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关注
世贸组织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将缩水13%至32%
世界贸易组织8日预测，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全球贸易将缩水13%到32%。
世贸组织当天发布年度《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报告强调，考虑到“史无前例的”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今年全球贸易缩水幅度可能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水平。
报告显示，受贸易紧张局势和经济增长放缓影响，2019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已下降0.1%。2020年，基本上全球所有地区的贸易量都将出现两位数的下降，其中北美和亚洲的出口贸易将受到最大打击。而从行业来看，电子和汽车制造产业的贸易缩水将更为严重。报告同时强调，2021年全球贸易复苏仍有可能，但也存在不确定性，其最终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和各国抗疫政策的有效性。
绿色金融资讯
一、前两月山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值达903.3亿元
4月8日，据青岛海关统计，今年前2个月，山东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903.3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11.3%，高出全省整体增速19.2个百分点，占同期全省外贸总值的32.5%，较去年同期提升5.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438.2亿元，下降0.1%；进口465.1亿元，增长24.6%。2月份，进出口331.8亿元人民币，增长1.9%。
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3%，占67.7%；加工贸易进出口下降9%。初步分析，前2个月山东省对沿线国家进口增长、出口微降的主要原因包括，原油等矿产品、橡胶进口拉动强劲。受前期企业生产需求不断扩大影响，山东地炼企业进口活力明显增加，前2个月，山东省自沿线国家进口原油增长57.7%，仅此一项拉高自沿线国家进口增速24.5个百分点。此外，橡胶、金属矿及矿砂、水海产品等进口增势显著，拉动进口增长。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不断加强。1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7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9亿美元，同比增长19.5％。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92.3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9％，同比增长123.5%，成为进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叠加春节假期，影响企业复工生产。
二、华夏银行获准发行不超过100亿元绿色金融债
4月8日，华夏银行发布《关于发行绿色金融债券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公告》表示，该行近日收到《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同意该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不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的绿色金融债券，募集资金专项用于绿色产业项目贷款，核准额度自决定书发出之日起2年内有效。
华夏银行表示，该行绿色金融债券发行结束后，按照央行有关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流通，该行将在每期债券发行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向央行报告本期债券的发行情况。华夏银行强调，将严格开立专门账户或建立专项台账，对绿色金融债券募集资金的到账、拨付及资金收回加强管理，保证资金专款专用，债券存续期间全部用于绿色产业项目。
三、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出台金融16条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会同央行上海总部等12个部门牵头起草的《关于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深化落实金融支持政策推进先行先试的若干举措》4月2日正式发布。
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举行的专场新闻通气会上获悉，“示范区金融16条”围绕推进同城化金融服务、试点跨区域联合授信、提升移动支付水平、支持设立一体化金融机构、推进跨区域公共信用信息共享、推进一体化绿色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推进一体化科技金融服务、建立金融信息共享合作机制等8个方面提出16条具体举措。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唐晓东说，“示范区金融16条”重点侧重一体化金融合作、绿色金融发展以及推进金融信息共享等三大领域，与临港新片区、浦东开发开放特色形成错位，突出了“跨域、绿色、创新、共享”的理念。与会人士认为，“示范区金融16条”有利于推进金融领域改革创新在示范区集中落实、率先突破，探索跨地区资金要素流动、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和加强部门合作监管的新模式，加快形成可实施有成效、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经验。
