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 重庆地下党在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领导下, 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他们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永远敬仰。然而, 叛徒的出卖, 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叛变投敌, 导致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时, 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几乎全军覆没, 这惨痛的教训, 同样很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深度思考。
重庆地下党组织惨遭破坏, 是从一个年轻的地下党员身上开始的。这个年轻人叫陈柏林, 由于缺乏经验, 上了“红旗特务”姚仿桓、曾继纲的当, 加上陈柏林的上级任达哉在未经组织批准的情况下, 擅自决定对曾继纲进行当面考察, 结果在与曾继纲约定见面的地点被捕。由此, 地下党组织被打开缺口, 而叛徒的出卖, 使这个缺口被越撕越大:任达哉被捕后, 随即出卖了他的上级———并带领特务抓捕了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在狱中, 许建业急中出错, 轻信特务看守陈远德, 让其担任送信人, 导致志诚公司和自己身份暴露;中共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来到志诚公司找许建业联系工作, 落入在此守株待兔的特务之手, 刘国定被捕后出卖了李忠良;李忠良被捕后供出了余永忠;余永忠供出了中共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冉益智;冉益智被捕后供出并指认刘国定的工委书记身份, 刘国定经受不住威逼利诱最后彻底叛变。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两位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叛变, 尤其是冉益智的叛变, 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 导致重庆地下党组织毁灭性的崩塌。
冉益智的叛变, 是很有戏剧性的。1948年4月17日, 化名“老张”的冉益智是到重庆北碚跟叛徒余永忠接头时, 被早已埋伏在四周的便衣特务一拥而上逮住的。特务们将冉益智押到附近的一家旅馆。带队的特务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两记重重的耳光, 又找来筷子, 对冉益智实施“夹竹筷”的刑罚, 痛得他大声叫唤。特务们怕惊动了周围的人, 就把冉益智推倒在床上, 用枕头和被子死死捂住他的头。冉益智一下子喘不过气, 有一种快要窒息而死的感觉, 他立马意识到必须对生与死做出“选择”, 于是两手慌乱地直摇摆, 并拼尽最大的力气喊道:“我……说……我全部说!”
特务们一听喜出望外, 把冉益智从床上拖起来扔到地上, 又一脚踩在他的脖子上, 并厉声要他老实交代, 否则就踩断他的脖子。
冉益智再次求饶, 特务们才松开脚让他坐在地上。他喘了几口气后定了定神, 似乎又有些犹豫, 就对特务说, “我只是个普通人, 是经过这里顺便来看看余永忠的。你们不要听余永忠他瞎说……”
特务们可不吃他这一套, 于是一拥而上朝他踢去。
冉益智一看苗头不对又服软了, 这回是彻彻底底地服软了, 主动承认自己叫冉益智, 担任中共重庆市工委副书记。
听冉益智说自己是中共重庆市工委副书记, 特务们反而不太相信。冉益智却说, “这个不假, 我敢拿性命来担保!”还官气十足地说, “老张”其实是他的化名, 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他非常清楚。
特务们一听高兴坏了, 要他立即交代。
冉益智“不愧”是重庆市工委副书记, “领导”气派十足, 居然“命令”特务:“我说, 你们记……”他在特务面前摆起了老资格, 说自己生于1910年, 193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是老党员了!”他说完此话竟然冲特务们笑了笑, 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态。
放置了各种刑具的审讯室
交代完自己的身份后, 冉益智向特务献上了第一份“厚礼”———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为了从冉益智嘴里撬出更多更有价值的情报, 特务们立即把他押回到重庆, 直接交给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审讯。
徐远举认为冉益智是中共重庆市工委副书记, 肯定对《挺进报》的事一清二楚, 于是要求他把《挺进报》负责人刘国鋕和办报机关交出来。可冉益智不仅没有顺着徐远举的话, 而是恬不知耻地说:“你们不了解情况, 刘国鋕只是沙磁学运特支书记, 根本不是我的上级, 我才是他的上级!”并供出了刘国鋕已转移到荣昌, 正在那里等候他的下一步指示。
