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 忻县地区高中
金联波
导弹之父布劳恩有句名言：‘大自然不解消亡，只解演变。’是的，忻县地区高中也是演变而来，又演变下去。最早，它叫新兴学堂，创办于1902年，地址就在忻州古城的秀容书院。当时，清政府为维护其统治，谕令府、州书院改办为中学堂，由此，新兴学堂在秀容书院诞生。第一位校长叫米毓瑞，当时不叫校长，称总教。1912年，改为忻县中学，是忻州的最高学府。培养了张挺，霍士廉，黄志刚，董边（毛主席秘书田家英的老婆，忻府区泡池村人），等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国后，忻中不断发展壮大，全地区招生，在校生2000人，文革前，毕业约6000人。文革中，从1967年6月17日（史称‘6、17’），学校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学生全部停课，领导统统靠边站，大字报满墙贴，传单满天飞，批斗会天天开，美好的校园，在这场狂风暴雨中被摧残的枝叶凋零，遍体鳞伤，学校被迫停办。
1969年11月，忻县地区革命委员会决定，忻中与忻县师范，五寨师范，耕读师专，地区农机校合并为地区‘五七学校’，不到两年，校领导被下放到农村插队，忻中再次停办。1972年初，在忻中原校园（新建路忻师南巷）办起了地区师范专科学校，地区高中班，五七学校艺术班，由地区师专党委统一领导。高中班招生三个班，学生约150人，实行二年学制，春季招生。班主任分别是，张建荣，李锦，徐立富。首届学生1974年1月毕业，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插队农村。1973年，招生四个班，后来又扩编为五个班，学生250余人。班主任分别是，贺秀蝉，王庆银（第二个学期是吕学文），宋西业，邸建平，曹毅嘉。我正是这届2班的学生，一入学，我们的班主任是王庆银，第二学期就换成吕学文了。我们这一届1975年1月毕业，也都奔赴广阔的农村天地。1974年招生三个班，这届学生在地区高中上了一年后，去了在长征路新建起来的忻州一中，地区高中宣布解散，我的母校完成了它承上启下的使命，在演变中新生。2002年，忻州一中百年校庆时，邀我参加，我才知道，我也是一中人，和我闺女，儿子尽管隔着很远的时空，却也是校友。
我们学校的历史虽然短暂，三年时间，两届半学生，也出了不少人才，像副省级的胡苏平，我市纪检委的兰徐宾，教育局的曹晋荣，交通局的张明亮，团级首长朱和平，光我们班就有师级首长赵立莎，处级领导吴晋京，蔺建军，李金良，韩广建，金国华，知名医生王者咸，知名教师周秀庭，还有许多我听到的部队师团级首长，厅级，处级，科级领导和优秀企业家，私企老板，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用一句俗语形容，多的拿簸萁搓呢。
入 学
1973年1月，我从东街学校初中毕业。1971年的林彪事件后，给了人们不小的震动，开始反思文革中的一些不正常现象。教育界开始缓慢地恢复教学秩序，我们这一届正赶上升高中要进行考试。记得考场就在我们东街学校，那天一早，爸爸上班就便把我送到学校，在学校门口，爸爸从公文包里拿出手绢包着的三个煮鸡蛋，说，你拿上这几个煮鸡蛋，考试中间休息时间吃了它。可能是有点紧张，我有点不耐烦，我用手推爸爸，我不想吃，我不想吃。爸爸好像有点儿生气，说，在娃娃，甚也西不得，煮鸡蛋又解渴又耐饿，拿上吃了。我接过来，说，知道了，知道了，你快上班圪哇。看着爸爸走了，我又有点后悔，今天是咋，磕打起爸爸来了。
心里五味杂陈，一点儿也不爽。现在搜肠刮肚也想不起来当时考场和考试的情景了。只记得考完试后，并不在意考好考不好，每天就钻在家里看小说，要不就相跟上李润虎，张海云去东门外小树林里玩，有一次，我们三个看见一个放马的，就骑人家的马，那马见生人坐在背上，蹭着树飞跑，我吓坏了，猛拉缰绳也不停，幸亏放马人喊住了马，我下来一看，裤子也蹭破了，腿上也蹭了许多血印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惊险骑马经历被深刻地印在了脑子里。有一天，县计委主任贺圣怀叔叔到我家跟爸爸谈工作，我在炕上爬着看书，聊闲话时，听见他说，老金，这两天有十个招工指标，是五台东冶那的6904兵工厂，让二小的去哇。我一听兴奋起来，插嘴说，我去，我去，我想当工人。爸爸说，不行，得让他上高中。贺叔叔说，这会儿的学也上不下怪甚。爸爸说，不上下高中，他甚也不知道。爸爸不让去，我对这个也无所谓。有一天，李润虎来叫我，快去看哇，咱们学校贴出榜来了。我俩跑去一看，我报的忻县地区高中，榜上有名，李润虎报的二中也榜上有名。只是想不起来，我为什么不和我们班大多数同学一块报二中。