四、人行南充市中支：有效解决绿色企业融资需求
四川省南充市拥有丰富的生态农业、新能源汽车制造、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资源，有着发展绿色金融的天然优势。在人行成都分行的大力指导下，人行南充市中支积极探索推进省级绿色金融试点，有效解决绿色企业融资需求。截至2019年年末，全市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额达34.31亿元。
人行南充市中支积极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明确工作目标。该行联合有关部门出台《南充市创建省级绿色金融示范区实施方案》，明确以打造绿色银行为重点、带动其他机构扩大绿色金融业务的总基调，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南充市绿色金融试点。强化货币政策工具引导。该行加大再贷款再贴现力度，创新“绿票通”，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支持新兴产业绿色发展。完善绿色信贷政策。该行指导金融机构创新建设绿色信贷认定范围和标准，制定《绿色信贷指引》《绿色客户四色分类管理办法》等制度，对法人客户实行四色分类贴标，对绿色贴标贷款实现额度倾斜、优先审批、优先放款。人行南充市中支同时鼓励绿色金融产品创新；重点打造绿色示范银行；开展绿色金融评估，加强试点工作督导等。
五、绿色普惠金融为绿水青山输送“源头活水”
自“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启动以来，余村靠山吃山的情况就一去不复返，美丽乡村建设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快速升级，这个大山里的村庄一改往日旧貌。
安吉县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之初，不少行政村存在村级集体经济弱、缺少启动资金的问题，安吉农商银行及时与县政府对接，创新推出了“美丽乡村”建设链贷款。利用资金的提前介入为整体创建提供了启动资金，行政村可利用政府美丽乡村建设奖励资金以及项目自身收益归还贷款，并按基准利率下调10%为建设项目提供金融支持。余村正是首批“美丽乡村”贷款的获得者，也正是有了资金支持，余村的村容村貌开始大力改善，文化礼堂，美丽宜居项目等逐步落地，当年脏乱差的小山村到如今景美人和的“网红村”。据统计，自2008年以来，安吉农商银行已累计投放“美丽乡村贷”8.5亿元，支持130个行政村完成美丽蜕变。安吉农商银行又相继推出“丰收彩虹贷”“两山乡居贷”“两山农林贷”等特色产品，通过持续的金融支持，积极带动农民创业就业，实现致富增收。
六、四川松潘：绿色金融支撑绿色农业
为支持今年春耕备耕，松潘县农社使用315万元人民银行扶贫再贷款支持84户农户开展春耕生产，还争取到县级财政贴息50％的政策，可以说是为春耕下了一场金融“及时雨”。
在川主寺镇八十沟村的贝母种植基地中，冬雪开始慢慢融化，四川国青川贝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正忙着做耕作计划。公司通过租赁土地、优先聘用贫困户参与基地建设、优先购买贫困户自产的农家肥和开展贝母种植技术培训等形式，持续带动全县40余户贫困户脱贫致富奔小康，户年均增收3万元。如今，松潘县立足“一园五区”绿色生态产业发展，打造了红椒主题公园、贝母农业花园、高原生态蔬菜园等绿色生态旅游景点，把生态保护、农业生产、文化旅游紧密联系、融合起来，成为九寨沟——黄龙旅游环线上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在绿色发展的背后是当地绿色金融的大力支持。2019年，松潘县成立了绿色金融领导小组，建立了500万元乡村振兴农业发展贷款基金、700万元农户小额信贷风险基金。人行松潘县支行累计投放8300万元支农再贷款和扶贫再贷款，当地主要银行机构投放精准扶贫贷款7.28亿元、农户信用贷款2.33亿元、扶贫小额贷款4000万元。
绿色发展资讯
一、工信部：进一步放宽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门槛
据官网消息，工信部修改《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删除申请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准入有关“设计开发能力”的要求；将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停止生产的时间由12个月调整为24个月；删除有关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申请准入的过渡期临时条款；删除新建纯电动车乘用车生产企业应同时满足《新建纯电动乘用车管理规定》的条款。
修改的必要性：为规范新能源汽车生产活动，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我部于2017年发布实施《准入规定》。《准入规定》发布实施以来，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能力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有效提升，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取得积极进展。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为更好适应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需要，进一步放宽准入门槛，激发市场活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对《准入规定》部分条款进行修改。