冉益智叛变后不断向特务献媚、表忠心、配合特务抓捕地下党员。他不仅交代并指认了中共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市委委员许建业, 还供出了一批学校地下党的组织机构和成员名单等。当他听说刘国定帮助特务破获了《挺进报》机关后, 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 竟然抢在刘国定之前出卖了下川东地下党组织, 并带领特务连夜赶到万县抓捕了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等, 使地下党组织遭到了进一步的破坏。1948年底, 他又出卖了川康特委地下党组织领导蒲华铺等人, 还到狱中现身说法, 厚颜无耻地劝说其他同志叛变革命, 并经常在国民党报纸上公开发表反共文章, 甚至为特务机关编写《四川共产党地下活动概况》等反共材料, 为特务训练班专门讲授“地下党组织”“中共内幕”等课程。
1948年4月17日, 在冉益智出卖胡有猷的同一时间, 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则在向特务头子叶翔之和徐远举出卖更详实的情报。
刘国定被捕后, 刚开始只承认自己叫“老黄”, 是许建业发展才两个月的新党员, 除了帮许建业送过一封信之外, 对地下党的其他情况一概不知。但从各路手下汇总的情况来看, 徐远举总觉得这个“老黄”身上的疑点太多, 甚至猜想“老黄”很可能就是共产党的“大鱼”。想到这里, 徐远举立刻赶到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 向公署主任朱绍良详细汇报了前一段时间的战果和下一步的打算。当朱绍良得知徐远举已经抓获了一个大人物, 而且这个大人物已经为他们效忠时异常兴奋, 鼓励徐远举继续扩大战果, 并按照徐远举的请求, 派国防部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前往徐远举处配合破案。两人得令后, 回到监狱就提审许建业和刘国定。由于许建业依然拒不交代任何问题, 他俩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刘国定的身上。
刘国定身材矮小, 长相一般。最初特务之所以并不把他当回事, 跟他其貌不扬、从外表上看不像有什么能耐也有很大的关系。刘国定被关进渣滓洞已经有十多天了, 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在长期的地下工作过程中, 刘国定已养成了通过收集各种信息来加以分析判断, 从而把握当前局势的习惯。而在眼前这种情况下, 刘国定跟瞎子几乎没什么两样。在得不到任何信息的情况下, 他越来越感到茫然和恐惧。对于在解放军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 自己突然被捕既没心理准备也想不明白原因何在。于是, 他把被捕前后的经过仔仔细细地回想了好几遍, 想从中寻找到答案, 也想思考好应对策略。首先, 他分析了许建业的情况。他认为, 跟许建业接头的地方是高度机密的, 特务之所以在他们约定的接头处逮捕了自己, 唯一能解释得通的, 就是许建业肯定出事了。可自己的身份到现在特务还不知道, 由此可以断定许建业并没有叛变。随后, 他分析了冉益智的情况。他细想了一下, 知道冉益智底细的除了自己外, 还有李忠良和余天。心想, 这两个人可千万别被特务逮着, 如果他俩被逮着了供出了冉益智, 即使他真的拒不交代, 那还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再次, 他分析了自己的情况:一是特务会对他怎么样。如果一直把他关下去, 显然对特务没啥用。而如果放他出去, 肯定要让他写悔过书, 到时候写好还是不写好?他权衡利弊得失, 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二是自己的前途。他想这么多年过来了, 什么大风大浪也都见过, 现在眼看着革命就要胜利, 自己会不会这么倒霉真要在这小阴沟里翻船?越想越觉得心里没谱, 对前途充满着悲观和失望。除此之外, 他还想到了自己的老婆。老婆快要生孩子了, 见自己这么多天既不回去也没消息一定很着急, 他挺担心老婆因着急而动了胎气。又想到了汉利药房的那笔生意, 认为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 只有晚一点出手才能有赚头。他甚至想到了曾告发他有经济问题的地下党员王朴, 对王朴不信任他、告他恶状很有意见, 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找个机会好好整治整治王朴。如果谁也不把他这个重庆市工委书记放在眼里, 以后就很难把控整个重庆全市的地下党组织。
叛徒刘国定
正当刘国定胡思乱想, 也对特务们不管不问感到纳闷的时候, 接到了问话的命令。在被押往审讯处的路上, 刘国定心里一直在打鼓, 因他不知道这一次到底是福还是祸……到了审讯室, 刘国定忍不住打量了一下准备审问他的两个少将军官, 看后心里顿时咯噔一下:两个少将来亲自审问他一个“小人物”, 今晚肯定凶多吉少啊。等他再次抬起头扫视审讯室的时候, 发现一双双凶狠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他……此时的刘国定露出一副笑不像笑、哭不像哭的难看表情, 脸上的肌肉也不由自主地抽动起来。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他赶紧低下头盯着自己的脚尖看。
沉寂中, 叶翔之猛地喊了一声:“工委书记———刘国定!”
