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社會治理主體、治理機制、治理手段、治理制度等方面都仍需進一步提升治理能力，尤其是要發揮多元治理主體作用，形成功能互補、互聯互通的治理系統。"
文|《財經》記者 焦建
作為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與應對，已涉及中國從社會治理到企業經營等方方面面。
在各方不斷將相關工作抓實抓細的過程中，也不斷反映出一系列有待完善的做法。例如，在一段時間內，一些地區採用封門堵路等方式限制人員流動、限制企業復產；再例如，有的地區企業想復工的話，曾一度需要填15個表格、2份承諾書，制定1個應急預案、1個復工方案、1套食堂防護措施和1套宿舍防護措施，共計21份材料。
在平衡防疫和經濟社會發展需求之間，如何扭轉這種"一刀切"方式，讓治理效果不斷提升，正是中國相關研究界人士關注的熱點話題。"究其原因，社會治理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單純依靠政府的行政治理力量是不夠的，而是需要從個體到社群、社區到經濟主體再到政府的多元主體，形成多層次協同治理體系。發揮一系列社會治理主體的作用。"浙江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魏江在近日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提醒稱。
"下一步，中國在社會治理主體、治理機制、治理手段、治理制度等四個方面都仍然需要進一步提升治理能力，尤其是要發揮多元治理主體作用，形成功能互補、互聯互通的治理系統。要不斷探索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可能性，為企業和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拓展空間。"魏江稱。
協同多元主體提升社會治理
《財經》：從"非典"到"新冠"，中國社會各界對疫病防控體系等方面的認識不斷清晰且深入。對於避免下一次疫情來說，這種變化有無意義？
魏江：很多專家學者將新冠病毒的傳播定性為"黑天鵝事件"，我則認為是"灰犀牛"事件，因為這是病毒變異的結果，而病毒變異則是大概率事件，到來後的破壞性很大，所以必須進行涉及方方面面的防控準備。
這次疫情發生後，在城市與城市之間、城市與村莊之間、村莊與村莊之間，以及整個網絡化社會被分割為"孤島"後，暴露出來了一系列的社會治理問題，比如"吹哨人"被訓誡、傳謠與真相傳播問題、物資分配問題、部分流動人口無處可歸問題……等等。從根本上來看，導致這一系列原因是源於行政力量無法顧及到方方面面所導致的。比如疫情防控前期，部分流動人口無處可歸，有人則在高速公路上進退兩難，面臨"山陰不管、會稽不收"的尷尬境地，有些社區隔離措施"一刀切"產生了新的無處可去的流動人口。
整體來說：新冠疫情防控凸顯出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同時也暴露出公共衛生綜合治理方面的若干短板。對未來可能出現的類似事件如何應對提出了新的社會治理及公共管理命題。
《財經》：新命題的核心是什麼？如何解答？
魏江：首先，我們必須明確，"灰犀牛"事件是可以控制的，是可以採取相關政策進行應對的。比如在對這次疫情的響應過程中，浙江的反應速度之所以相對較快，是因為浙江經常面臨與此類似的颱風事件，已經形成了較完善的預警機制和響應機制。
具體而言，浙江建立起了"五色圖"——縣域疫情風險地圖體系——把90個縣（市、區）的疫情風險等級評為5個等級，在地圖上相應由紅、橙、黃、藍、綠五色表示。其中，一碼是指"健康碼"，依靠大數據有助於儘量避免防疫盲區；一指數是指"疫情管控力指數評價"，自行前往確診的比例是與疫情管控力成反比的重要衡量指標。通過該指數發現疫情管控力的短板，落實責任。浙江省實行全面的智控，既為科學精準有效防控提供依據，也將為全省復工復產提供有效宏觀引導，緩解疏導群眾緊張情緒。
