彗星為什麼被認為是大凶之兆?《左傳》中有相關記載


中國古代對天象的觀測,除注重日月食、歲星、二十八星宿之外,還特別注意天空中突然出現的,隨機、短期的天體,古人將這些星體稱為妖星客星和彗星都是妖星的一種,如《爾雅釋天》中解釋:“彗星為攙槍”,郭璦註釋曰:“妖星也。亦謂之孛,言其形孛孛似掃彗也。”

彗星為什麼被認為是大凶之兆?《左傳》中有相關記載


殷商甲骨文中就可能已經有對彗星的記載(這一點目前還有爭議,確切記錄了彗星的最早文獻應該是《春秋》經,文公十四年即記載:“秋七月,有星孛入於北斗”,這是世界上對哈雷彗星的最早記錄。中國古代對彗星很早就有明確的界定和分類,如戰國時石申將彗星分為四類:“一名孛星,二名拂星,三名擔星,四名彗星,其狀不同。”還根據彗星的形狀、顏色命名為天槍、天攙、天掊、掃星和天戈,不過這種分類命名也是一家之言,例如《史記天官書》中另外記錄了甘德的區分法:“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掊,長四丈,末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攙,長四丈,末兌。推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雖然都命名為天槍、天樓、天掊,但兩人對彗星出現方位、長短、形態的論述迥異,一直到後世各家對彗星的命名也多各是其說,比較混亂。世紀年代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天文氣象雜佔》中,與雲、氣、月掩星和恆星等一起的是二十九幅關於彗星的圖畫,繪有種形態和名稱各異的彗星圖丨,據推斷出自戰國時期楚人之手,這比西方彗星圖抄本至少早了四個世紀。

對於彗星的生成,石申指出:“掃星者,逆氣之所致也。”《淮南子天文訓》中也有:“鯨魚死而彗星出”的說法,董仲舒說:“孛者,乃非常之惡氣之所生也。”到兩漢之際,包括彗星在內的妖星生成說至少有九種,所謂“逆氣”、“五星失行”“惡氣之所生”等都是反常天象,因此彗星也會帶來惡運,如馬王堆所出之《彗星圖》的二十九條佔詞幾乎都是預示兵、喪的凶兆%《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中也說:“天之有彗也,以除移也”,即根據彗星拖了一方光芒,形似掃帚而認為其有除舊佈新之象,可見彗星常被認為是兵亂兇喪的預兆。

《春秋》及《左傳》中多記載“星孛”,《公羊傳》解釋為:“孛者何,彗星也”,可見彗和孛有時可以互用;不過也根據星芒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彗星光芒偏向一方,孛則是向四周發散的光芒,如《晉書天文志》中所說:“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孛雖然是彗星,但是在《春秋》經、《左傳》中都用作動詞,大概是說彗星光芒蓬蓬孛孛而過,是把其作為彗星出現的術語用了。《春秋》經共記彗星四次,其二《左氏傳》傳之,而《左傳》中記昭公二十六年“齊有彗星”條,則不見於《春秋》經。

彗星為什麼被認為是大凶之兆?《左傳》中有相關記載


彗星被看做大凶之兆,《左傳》中兩處觀彗星做出的預言都是如此,一言諸侯死喪,一言火災。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於北斗”,即彗星經過北斗,後來果然宋、齊、晉三國皆弒君,但是《左傳》中只記載了周的內史佔言,所以孔穎達也只說:“宋、齊、晉三國之君,併為無道,皆有移德。今彗出而彼死,是除穢之事。”《漢書五行志》倒是詳細記錄了漢時人們對此佔言的解釋:

董仲舒以為,孛者惡氣之所生也。謂之孛者,言其孛孛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也。北斗,大國象。後齊、宋、魯、莒、晉皆斌君。劉向以為,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法三光之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為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篡殺之表也。《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孛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曰魁為齊、晉。夫彗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視人顯矣,史之有佔明矣,時君終不改寐。是後,宋、魯、宮、晉、鄭、陳六國鹹斌其君,齊再斌焉。……劉歆以為,北斗有環域,四星入其中也。鬥,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譽所以除舊佈新也。鬥七星,故曰不出七年。

董仲舒、劉向提出了兩種不同的彗星形成觀點,而且這些解釋都是以後世人的眼光,按“天人感應”論將史事附會到天象上去的,體現了典型的漢代災祥思想,不過這些解釋仍是以“彗以除移布新”論為主來分析的,有一定道理。昭公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大辰即心宿二,又名大火,漢即銀河,就是說此時彗星在大火處,其尾芒長長西至於銀河。《左傳》中記錄了申須和梓慎兩人的分析,都聯繫彗星所在位置大火預言將發生火災,但具體與地上哪個諸侯國相對應則要看彗星所起、入的星宿,以其分野來推斷人間吉凶。所以《春秋》中記彗星“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這是觀測彗星的必要內容,如《春秋》經記哀公十二年“有星孛出於東方”條,沒有記出於那個星班固漢書五行志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第頁。第二章《左傳》天文類異象宿,《公羊傳》解釋說:“其言於東方何?見於旦也。”杜預曰:“平旦眾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雖然解釋未為合理,但也可知不記彗星出於星次者乃不常見;又哀公十三年彗星,只說“有星孛”,杜預即注曰:“不言所在,史失之。”足可見記彗星之所出、入之星次的重要性。

彗星為什麼被認為是大凶之兆?《左傳》中有相關記載


昭公十七年的彗星預示火災之凶兆,按照申須和梓慎所說,去年大火星出現時已有彗星,彗星是用以除舊佈新的,出於大火則對大火星進行了清掃,大火星再出現時必然散佈火災,可謂徵兆已現。今年大火星出現時彗星更加明亮,而且彗星兩年兩次出於大火星,所以發生火災是必然的;而宋國是大火的分野,陳國和鄭國則分別是太晦和祝融的分野,三者都是大火星居住的位置,所以必將受火災。另外彗星星芒西到銀河,而銀河即為水,衛國剛好是顧臾的分野,和它相配的星是營室,即大水,按照杜預所注“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兒火多,故水不勝火。”所以預測是丙子或壬午會發生火災。果然《左傳》記載到明年時,“夏五月,火始昏見。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與前文預言也前後相照應。

彗星為什麼被認為是大凶之兆?《左傳》中有相關記載


古人認為彗星形如掃帚狀,故有“除移布新”之預兆,如文公四年三國君亂而死,《左傳》即解釋為是因為三國君都有移德,故彗星出現將其掃除乾淨。昭公二十六年齊國出現彗星,齊侯想要舉行禳祭以免除彗星之凶兆;雖然同樣認為彗星除移,晏子卻認為“天道不韜”,禳祭只會招致欺騙,假若國君無德移則不需要禳祭,若國君的德行有失禳祭也是無用,關鍵還是靠人自身的德行修養;還以文王修德配得天下為例,說明國君修養德行的重要性,這也是“天變不足畏”的思想和理性主義的萌芽。古人雖然將天象的變化和人間的禍福災祥相聯繫,但其還強調人自身的德行修養,尤其是針對那些人君君民者,這是以崇高的“天”之威嚴給給統治者提出的警示告誡,有其進步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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