入学的第一天，我在报到处报了名，把我分在二班，有个女老师给了我一把笤帚说，去，到操场打扫卫生。许多同学三五一群，有说有笑，有的扫，有的倒土。我东张西望，一个同学也不认识，因为这个学校来的大部分是东方红和新建路学校的学生，我是东街学校的来的，莫名的孤独和无望油然而生，不知道该干啥，干脆坐在了小路边。这时，有三、四同学走到我跟前，其中一个问我，你也来这了。我定睛一看，这不是东街学校二班的李全林么，后来转到新建路学校了。我慌忙站起来说，哦，我也来这个学校了。他问，分在几班了。我说，二班。他哈哈一笑，咱们一怪班的，走哇，打扫操场去。总算有了个认识的人。他也住在城里，后来，我和他，还有住在南关我们班的马培文，每天相跟着去上学。
第二天，进行入学考试。
心理学笃定，记忆的秘诀是，为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为事物本身的细节编码。我的感觉是，受刺激最深的事往往能记住。入学考试我只记得数学考试这一场。一拿到卷子，看了半天，不知所云，无从下手。只见别的同学，刷刷刷地低头做题，我不知道该干啥。突然，旁边的女同学塞给我个纸条，打开一看是答案，我看了她一眼，她说，我看你不会做，就给你抄了。当时的心情难以形容，有点感激，还有点羞耻，还想埋怨，心说，用你给我。后来知道她叫吕彩凤。正在犹豫，该不该照抄，老师直接走到我跟前问，手里拿的啥，我说，啥也没，老师又问她，你给她啥来，这一瞬间，我把纸团塞到嘴里。现在想，肯定是那会儿反特片子看得多了。老师白了我一眼，走开了。一会儿又转到我跟前，拿起我的卷子看了看，说，你叫金联波，你是不是抽烟呢？怎么一走到你跟前就有股烟味，同学们的眼光齐刷刷地射向我，有的在笑，我没有要钻地缝的感觉，只是含着愤怒的眼光盯着她，语塞，片刻，我反倒坦然了，我做错什么了，我没做错一件事，是老师故意找我的茬儿。数学老师姚可宁深深的记在了我脑子里。2016年冬，我和同学韩广建，毛建林，雷继谦去南宁看国际邮展，顺便去桂林看了在那儿居住的姚老师，完全反转了我对老师的印象。姚老师80的高龄，陪我们游了七星岩公园，象鼻山，吃了桂林名吃椿记烧鹅和桂林米粉，每当我们要结账，姚老师总是放下脸说，你们要结账，就滚出桂林，还是呢强势的性格。在骆驼峰下面坐着聊天，我问她，你还记不记得，入学考试时，你说，一到我跟前就有股烟味，她说，不记得了。后来我想，每个人面对事物的角度不同，当时，我身上确实有烟味，因为我那天穿着我爸的毛料中山装，我爸抽烟厉害，衣服上肯定有烟味。离开桂林时，姚老师到宾馆送我们，当我们各自坐上出租车，挥手告别时，我看到，80岁的老人，眼含热泪。
学工、学农
高中期间，我们有过两次学工，三次学农。第一次学工是在忻县地区机床厂，记得只是在厂里打扫卫生，没有学到劳动技能。中午吃饭时，我挨着武宁坐，看他拿着一饭盒小包子，馋的我咽唾沫。我说，给我吃个包子，他坏笑地看了我一眼，问，你拿的啥吃的，我说，炒鸡蛋和烙饼，他说，好么，咱俩换的吃哇，我说，真的？他都把饭盒递给了我，我也把饭盒给了他。刚吃完，有两个人抬着一筐糠窝窝过来，喊到，今天忆苦思甜，一人吃一个糠窝窝。我过去拿了一个糠窝窝，咬了一口一咽，扎的嗓子生疼，贵贱咽不下去。其实，吃个糠窝窝并不一定能激起对阶级敌人的仇恨。
第二次学工在我们校办工厂，我学会了开钻床。之前，先有在校办工厂劳动改造的姓靳的老师给我们讲了一节工业课，讲得真好，我这个不爱学习的人也全听进去了。他从毛坯车间到车工车间再到钳工车间来完成一个机器零件的全过程，讲得有板有眼，我听的入迷，虽然是夏天的下午，我也一点没打瞌睡。他的一节课，激起了我学工的热情，很快我就学会了开钻床的技能，给许多零件钻眼儿都符合标准。后来，我知道靳老师是我们数学老师姚可宁的丈夫，我对姚老师有了新的认识，姚老师的课讲得也特别好，只是我的基础差，听不进去。我们学校还有像靳老师，罗明坤等许多全省有名气的好老师，都在校办工厂劳动改造。每当走到校办工厂，都能看到工厂对面的学校图书馆，那个图书管理员长的特别像列宁，不知道谁给人家起了个外号，弗拉基米尔伊利奇。