其次，我們也必須清晰地認識到：在應對一系列事件當中，多元化的社會治理主體其實可以貢獻很大的力量，如果不團結調動這些社會力量，就容易產生因為政府顧及不到而導致"孤島"現象等一系列問題。
在多元化主體中有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就是企業。社會治理涉及巨大的成本，像物資配送、醫院管理、人口流動、信息維護等都需要考慮很多經濟因素。談及經濟問題，企業是最有效也是最靈敏的。為了讓企業在疫情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就要發揮市場的協調作用，讓市場與政府這兩隻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建立起有效互動。社會治理的主要手段是行政和法律，而隨著中國社會治理制度的不斷完善，企業和社會組織參與治理的可能性越來越高。
《財經》：應如何建立這種有效互動關係？
魏江：首先，要明確好治理主體的問題。除了黨和政府，在網絡化時代，還應該發揮專業社團、社區社群、企業組織、民間個人等多元社會治理主體的協同作用，形成功能互補、互聯互通的治理系統，消除信息孤島，實現有效治理。具體來說，可以分為以下幾類：一、醫學專業社團的治理功能，是發揮其專業之所專長，以其資格和資質背書，來普及傳播科學知識，通過真理的聲音來對沖謠言的"惑眾"；二、社區社群的治理功能，是發揮社群的人情關懷作用，解決疫情中發生的非人性化行為，如簡單粗暴地把疫區回來的人拒絕在外，導致不少人無家可歸；三、企業組織的治理功能，是發揮其通過市場化機制解決人們生產和生活的物資供應、物流響應和服務保障；四、民間個人的治理功能，是發揮專業人士或者社會人員的作用，比如，在心理疏導、生活關懷等方面可以發揮獨特作用。
在歐美國家，社會組織和企業較為深入地參與公共衛生綜合治理，充分發揮其快速高效的反應機制的優勢，也能充分體現出社會治理中較強的成本意識。我們在進行相關制度設計的時候，不應僅僅根據參與者是政府組織、社會組織或者市場組織的身份不同，而把有的組織和個體排斥在治理主體之外。
其次，要解決好治理機制問題，這次疫情說明封閉式治理機制是行不通的。政府應急部門要針對各類治理主體，設計好具體的治理制度和手段，突發事件發生後，能迅速動員起各類治理主體，發揮緊密協同作用，快速應對疫情風險。比如，專業團體要有遴選制度、工作準則、責任規矩等辦法；再比如，對於社區社群，則要有責任人、防控硬件條件、生活保障條件等方面的應對辦法。
第三，要解決好信息互動機制。信息互動是有效的治理手段，網絡化社會的最大優點是互聯互通，信息傳播快，如果沒有快速協調手段，就沒有辦法實現資源的最優化配置。這次疫情中發生的捐款不到位、物資分配不合理、城市之間人員信息不共享，就說明不同部門之間存在嚴重的"孤島效應"。
第四，要解決好治理責任制問題。責任制是治理制度中的保證體系。中國要通過立法和條例等制度形式，來規範不同治理主體的責任。而最近召開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也提出，要"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避免紓困政策"拳頭打在棉花上"
《財經》：隨著武漢解除封城，全國的經濟社會生活逐漸加速恢復常態，保經濟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疫情將給中國經濟帶來哪些影響？
魏江：新冠病毒更具隱蔽性和傳染性，感染人數要遠遠超過2003年的非典時期，所以此次疫情的衝擊和後果會較非典時期更為嚴重，但總體可控。
首先，從總量上看，這次疫情短期直接衝擊的是第三產業，特別是對消費產業的影響。影響情況可用幾個基本數據來估算：一是根據2019年全年三產貢獻率為59.4%計算，今年，因消費業衝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估計是2003的1.6倍，按照2019年中國GDP達到百萬億測算，短期內一季度增速會下降到3%-4%，那對全年經濟增長的影響在1%左右，總損失會在1萬億以上。二季度目前看來還會明顯受影響，形勢不太樂觀，如果繼續維持3%-4%的增速，那全年的GDP衝擊就大了。所以，國家正在通過要素市場改革來啟動新的增長點。