二、生态环境部：关于固定污染源排污限期整改有关事项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实现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任务目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81号）等规定，现就排污限期整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排污单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暂不予核发排污许可证，并下达排污限期整改通知书。（一）“不能达标排放”类，污染物排放不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排污单位位于未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重点区域、流域，污染物排放不符合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关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特别要求的。（二）“手续不全”类，未依法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批准文件，未办理环境影响登记备案手续，但是已经按照有关规定获得经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整顿规范并符合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的除外。（三）“其他”类，如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控设备联网，未按规定设置污染物排放口等。
三、河南新安：走绿色发展之路 高标准打造黄河生态廊道3.5万亩
近年来，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持续抓好沿黄绿化工程，今年，该县将高标准打造沿黄生态景观防护廊道3.5万亩。石寺镇、正村镇等各沿黄生态廊道绿化片区，根据沿黄区域的土壤结构和气候特征，合理搭配树种，发展生态观光游，打造色彩斑斓、层次分明的绿化景观。
据了解，新安县计划用3到5年时间，修复沿黄区域近10万亩生态环境，同时将造林绿化融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污染治理等工作中，让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走绿色发展之路，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筑起一道生态屏障。据了解，今年新安县国土绿化总任务8.75万亩，围绕“绿廊、绿带、绿业、绿村、绿园、绿岛、绿播”等七绿工程建设，重点做好“沿黄绿化、涧河绿化、廊道绿化、村庄绿化美化、矿山生态修复”五篇文章。截至目前，累计完成造林绿化2.4万亩，其中包含沿黄绿化1.3万亩，完成中幼林抚育2.3万亩，廊道绿化1600余亩，绿化美化村庄45个，矿区植被恢复整地2600亩、造林600余亩，已完成市定国土绿化总任务量的90%。
四、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绿色发展是中美可强化合作领域
新冠疫情暴发为全球经济活动摁下了暂停键，从中国各大城市到美国的疫情重灾区纽约，卫星数据显示3月份的空气质量较往年同期均有明显改善。但许多人担心，中国以及几个月后的美国，是否会走上放松环保标准以追求经济快速复苏之路。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积极扩大有效需求，培育智慧健康养老、绿色产品等消费热点。
3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中美紧张关系被认为短期内将有所缓解。“中美之间能够找到一些可维系联系、强化合作的领域，至关重要。”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兼总裁戴青丽（Deborah Lehr）近日表示，考虑到两国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两个国家，绿色发展既是能改善人居环境，又是两国增长潜在的巨大驱动力，还将利于全球。特朗普政府对气候变化的态度给后巴黎协定时代的全球带来许多挑战。“但是特朗普政府的态度并不是中美合作的绝对路障”，戴青丽认为，美国的许多绿色发展努力来自企业部门，特别是金融机构；也来自于身在发展、管理最前线的州长、市长们。更多是自下而上的努力，而非自上而下的推动。
五、湖州以绿色引擎驱动高质量赶超发展
近日，湖州市《“两山”转化提升年工作方案》出炉。作为“两山”理念发源地、全国首个地市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一直“向绿而行”的湖州拉高标杆、自加压力，明确了开足“绿色引擎”进一步拉动高质量赶超发展的决心和路径。
湖州干部群众表示，要在实际行动中贯彻落实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高质量践行“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让绿色成为浙江发展最动人的色彩”的殷殷嘱托，推动“两山”理念发源地绽放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乘势而为、乘胜前进，今年湖州提出了打造绿色发展标杆的更高目标。一手布局高端产业，建立总规模500亿元的绿色产业基金，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力争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30.5%；一手推进绿色转型，以绿色工厂星级管理体系升级版为抓手，聚焦绿色工厂提档升星和小微园区绿色化管理，加速工业经济“向绿而行”。
六、昆明东川：绿色发展和转型发展步伐铿锵
近年来，昆明市东川区树牢“保护小江就是保护长江”的思想共识，筑牢金沙江下游生态安全屏障，打响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筑牢金沙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争做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领头雁”，绿色发展步伐铿锵有力，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全区共识。
在推进尾矿库专项整治行动中，东川两年间整合投入1076.9万元资金治理尾矿库，关闭一批严重存在生产安全和环境安全隐患的危库，集中治理一批病、险、危库；对企业不规范堆料场、弃渣场进行全面清查整改，覆土植绿、实施遮盖、完善场内洒水系统防止扬尘，对废弃尾矿库实施闭库覆土植绿；大力推广矿山采空区尾砂充填技术，有效治理因矿山开采遗留的采空区。此外，东川还扎实开展涉矿、涉重金属大排查及整治工作，进一步加大废气排放监管力度，强化网格化监管职责，施行东川环境监管网格化全覆盖，水环境质量得到大幅提升，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天更蓝、水更清，人民生活幸福感更强。打响小江河道综合整治“攻坚战” 筑起“绿色屏障”。
