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搞明白一個問題，是朋黨之爭導致了范仲淹的變法和王安石的變法，還是二者的變法引起了朋黨之爭？我想，搞清楚這個問題，然後我們才能更清晰的看明白慶曆新政和熙寧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所在。
宗派，我們的祖宗叫作“朋黨”，現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攤子”，我們聽得很熟的。幹這種事情的人們，為了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往往說別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則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沒有宗派的。——毛澤東
北宋朋黨之爭根本矛盾在於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
北宋王朝社會客觀存在著皇權與官僚地主階級的矛盾，地主階級與庶民的矛盾。皇權傾向於與庶民利益一致，則官僚地主階級受損，皇權與官僚地主階級相符合，則庶民受損害。
朋黨之爭反映的是，皇權是傾向於與地主階級的利益一致還是傾向於與庶民的利益相一致。司馬光之派的“朋黨”是皇權與地主階級相一致的，王安石之派的“朋黨”是傾向於把皇權與庶民相一致的。
根本原因在於地主階級與庶民階級的矛盾，已經上升到十分激烈的程度，“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有力者無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皇權是傾向於官僚地主階級還是維護庶民階級的利益，這是朋黨之爭的利益矛盾所在。
當然，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黨與以司馬光為代表的舊黨之間的這種利益之爭也不只是結黨營私的一己私利的利益相爭，而是都歸結於一個目的——為國家的利益，只不過新舊朋黨的出發點，思考角度、手段方法不一而已。
地主階級的變法受制於自身的侷限性，必然失敗
皇權傾向於與官僚地主階級相一致，則造成機構臃腫、冗官冗費，嚴重削弱民力，看似官宦忠順，皇權得到支持，但這只是表面上，歸根還是削弱皇權；若皇權傾向於與庶民利益相一致，則本身作為地主階級頭子的皇帝就要對官僚地主階級進行打擊壓制，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就擴大了，也就是朋黨之爭也就必然擴大，所謂吏治，就是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處理。
而這歸根同樣還是在削弱自己的統治地位，官僚集團是皇權的統治工具而已，完全徹底的傾向於庶民利益的改革，無疑是在挖掘、動搖自己的統治地位。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帝王不會支持徹底的變法削弱自己的統治地位的。
因此，范仲淹的基本上是以“吏治”為中心的“慶曆新政”必然是要失敗的，這有其地主階級本身的侷限性決定著的。王安石“熙寧變法”於吏治上雖委婉些，本質上也是如此。
如果二人的變法要是打破砂鍋問到底的一直推行下去，則地主階級的階級統治地位就要受到打擊削弱，這是革新變法者本身作為地主階級的侷限性決定著其不可能有真正的顛覆性的變法的。
事實證明都是半途而廢，失敗了，這裡不僅僅是所謂的保守派對革新派的阻撓的問題，所謂保守派與革新派，無非是同一階級內部的不同權力、利益的爭奪而已。作為地主階級的范仲淹、王安石的變法並不可能達到真正革新社會制度的目的。無非還是一個框架內的調整而已，實質上就構成了權力、利益的重新調整、爭奪，也就是朋黨之爭。無非是以名攻實，以實奪名，總之是名實分離，表裡二分。
《朋黨論》充分說明了封建王朝社會內不可避免的朋黨之爭
1、歐陽修為反擊政敵而作了《朋黨論》，從朋黨論的內容看歐陽修態度也算是誠懇，肯定了朋黨的客觀存在，承認了自己也是朋黨之爭的一份子。而歐陽修用來支撐自己立場的所謂“君子朋黨”、“小人朋黨”之論，也恰是其理論的侷限、謬誤點所在。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朋黨論》
一方面，歐陽修首先是承認了朋黨的存在是正常現象。自己都旁徵博引的論證了，“朋黨之說，自古有之。”借用歐陽修的話說，朋黨之爭北宋建國始就已經開始了或說埋下了禍根。趙匡胤吸取唐朝末年藩鎮割據的教訓，採用文人治國，“崇文抑武”這本身就是一種文武分家的政策，也可以說是“文朋黨”與“武朋黨”已經開始之爭了。
同樣，然後別的各種加強皇權集權的措施，對應到官僚階層身上就成了權力分化，權力分化這本身就是一種製造朋黨的表現，是為彼此制約互相牽制，相互牽制的彼此出於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必然要發生朋黨之爭。這種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彼此雙方必然會攻擊對方為朋黨，是奸臣，自己方是忠臣。
另一方面，歐陽修所重點反駁對方的說辭是，說對方是為利的朋黨，是“小人朋黨”，而說己方是有道的朋黨，是“君子朋黨”。歐陽修所謂的“小人朋黨為利，君子朋黨為道”能說的通嘛？不論歐陽修的文章寫得多麼引經據典的，排比句式、文辭修飾的看似多有戰鬥力，可是，這裡就問一句，“利”與“道”一致不一致？“利”究竟咋理解，是不是“利”一定就排斥“道”，如果有道不能利益人們，那這是什麼道呢？道不利益人們嘛？