刘国定本能地站起来并答应了一声, 但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暴露了自己, 顿时脑袋“嗡”的一下, 心想这下完蛋了, 随即身体一软跌坐到凳子上, 张着嘴呆呆地望着叶翔之。
叶翔之走上前微笑着拍拍刘国定的肩膀, 说:“很好, 希望你能成为我们的朋友!”
刘国定这个时候已经回过神来, 想竭力挽回刚才因失态而造成的被动局面, 可又陷入怎么也否认不了自己身份的极度尴尬之中。
可徐远举容不得他犹豫, 一掌拍在桌子上把茶杯都震得跳了起来, 向旁边的几个大汉歪了一下头。几个大汉心领神会, 拥上去把刘国定绑吊在刑架上, 拿起皮鞭就往他身上没头没脑地抽去……
刘国定哪受过这等皮肉之苦, 痛得哇哇大叫。特务们却不管三七二十一, 照样按“规定动作”来对付这个共产党的工委书记。鞭抽结束后, 又把烧得通红的烙铁猛地往刘国定的身上烙去……
“不要, 不要烫了, 求求各位!……我招!我交代!”就这样, 刘国定彻底叛变了。后经查明, 刘国定先后供出了四川地区和重庆市地下党的组织机构及成员名单、川康特委负责人及其在重庆的联络点、彭咏梧领导的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的人员去向、宜昌等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地下党在广安等地区开展统战工作的情况、中共重庆市及四川地下党组织与长江局的联系情况、中共阆中县委郑伯克调到云南工作的情况, 等等。王朴、江竹筠、罗广斌、刘国鋕、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妻子熊咏辉、上川东工委书记骆安靖等都是他出卖的。他还帮助特务破获《挺进报》特支及“电台”支部, 抓捕了陈然等人, 使徐远举在国民党重庆行辕下达的限期内顺利完成了破获《挺进报》的任务, 应该算是刘国定的最大的“功劳”。
像刘国定这样职务的人, 对党内的机密肯定了解不少。刚开始叛变的时候, 刘国定还处在惊恐状态, 等他稍微冷静后便发现, 他所掌握的情况对特务来说很有价值。作为保命的资源, 也是重新规划人生的资源, 不能白白地送给特务, 应该好好发挥其效用, 争取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个时候的刘国定简直无耻到了极点!于是, 他拿着“中共重庆市工委书记”这张王牌来跟徐远举谈条件。他对徐远举说, 让他参加特务工作、帮助徐远举来对付共产党, 不是不愿意, 而应该参照共产党省委级干部, 给他相应的地位和待遇。如果太低了, 这是一笔不公平的买卖, 大家都没法玩!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 徐远举最后委任刘国定为保密局西南特区中校专员。更令人发指的是, 刘国定叛变后, 为了与“副书记”冉益智等叛徒进行“竞争”, 还挖空心思寻找新的“卖点”, 以体现自己更大的价值。比如说, 当他得知冉益智带领特务到万县破坏了下川东地下党组织, 涂孝文也叛变后, 他便抢先出卖了上川东地下党组织, 导致骆安靖等人被捕。为了得到徐远举更多的赏识, 刘国定还把出卖的目标由四川地区转往了外地, 向特务供出了他所掌握的重庆市地下党组织与南方局迁到上海后的联系机关, 并亲自带领特务前往上海、南京一带, 抓捕了一批未能及时撤走的中共地下党员。作为“反共英雄”, 他在南京受到了毛人凤的接见和表彰, 受宠若惊的他为了表达感激之情, 又向特务提供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的线索。这个时候的刘国定连起码的廉耻都不顾及了。他除了继续出卖地下党的组织和成员外, 还积极参与组织所谓的“经济问题研究所”, 专门从事研究和提供反共策略, 最终比国民党特务还要反动恶毒。
“白公馆”监狱外景