双绿专家视角
一、现代经济体系中的绿色金融与绿色建筑
马骏：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
建筑是我国能源消费的三大部门之一，其减排潜力巨大。传统的建筑行业是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推动建筑行业绿色化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以及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绿色建筑还具有巨大的碳减排潜力和市场发展潜力，有理由将其发展成为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
绿色金融参与支持绿色建筑及相关行业发展的前景十分广阔。但在目前，包括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限制、绿色建筑行业监管政策与配套措施不完善、绿色建筑的增量成本与增量收益存在错配、产业链上的小微企业面临融资困境、消费端尚未激活、绿色金融配套措施有待完善、绿色金融工具有待创新等，使绿色金融有效发挥参与支持的重要作用还面临制度和市场的困阻。
绿色金融是支持绿色建筑发展的重要力量
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绿色建筑行动方案的通知》指出，要“综合运用价格、财税、金融等经济手段，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营造有利于绿色建筑发展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主体设计、建造、使用绿色建筑的内生动力” 。但随着财政资金逐渐不能满足建筑领域绿色化发展的需求，传统的推动建筑领域绿色化的工作需要与绿色金融相结合，形成土地、价格、财税、金融的综合支持体系。
近年来，多个部委和行业协会开始推动并鼓励利用绿色金融工具支持绿色建筑项目。2013年银监会颁布《绿色信贷统计制度》，在节能环保项目及服务贷款情况统计表中，将“建筑节能及绿色建筑”纳入绿色信贷统计。2015年12月22日，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发布《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版）》，将“新建绿色建筑”及“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划入节能大类中的“可持续建筑”小类。2019年，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发布《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也将“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相关内容纳入其中。
虽然绿色金融对于绿色建筑领域的支持已经起步，但潜力尚待进一步挖掘。各金融机构探索开发的相关金融产品和工具，包括支持绿色建筑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CMBS、类REITS等证券化产品、绿色建筑保险产品试点、绿色建筑主题的基金等，从市场规模来看，最主要的产品仍是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
绿色信贷方面，根据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9.47万亿元，余额占同期企业及其他单位贷款的9.9%。从用途上看，绿色交通运输项目和可再生能源及清洁能源项目贷款占比最高，分别为45%和24%。同期，房地产开发贷余额11.04万亿，按照“十三五”规划的绿色建筑占全部建筑的比例估算，接近半数房地产开发贷应该计入绿色信贷。而根据银保监会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6月，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共计8.30万亿元，而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项目余额1348亿元，仅占比1.6%。
绿色债券方面，以《气候债券分类方案》的标准，中国内地绿色债券的资金投放结构与绿色信贷类似，募集资金投向最多的是低碳交通和清洁能源领域，分别占2017年发行总额的22%和30%，占2018年发行总额的33%和28%，同一时期投向绿色建筑的占比则仅有7%和9%。对比欧美，建筑领域是欧洲绿色债券的第二大资金投向，占发行规模的25%；房利美（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以超大规模的绿色MBS（住房抵押贷款证券）连续两年（2017年和2018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发行人，撑起美国绿债市场的半壁江山。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展业面临现实困阻
多家国际知名房地产咨询机构的研究显示，虽然绿色建筑较普通建筑的成本稍高，但未来绿色建筑会比普通建筑实现更多超额收益。目前国内金融业对绿色建筑市场的金融支持及金融服务不够充分，主要原因在于面临以下困阻。
制度障碍
一是房地产调控对绿色建筑与一般地产开发实行“一刀切”处理。
绿色建筑是当前鼓励的一类房地产产品，但国家对房地产实行宏观调控时，却出现对“绿”和“不绿”的房地产项目“一刀切”做法。如2019年对房地产项目实施调控的过程中，没有将一般房地产开发与绿色建筑开发区别开来，致使无论银行类金融机构还是非银类金融机构都不敢或不愿支持绿色建筑开发。
二是绿色建筑的信息披露机制仍然缺位。