可見，只不過是階級的問題，社會制度分階層，道是利益哪個階級的問題。歐陽修以君子有朋，“君子朋黨”是有道的朋黨來反駁政敵，本意無非是要皇權傾向於庶民階層，庶民生產活力得以保護，整體國力得以加強，反過來不但提高了皇權統治基礎，當然同時也提高了作為統治階級的地主階級的利益。一定的限度內。
相反，所謂“小人朋黨”的保守派，究其本質目的無非還是穩固統治，保護地主階級的利益，國家的本質是統治階級進行階級統治的工具，只有保護整個統治階級的利益，封建王朝才可能穩健發展，皇權當然也必然會支持保守派了。也在一定限度內。
而究低上說，封建王朝社會內部無論怎麼變法怎麼折騰，封建王朝社會的根本性質及制度不會有質的改變。
2、范仲淹與王安石二者的變法本身都是封建統治階級來領導的，其根本的利益所在當然還是維護封建王朝社會統治階級的利益而已。所不同的是，范仲淹的變法多是針鋒相對的搞吏治，這太理想化了，在統治階級內部必然搞成激烈的分化，阻力當然大了。而王安石，更多注重運用經濟手段注重發揮調動下層庶民的積極性，如青苗法、市易法、方田均稅、農田水利法等，雖然本質上也損害大地主階級的利益，也失敗了，但整體上還是起到不小的作用。
北宋朋黨之爭無論如何爭，本質則一，是地主階級與庶民階級的矛盾轉化成地主階級內部利益矛盾之爭。就像孟子性善論與荀子性惡論，性善論性惡論爭論了幾千年，無論是性本善還是性本惡其本質則一，還都是儒學範疇，形而上學的一套，都是帝王社會的意識形態。而同樣，無論是“小人朋黨”還是“君子朋黨”，本質目的都是維護封建王朝社會的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名義上都是為公為了國家大利益。
只不過，實質上，利益有大利益有小利益而已，無論是革新派還是保守派，並無固定的標準，說凡是保守派就一定是小利益，眼光短淺的，自私的；革新派就一定是為了大利益，是長遠的，為公的。這說法就謬誤。只是哪一派更接地氣符合當時客觀實際情況而已。當然，在封建帝王社會，往往，革新派實際上是更具有大利益長遠利益。北宋范仲淹領導的慶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寧變法都是具有長遠利益大利益的。
3、侷限於封建王朝社會制度模式內的任何變法革新，究低不過是，要麼加緊些，加強中央集權，維護皇權統治；要麼收的過緊了，然後再放鬆些，權力下放、政策寬鬆、休養生息；寬鬆的久了，趕緊又收攏回來，加強集權。過緊了，往外放權，過鬆了，往回收權。一鬆一緊、一收一放，重複如此。誠如三國演義開篇所言，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封建王朝社會統治階級的變法，變來變去究低無非收緊些或放寬鬆些，核心是維護統治者的利益，方法無非是富國強兵。制度是人定的，反過來制度也造就人。保守或革新，暴動或安撫究低不過還是一個字“利”——利不利於王朝社會的發展與穩固。
比如，北宋初期實行了“更戍法”。宋太祖吸取唐朝末年出現藩鎮割據的情況，為避免武將擁兵自重，實行了分化、收繳軍權的政策，規定禁軍的駐屯地點，每隔幾年更調一次，將領卻不隨之更動，這樣 “兵無常帥，帥無常師”，防止了軍隊為將領所私有。使得宋朝對軍隊有了完全的掌握權。
可是，削弱了武將、軍隊統帥，沒有了好的將領，又如何會有強悍的軍隊呢，所謂千軍易得一將難求，這充分說明了將帥的重要性。於是，北宋的軍隊雖然也不少，但是，戰鬥力卻很低下。
為了皇權集權，防止藩鎮割據，抑制武將，這定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時削弱了武將，又如何能保證有強大的軍隊戍邊衛國呢。
而熙寧變法就針對這點提出了“置將法”，也叫“將兵法”，所謂將兵法，其實，無非是逐步的廢除“更戍法”的一種法子而已，廢除了更戍法，這不過是又回到了北宋之前的將帥統兵模式而已，本來就是為了防止藩鎮割據，才實行“更戍法”，現在好了，又變回來了。然而，為了軍隊統帥發揮才能，守邊禦敵，實行了“置將法”，久了的話，武將擁兵自重不又會出現嗎，又如何防止藩鎮割據呢？這是封建王朝社會的根本矛盾決定著的。
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有他生存的客觀環境，他是親歷了五代十國的混亂，深刻體會到唐朝藩鎮割據的危害，所謂矯枉過正，各種政策一反唐朝時的開放、放權，對內是不斷的收權，杯酒釋兵權，各種加強集權的政策。可是，要問武人、將領難道不是北宋朝的人嘛？怎麼就厚此薄彼呢？可見，關鍵是封建王朝社會制度的問題。
綜上，無論是慶曆變法，還是熙寧變法無非還是封建地主階級圈內的調整而已。變法條款本身無疑是理想化的產物，不可能達到徹底的執行。最終都失敗了，並非是偶然所致，並非只是皇帝支持與否和反對派阻力大小的問題，這些都是現象，歸根是封建帝王社會的本質及其制度決定著的，地主階級領導的變法有其自身的侷限性而致。
范仲淹與王安石的變法都是朋黨之爭激烈的表現形式，朋黨之爭實是封建王朝社會內部矛盾的必然產物。是地主階級與農民的階級矛盾轉化延伸到統治階級內部的必然現象，朋黨之爭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延緩封建王朝社會政權的持續存在，另一方面它也構成且起到了加速各個封建王朝社會的敗落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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