领如同士兵一样对自己立正行礼，连忙让座、递烟，但张自忠仍立正站立，不肯就座，后经李宗仁一再邀请，才坐了下来。李宗仁亲自给他点上香烟，寒喧问候一番，然后谈起淮河战况，两人相谈甚欢。事后，李宗仁得意地把这件事告诉了记者，张自忠也对记者说：“今天在李司令长官那里，我抽了一支亲赐的卷烟。这可是我从军以来，谒见长官时未曾有过的奇遇。”
张自忠果然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以身报国”的诺言，率部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枣宜，终以马革裹尸而还，以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之职殉国，成为“二战”中同盟国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
李宗仁尊称庞炳勋为“老大哥”
1937年12月，原西北军庞炳勋部调归徐州第五战区。第二年2月，素有日军“铁军”之称的板垣第5师团从青岛出发，由青沂公路大举进逼临沂，庞炳勋部随即被调往临沂，阻止坂垣师团南下。临沂是山东南大门，也是徐州的东北屏障和第5战区右翼的重要据点，南通新安镇（今新沂），西南通台儿庄、枣庄、峄县，北通费县、泗水，西北通蒙阴、新泰，东北通莒县、诸城，东通日照，为陇海、津浦、胶济三大铁路线安危所系，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庞部虽名为军团编制，实际上只辖5个团，约13000多人。装备有步枪8000枝，手枪900枝，重机枪60挺，轻机枪600挺，迫击炮60门，山炮4门，战马300匹。整个军团就这么一点实力，而日军坂垣师团是一支有名的王牌军，李宗仁此举令许多人都感到迷惑不解，用庞炳勋这张杂牌去对付敌人的王牌，岂不是以卵击石？
但李宗仁却对这支所谓的“杂牌部队”充满了信心，他以诚恳的态度对庞说：“庞将军久历戎行，论年龄，你比我整整大一轮，你是光绪5年生的，我是光绪17年生的；谈资历，你在第三镇当兵，又入随营学堂和东三省测量学校，在保安义勇团当了队长，而光绪34年，我还在广西陆军小学读书哩。因此不论年龄资历，你都是我的老大哥，我是小弟弟。我本来不应该指挥你，不过这次抗战，在战斗序列上，我被列为战区司令长官，担任了一项比较重要的职务而已。所以在公事言，我是司令长官，在私交言，我们是亲如兄弟的战友，不应该有什么上下之分。”
李宗仁知道庞炳勋原来在军阀内战中一贯避重就轻，保存实力，便继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庞兄，我今年47岁了，你已是花甲之年，我们为国牺牲也值得了，这样才不愧作一个真正的有良心的军人。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是我们为国效命的时候了。”恰巧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将庞部的特务团合并到其他4个团中，否则就停发整个部队的粮饷。而庞部的5个团都是足额的，无法归并，特务团只有解散，庞炳勋正为这事发愁。李宗仁听说后，马上给统帅部的白崇禧打了长途电话，把庞炳勋的苦衷告诉了白崇禧，请他代为设法解决。
在白崇禧的斡旋下，军政部很快回电：“奉委员长谕，庞部暂时维持现状。”李宗仁一个电话，竟然保留了将要被解散的一个团，庞炳勋打了几十年内战，还从未碰见过这样体恤部下的长官，他激动得一把抓住李宗仁的手，老泪纵横。随后，李宗仁又命令战区兵站尽量补充庞军团的弹药和装备，庞炳勋做梦也没想到，他来到第五战区，不仅保留了即将被遣散的一个团，还能领到大批弹药和装备，使自己的实力比以前大增，不禁感激涕零。他发誓一般向李宗仁保证：“长官放心，我这次绝不会因一己之私利而保存实力，一定坚决执行命令，和日寇血战到底!”
今日鲁南重镇临沂
1938年3月初至4月底，庞炳勋部与前来增援的张自忠部一道取得了临沂大捷，粉碎了日军板垣、矶谷师团会师台儿庄的企图，揭开了徐州会战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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