依据绿色建筑2019年“新国标”，将原来授予“设计评价标识”的做法改为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完成后进行预评价（但不授予标识），根据预评价结果从金融机构和市场获得绿色融资（如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但目前大部分建筑的能耗数据及各项节能设施的实际运行结果并不对外公布，使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无法及时了解和监测绿色建筑的实际运行效果。
三是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机制有待补充完善。
在银行业，目前缺乏对绿色开发贷和绿色按揭贷违约率的金融专业研究，使金融行业尚未认识到绿色贷款信用风险较低的事实，难以提供更优惠的绿色建筑贷款。在证券业，绿色开发贷、绿色按揭贷及其他与绿色建筑相关的资产证券化还没有得到有效开展，机构投资者欲投无门。在保险业，除人保财险外，可以说国内保险业至今没有涉足绿色建筑保险领域。在交易市场，建筑物的碳减排量应该纳入碳市场，成为“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Chinese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交易的标的之一，但目前我国碳交易市场还未有此先例。
市场困境
一是绿色建筑的需求端尚未激活。
我国绿色建筑发展起步较晚，多数消费者对绿色建筑的概念及其优势缺乏认知，对绿色建筑的自发需求明显不足。
二是绿色建筑开发商收回增量成本的难度更大。
相较传统建筑，绿色建筑项目在开发前期会投入更多的成本，如相关技术、设备与材料使用带来的增量成本以及申请绿建标识的附加成本等。但这些增量成本很难在后期的销售环节得到抵销。原因即在于前述的制度障碍，加上消费者不会主动将未来节省的水电费折算为当前的现值，因此也不会为增量成本买单。
三是绿色建筑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面临更多融资困境。
绿色建筑产业链上，除了包含大型房地产开发商，还包含大量中小民营企业，如绿色建材企业和节能技术服务公司等。这些企业有一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但大多为轻资本、高信用风险类企业，难以提供银行类金融机构接受的抵押担保品。同时，前述原因中的绿色建筑评估与信息披露机制缺失，也使得相关担保机构难以准确评估其风险，无法或很难为其提供融资担保。
长期可持续实施绿色金融支持的建议
一是明确区分绿色建筑与普通建筑，在“控总量”的要求下“调结构”，针对绿色建筑项目制定差异化政策，鼓励开发商加大绿色地产投资规模。
当前我国实施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抑制以往房地产行业重量不重质的粗放式增长，主要目标是防范房地产高杠杆融资可能导致的金融系统性风险，主要手段是对于房地产企业融资采取一定的限制性措施。绿色建筑具有与传统建筑高耗能、高污染完全相反的特点，是下一步国家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志，绿色建筑行业产业也是建设现代化绿色共享社会的重要支持。建议可在落实总量调控目标的前提下，对符合条件的绿色项目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达到适度限制“非绿色”房地产项目开发数量的总体目标。
二是尽快完善绿色建筑行业的运行标识体系。
其一，健全完善绿色建筑的标识管理体系，包括运行阶段的评估与失信惩戒机制，在制度上保证绿色建筑的严进严出。其二，建立健全绿色建筑的信息披露机制，使利益相关方能够及时了解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的相关信息，解决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其三，建立完善绿色建筑企业和项目的信息库及信用评价体系，降低投资人的投资风险。
三是鼓励发展供应链金融创新解决绿色建筑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基于大型房地产企业为风险控制主体，供应链金融可以通过金融产品设计，有针对性地为绿色建筑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将单个企业的不可控风险转变为整个供应链的可控风险。
四是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
鼓励金融业进一步投入研究力量，分析绿色金融产品与“非绿色”金融产品的优劣，找到绿色金融产品的长处与短板，在此基础上对绿色金融产品实行差别化定价。同时，加强对绿色建筑保险产品及绿色建筑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研发，包括相关交易机制创新，等等。
五是加强消费者教育，激活绿色建筑消费市场。
包括政府、监管及行业机构，都要加大对绿色建筑的可持续及其优势的宣传推广，如通过App等移动工具为消费者计算绿色建筑带来的节能、节水收益，潜移默化地影响越来越多消费者产生对绿色建筑的信任和依赖。
（刘嘉龙、邵丹青、徐稼轩、杨一帆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本文感谢杨娉、李晓文、梁俊强、殷帅、武朋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二、中国经济，疫情下的短期应对和中长期谋划
徐林：中国双绿66人圆桌会专家委副主席，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
新年以来随着新冠病毒肺炎在国内外持续蔓延，国内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动荡不堪，疫情导致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美国、欧盟三个最大经济体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疫情重灾区。各有关国家正在采取空前严格的防控措施，已经并正在导致大范围的经济停摆，毫无疑问会对全球政治、经济、贸易、金融、就业等产生巨大冲击和深远影响。
正因为如此，主要大国的政治家和政府，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这场因病毒扩散而导致的抗疫战争、政治纷争，都面临各自的决策难题和麻烦，特别是随着个人活动自由被限制、生活方式突变、企业经营日益困难、失业人数持续增加，以及死亡人数不断攀升，社会怨气也变得更加火爆，人性和文明底线也在经受着各种挑战，需要各国政治家表现出高度责任感和决策能力。