其次，對於三產和消費行業來說，壓力會集中在一季度。短期影響最大的行業是餐飲、旅遊、文化娛樂、交運、教育培訓等，損失主要來自疫情期間不能開展正常經營。目前，這些產業正在逐步恢復經營，但總體估計，要今年下半年才有可能回覆正常；對於製造業企業來說，由於需求和生產驟降，投資、消費、出口均受明顯衝擊。而製造業受到的影響具有延後期，再加上疫情全球嚴重蔓延，整個出口型產品製造業的影響會延續全年。
《財經》：為降低疫情衝擊，從中央到地方紛紛出臺各類政策，目前來看效果如何？
魏江：企業生存問題，最重要的就是3個關鍵因素：有人幹活、錢不掉鏈、帶動消費。疫情出現之後，各地政府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旨在幫助企業紓困的15條、17條、21條......政策。但整體來看，雖然其出發點是好的，出臺速度也挺快，但不少企業還是紛紛反映其"效果有限"，有點像是"把拳頭打在了棉花上"。
《財經》：要提升政策的正面效果的話，應該怎麼辦？
魏江：分析上述這些現象出現的原因，應該把政策分進行分類。我們要清晰的一點是：疫情對產業的影響，第一波是勞動密集的消費類產業，主要是旅遊業、餐飲業、商貿業、文化娛樂業、教育等；第二波是勞動密集型生產企業，以製造業為代表；第三波則是後續受延續影響的產業，如國際貿易、出口製造業。因此，應根據產業直接受影響的時間跨度不同，把產業分為短期（第一波季度性影響產業）、中長期（第二、第三波半年後仍受影響產業）兩類，分別精準施策。
站在消費業的角度去看，關鍵在於其沒有完全弄清楚消費業的內在規律。要讓消費業"活下來"並儘快復甦，關鍵是要找準痛點：消費行業是生產和消費同時發生的，屬於短產業鏈。從消費行業的需求側看，可分為剛性和彈性兩類需求。比如食品、教育、網上游戲等屬於剛性需求，不管疫情有沒有，都會消費，所以刺激政策的效果有限。而旅遊、餐飲、電影等則屬於彈性需求，疫情期間的消費幾乎是零，但疫情過後是可以刺激復甦的。屬於彈性需求的行業，應成為政府政策的關注焦點。疫情期間，"活著才是王道"，要想方設法保它們的現金流，這類企業一旦現金流斷掉，也就關門了；疫情後，要儘快幫助解決其勞動力問題，儘快出臺消費券等政策刺激需求復甦。
站在製造業的角度去看，疫情對製造業的影響既全方位又持續時間長，具體表現為：對交貨的影響，對供應鏈的影響，以及對現金流的影響。而企業在復工時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其一，不少地區，企業負責人可以復工，管理層少量復工，生產一線員工復不了工；其二，有些地區，當地員工可以復工復產，外地員工不能回來復工；其三，許多地區，生產企業復工復產的多，服務部門復工復產的少；其四，有些地區，口號喊得多，責任擔得少。因此，建議從中央到地方，從省到市、縣，要按照"四先四後"的產業鏈邏輯來佈置復工復產，真心誠意為企業著想，為儘快恢復經濟做出更多貢獻。
總體來看：包括財政政策、稅收政策、金融政策、產業政策和用工政策等，最要緊的是"救急"，讓中小企業能活下來，先"活著"才能"活好"。短期最有效的手段是財政政策，響應快、針對性強；此外還應該針對員工工資、社保成本、租金成本等影響現金流的因素精準施策。比如在租金減免方面，對國有用地、用房租金建議直接減免，對非國有用地用房租金給予財政補貼；在人工成本方面，政府與企業聯合解決非正常開工期間的員工工資支出，可以由政府補助兜底；在財政貼息方面，對於因疫期延長貸款的，給予疫期貼息；還可輔以金融手段，發揮國家政策性銀行作用，設立疫情防控專項緊急融資，發放專項項目貸款。從中長期看，要發揮稅收政策和產業政策作用，應儘快出臺全年的減稅政策，包括增值稅、土地稅、房產稅等，讓企業對減稅降費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在產業政策上，應加快發展網上經濟，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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