时任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的李文祥是被刘国定出卖, 于1948年4月22日和他的妻子一起被捕的。被捕之初, 李文祥跟其他难友一样也受到了特务们的严刑逼供, 虽然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但始终没有供出组织和其他党员。审讯时, 他采取“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应对策略, 能扛的时候死活都不说, 实在扛不住了就招供一些不重要的情报。这些情报对特务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特务也拿他没办法。但通过观察, 特务们发现李文祥对他妻子的感情很深, 决定从他们的夫妻感情上打开缺口。于是, 把李文祥和他的妻子分别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 而没有像其他一些囚犯那样夫妇同押一处。
李文祥在狱中接触比较多的是陈然。陈然发现李文祥的情绪时好时坏, 有时候非常低落, 经常在深夜唉声叹气, 就主动跟他交流, 并劝他多学点理论。对此, 李文祥却并不感兴趣, 相反, 他经常和冉益智一起眉飞色舞地大谈两性关系, 谈论他和妻子的感情是多么多么的好这一类话题。在是否向敌人投降的问题上, 李文祥内心也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交锋的。他经常和陈然说:“我的党龄有十几年了, 也算为党辛辛苦苦工作了这么多年, 还当过县委书记, 可一点享受和报酬都没有。好不容易盼到革命要胜利了, 但自己却被捕了, 还连累老婆一起被关。这太划不来, 要是不被捕, 解放后起码也是个大官……我怎么这么倒霉啊?现在不交代说不定哪一天就被拉出去毙了!要是交代了我就成了革命的叛徒!……”陈然深知一个人要在严刑拷打中通过考验, 坚持到底是很不容易的, 于是就更加主动地关心他、鼓励他。可次数多了, 李文祥对陈然的话就表现出很不以为然, 哼哼哈哈应付一下照常想他心里那点事儿。
特务们既然找到了李文祥的软肋, 就按着他们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在实施。每次提审李文祥时, 都把他特地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 而且安排他与妻子见面。李文祥与他妻子见面时都会痛哭一场, 每一次提审, 都会让李文祥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增加一分。李文祥的妻子也是地下党员, 只是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当她看到李文祥如此痛苦, 很担心他坚持不住, 就不断地鼓励和劝说他。但李文祥的精神状态越到后来越处于崩溃的边缘, 对自己的前途命运产生了很大的疑问, 对自己的理想信念产生了巨大的动摇。陈然看他这样下去很危险, 为了防止他叛变, 甚至用跳楼自杀来威慑他。可李文祥没有为之所动, 反而认为自己无谓的死对革命没有任何对革命没有任何帮助, 甚至认为几个叛徒也不至于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特务们敏锐地观察到了他的内心变化, 在一次提审后故意威胁说, 这是他最后一次与妻子见面, 李文祥的心理防线被彻底攻破了。经历了8个多月的牢狱生活, 没有屈服于特务的酷刑, 却由于忍受不了再也不能与妻子见面的痛苦, 并对死亡产生极度恐惧的李文祥, 最终于1948年12月14日, 趁放风的机会主动跑到特务那里要求“坦白”。
冉益智、刘国定、李文祥等重庆地下党领导人的叛变, 使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极大破坏, 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然而, 这些成为人民公敌的叛徒最终没有逃脱应得的下场。1951年2月5日, 重庆市人民法院召开公审大会, 宣判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李忠良等叛徒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还有那个出卖了许建业、为敌人的大破坏立下了“首功”的任达哉, 仍然被敌人视为没交代清楚的“共党分子”而关进渣滓洞, 1949年11月27日, 最终还是被国民党特务枪杀在渣滓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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