中国是本次疫情中最早引起公众关注并最早采取强力防疫措施管制的国家。自2019年12月份发现病毒感染个案到2020年1月初通知国际社会，再到1月23日对武汉“封城”并采取全国性动员抗疫措施，在经历两个多月的持续努力和奋斗牺牲后，中国的内生性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目前转向重点防范境外输入性感染病例、无症状感染病例及其传染的新阶段。
中国抗疫取得较快进展和成效的成本是国内经济大范围停摆以及相应的失业大幅增加。在抗疫取得积极进展后，各地复苏经济活动的努力也开始启动。如何围绕实现年度经济发展目标组织实施相关经济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好面向未来的“十四五”发展规划，也成为决策者需要认真对待的头等大事，值得好好议论。
01
实事求是确定2020年发展目标
2019年 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0年度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有了基本定调。在此基础上，中央有关领导和国务院部门在疫情防控期间，依然保持着有能力实现经济发展既定目标的表态，这毫无疑问有稳定和引导市场信心的考虑。但随着疫情持续蔓延至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蔓延，严重程度超出了预期，导致全球经济大范围停摆，再结合中国疫情控制状况、一季度经济表现和企业复工程度的最新判断，要实现原定的发展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一季度经济表现远远不如预期。
由于中国采取了严格限制要素流动、停产停工和城市社区封闭管理等严格防疫措施，经济活动从1月底开始大范围停顿，根据1-2月份已公布的制造业增加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等统计数据和3月份复工状况等来看，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可能会在-9%左右，即便是后三季度通过全面复工和强力经济刺激能够保持季均5%左右的经济增速，全年经济增速可能也只在1%-2%之间，远低于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目标。国内部分经济学家的预测更为悲观，认为中国经济2020年会出现负增长。
二是外部经济停滞将严重缩减中国货物出口。
虽然中国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较低，但贸易规模涉及的就业人口和收入规模并不小，会直接影响到国内就业、脱贫和消费。从欧美等疫情蔓延的规模和采取的防控措施看，这些国家很难以比中国更快的速度控制住疫情并恢复正常经济生活。医学专家们认为，全球疫情的控制难以在半年内完成，极有可能延续到全年甚至更长时间。这些关于疫情演变的不确定性，将深度影响世界许多国家的生产、贸易、消费和投资活动，导致明显的经济活动冷却和金融市场动荡。美国股市短期内几次破记录的熔断、最多时下跌30%的深幅，以及美国上周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达到330万的创纪录水平，从而不得不采取史无前例的财政金融刺激和救助政策，已经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全球贸易增速在疫情的持续冲击下也会收缩，从1-2月中国出口规模比去年同期缩减17%的数据看，考虑到这段时期国外疫情尚未充分展开，随着国外疫情的广泛蔓延和抗疫措施的不断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预测了2020年全球经济衰退和负增长，中国全年货物出口规模下降20%左右可能是大概率事件，涉及到的国内就业人数保守估计将达到1000万人以上，毫无疑问会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三是企业复工复产的进程远不如预期。
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不少省份开始了复工复产的推进工作，但这一努力随着国外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也受到制约。截至3月31日，国外确诊病例已经超过70万，特别是美欧成为疫情最严重地区后，不得不采取措施进一步隔离和“封城”，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进一步冷却。
虽然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但随着国内输入性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治愈患者二次复发案例的出现和增加，不少国内大城市不得不延长原有防控措施的期限而继续保持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不少想开工的企业实际上得不到有效的劳动力供给，使复苏经济活动的努力大打折扣。一些大数据显示的真实复工程度远低于某些地方政府预计的复工程度。美团研究院的研究表明，城市服务业复工比例只有35%左右，60%多的企业处于停业状态，一些已经开业的企业也因为顾客大幅度下降处于歇业状态。最近微信中的一个段子“现在守店比守寡还难，守寡还有人来撩，守店连鬼都没看见一个”就反映了这种现象。
国外疫情蔓延加重后的防控举措升级，使得不少国内出口企业不得不接受外方订单的取消，一些出口企业面临无订单可生产的窘境，很多到岗的劳动力也无法开工生产，实际上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很多企业对下一步订单损失的预期也在增强。这意味着，即便是中国的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在海外疫情得到控制前，实际上也难以简单根据国内疫情的现状，展开经济活动复苏的相关工作。无论是病毒疫情还是经济活动，都表现出真实的“环球同此凉热”。
在上述因素影响下，今年再维持去年年底提出的2020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即便是通过强力财政金融刺激推动投资、消费和出口，也面临较强的边际约束条件和取得实施效果的局限性。这主要是因为，在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并完全放开管控措施条件下，无论是通过减税刺激出口、扩大财政支出刺激投资或消费，都会面临许多制约因素从而难以取得实际效果，这包括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给、国内外市场需求的萎缩、产业链衔接的断裂等等。