在我们校办农场，紫岩农场学农时，劳动加玩耍，特别开心。我们发明了打坷垃球，每当下午劳动完回来，我们就在场部的篮球场打坷拉球。分开两拨，拿打土块的坷拉锤推一颗足球，推进对方的球门为赢，很像打冰球，玩的很开心。
还记得有一天下午劳动回来，吃过饭，我和马培文，李培发，毛建林，聂春生在场部外面散步，走在水渠上，我们嬉笑打闹，都倒在水渠坡的草地上，面对天边的夕阳，我忽然诗兴大发，朗诵起了毛主席的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刚念的兴头，李培发大笑，呀，小二还会背诗了。一下打击了我的诗兴，躺在那不动了，正尴尬着，忽然听到远处有人喊，刘迎林逮住一条蛇，我们站起来一看，远处的地里有一伙人，我们也飞快地跑过去，看见刘迎林咧嘴笑着，手里玩着一条小绿蛇，我们又怕，又想上去看，刘迎林把蛇悠开，吓得人们四处奔跑，女生跑的更远。不知谁喊了一声，那是菜花蛇，没毒，同学们大笑起来，气的刘迎林一甩手，把蛇扔得老远，同学嘻嘻哈哈都跑回了场部。
紫岩农场半个月的学农结束了，在回家的公路上，我们骑着自行车你追我赶，撒下一路欢声笑语。
第二年秋天，我们去张村学农一个月，主要是劳动，秋收。韩如山老师带我们到大田里收玉米，累了，我们就捡一些干柴，烤玉米和黄豆，坐在地圪塄上，一边吃，一边休息，真正的烧烤，尤其是烤玉米，太香了。我们给韩老师吃，韩老师笑一下，说，俄不吃，俄不吃。韩老师平时不苟言笑，五台人，讲课时也是一脸严肃，从来不笑，但他的口音，语言，动作会逗的我们哄堂大笑，哪个班笑声不断，就知道韩老师在给这个班上农业课。我们住在张村学校的教室里，窗户大多没有玻璃，中午想睡一会儿，苍蝇满脸爬，没法睡，只好脸上盖上报纸，才能迷糊一会儿。张村是个缺水的村子，村民们在自家院里挖一个旱井，也叫水窖，用来蓄积地面流下来的雨水，这是他们的全部生活用水，必须节省的用，视水比油也珍贵。村里头每天派一户给我们送水，有一天，一个穿的又脏又烂的衣服的年轻后生，赶着一个小毛驴车给我们送水，他看着他车上的水桶里哗哗流出的水，被我们刷完牙，洗完脸又哗哗地泼在院子里，圪蹴在小毛驴跟前哭了，我们上前问，你咋了，他说，你们这的用水，用不了几天，我家就没水了。看着黄乎乎混浊的水，我们大为吃惊，赶紧安慰他，不用了，不用了，我们不洗脸了。那以后，我们脸上起了圪渣也再没洗脸。
学农是我们奔赴广阔天地的前奏，有了这个前奏，后来，我们到农村插队，一点儿都不感到生疏，一去了就和贫下中农打的火热。
反潮流
微信和网上都在说，50后，60后出生的人，大多数一生坎坷，命运多舛。确实，我们真是时运不济。学习，在整顿，恢复的政策下，刚刚走上正轨，在许多知名老师的教诲下，也渐入佳境。突然，出来两个反潮流人物，又把这一切打乱了。全国上下，特别是教育领域，又开始骚动。我们不喜欢安静，就喜欢大鸣大放，轰轰烈烈，就喜欢闹红火，搞运动，这些人格特点就像导火线，一点就着。
1973年6月，全国有十几个省进行了文革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高考。辽宁的考生张铁生交了白卷，并在考卷背面给领导写了一封信，掀起轩然大波，被称为白卷英雄。紧跟着，1973年底，北京中关村小学五年级女生黄帅因为和老师的矛盾，给《北京日报》写了封信，被称为反潮流英雄。当时，我们学校也出现了大字报，也经常和老师展开辩论。记得有一次在操场学生杜飞和李锦老师辩论的不可开交，围观了好多学生，大家七嘴八舌，就像和老师在吵架。，学校又进驻了工宣队。由于当时我们也知道，毕业后都要去农村插队，学习无用的思潮又蔓延开来，在学与不学的纠结中迎来高中毕业，在精神亢奋和前途渺茫的情绪中，奔赴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导弹之父还有句名言：‘我已经学到的，和将要学到的科学知识，都坚定了我的信念，我们死后，灵魂继续存在。’回忆学生时代，觉得幸福满满，弹指间，我们都老了，也是幸福满满，再往后，我们会演变成水，钙镁铁锌和各种维生素，但我们的灵魂，像一只蝴蝶，在我们呆过的地方，飞来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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