在这等环境和条件下，不如实事求是地降低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至合理水平，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目标压力和政策环境，有针对性地采取更加有效的调控措施，围绕尽可能减少失业来稳定经济和社会局面，减少损失和动荡。
当然，如果2020年增长预期目标低于5.5%，可能会难以实现“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年均6.5%预期增长目标，也难以实现中共十八大提出的翻番目标，并可能影响全面脱贫目标的实现。但这是一个可以向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只是预期性指标，不是必须完成的指令性或约束性计划指标，当遇到重大的实施环境变化和外部冲击、难以完成增长目标时，可以修改原定的预期目标、向全国人大报告并获得批准，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障碍。如果将年度发展目标调整得更加合理，不仅可以减轻宏观调控部门的不合理政策压力和地方政府的行为扭曲，还可以防止因过度刺激导致的债务和金融风险。
02
优化短期应对政策组合和着力点
合理设定并降低2020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无所作为。事实上，考虑到这次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性影响广泛、深刻并可能具有持续性，需要政府更好作为并提高政策实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这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政府目前正在努力推进的议事日程。从现状看，中国政府需要立足于短期急需、着眼于中长期持续，来统筹处理好抗疫控局面、调控稳增长改革求发展之间的平衡。
从短期急需看，需要重点做好以下政策配置和工作：
一是继续做好各类防疫工作。
中国目前在控制病毒蔓延方面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成绩来之不易，需要全力加以巩固。基于对病毒研究和认识的不断深入，做好今后的防疫工作，中国应该有条件更有针对性，减少“一刀切”措施，在防止出现疫情二次蔓延的同时，降低对经济的冷却效应。当前，在全球疫情爆发的环境下采取封国措施控制输入性病例虽然必要，但还可以更具针对性并更具韧性，可以根据国内不同城市的应对能力适当分散优化入境口岸，让更多的有意愿、有条件的海外中国公民特别是留学生从疫情重灾区回到祖国，回国后再进行抗疫隔离、医学观察或分类治疗。
与此同时，利用中国制造业大国的产能优势和控制病情蔓延的先发优势，我们应该真诚、无条件、不加渲染地对国际社会特别是疫情重灾区国家的抗疫努力施以援手，加强出口医疗产品的质量管控，为国际社会抗疫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
在国内，要继续保持对已治愈病人的医学观察和跟踪，巩固治疗成果并防范复发导致的人群传染，加强对无症状病毒感染者的筛查，防止这类“隐形炸弹”的爆炸性传播使前期防疫成果前功尽弃。政府必须加强对治疗药物、快速诊断试剂特别是疫苗研发的资源组织、资金投入和国际合作，使高效确诊试剂、有效治疗药物和防病毒疫苗能够尽快投入临床应用。
二是优化宏观刺激政策的结构和着力点。
从已经出台的宏观刺激政策看，货币政策力度虽然无法与美国的无限量量化宽松相比，但通过降准和降息已经展示了宽松的基本态势，改变了过去货币政策放松时扭扭捏捏的遮羞状态，为金融市场稳定、融资成本降低提供有利的货币环境和明确的政策指向。未来还可以根据经济运行的状况调整力度、优化政策手段，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效力。但中国不可能完全追随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脚步和力度，这是国内通胀压力、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经济整体杠杆率等约束条件决定的。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应该有更大的政策空间，这也是中央定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的主要原因。
最近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分析师张岸元做了一个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等主要经济体迄今为止公布的财政刺激政策的力度比较，赤字规模占GDP比率最高的德国达到了20%，最低的英国为1.8%，美国和日本都为10%，法国为12%。中国的刺激力度受制于将赤字率控制在3%以内的惯例，所以往往会采取特别国债、专项债、地方政府债等分类债务的方式，将这类债务排除在赤字计算范围之外。这使得中国的赤字口径与国外缺乏可比性，这种犹抱琵芭半遮面的赤字率控制办法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在今年这样的特殊困难年份，出于防范疫情和全球经济衰退冲击的需要，超过3%以上的赤字率不仅需要而且也是合理的，具体规模完全可以根据财政减收状况、正常支出需要、刺激支出需要来合理确定，不必受任何教条的约束。但不管赤字规模如何确定，应重点根据防疫、稳就业和扩消费的需要，合理优化支出结构。目前的财政刺激支出结构，依然具有传统的注重基建的特征，并赋予了新基建的外衣。从新基建所覆盖的领域看，这类项目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投资规模，但对企业纾困、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的短期效应是有限的。与美国等国的财政刺激政策相比，中国财政刺激更具有“重物轻人”的特点。应该通过适当优化支出结构，更多体现“重人兼物”，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领域：
1、扩大中央政府赤字规模，用于因疫情蔓延导致的失业群体和贫困群体的现金补贴，以不同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或低保标准为基准，提供2-3个月的现金补贴，缓解他们因疫情导致的生活困难。涉及的失业人口可能达到1亿人以上，是一笔总额几千亿元的面向困难群体的前所未有的财政现金支出计划，纾困并改善民生的效果较好。
2、结合国家深度城市化进程，将更多资源用于大城市流动就业人口落户的公共服务支出和公租房建设，以及人口密度更高的城市群和都市圈地区的现代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使新基建项目完成后利用度更高也更加有效。
3、更大范围、更大幅度减免税费，针对陷入困境的中小企实施特定时段的减免税费政策，同时对企业公积金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实实在在地降低企业财务负担。
4、设立国家级企业纾困母基金，通过市场化子基金投资参股估值因疫情影响被破坏的具有较好经营基础和前景的企业，帮助它们渡过疫情导致的暂时难关后再择机退出。
三是以城市服务业为重点推进全面复工营业。
服务业是生产和消费在空间和时间上重合度更高的行业，生产就意味着消费、就业和收入。中国服务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都再持续上升，服务业就业人数2019年底达到3.7亿人。目前服务业的平均复工率大约只有 50%左右，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服务业失业人数应该在1亿人以上。服务业的复工在疫情没有完全得到控制的情况下虽然具有一定风险，但考虑到就业影响、收入影响和消费影响都很大，值得各级政府为之付出更大努力：
（1）以城市为重点特别是大城市以上级别城市为重点全面推进服务业复工开业，充分发挥城市服务业稳增长、稳就业、稳收入、稳消费的促进器作用。目前很多城市居民有钱买不到服务的困境，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应该尽快通过服务业全面复工加以解决，这是不需要动用财政刺激和消费券就可以实现的消费。
（2）政府要为城市服务业企业开工的防疫措施提供技术和必要的财税支持，帮助众多服务业小企业强化消毒措施和病毒预防能力，使消费者能够放心去服务场所消费。
（3）加强服务业从业人员健康管理，服务业不同于制造业，从业人员与消费者一般都会发生直接接触，其健康状况至关重要，应该实行全国统一认证的健康码制度，方便服务业从业人员在全国不同地区的流动和就业。
03
从长谋划未来改革与发展
中共十九大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中期目标。根据我们的预测，如果假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劳动生产率增速不变，中国生产要素条件变化趋势决定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在未来15年在年均4%-5%之间。在新冠疫情结束后谋划未来的发展，特别是要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结构改善，实现更具内生力和高质量的增长，需要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做出新的努力。我们不能因为疫情的冲击和新一轮财政金融刺激而忽视近年来已经出现的经济增速乏力趋势，而这一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障碍是结构性因素，包括要素条件持续恶化、制度改革滞后两大结构性问题。
为了使中国的未来经济增长重新焕发创新创业活力和内生增长动力，可能需要重点推进以“四个深化”和“三个强化”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
深化市场化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需要更好发挥民营部门在经济增长和创新驱动方面的作用，其核心是提高民营部门配置资源的比重。这需要进一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加强对私有部门产权的法律保护，进一步改革并收缩国有企业配置资源的领域，实施以所有制中性、竞争中性为主要内容的公平竞争制度，实质性减少政府对竞争性领域资源配置的干预，把政府的作用集中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提高公共管理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提高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
深化城市化改革：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35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75%以上，但真正实现高质量的城市化需要推进相关的制度改革。在空间形态上，要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主体形态，推进相应的城市治理机制改革，形成真正基于市场的跨行政边界和行政级别的城市群和都市圈协调发展机制；在社会形态上，需要彻底取消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实现人口在城乡间、城市间、区域间自由流动，实现人口的公共服务完全均等化而不是基于现行户口制度的公共服务差异化配置和歧视性配置；在城乡用地制度上，需要改革现行建设用地计划配置制度，使城乡建设用地能够实现统一市场下的市场化择优高效配置；在耕地保护方面，在强化用途管制基础上允许农民根据农产品价格信号实现市场化优化配置。
深化国际化改革：
新冠疫情后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可能会发生明显变化，这已经是大家正在探讨的全球性话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病毒肆虐过程中已经得到充分展现，但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远不止是共防病毒，还在于共认理念、共担责任、共享收益、共守规矩。基于中国现有开放度和国际环境变动趋势，未来中国经济的国际化不再是简单的扩大市场准入开放，而是中国特色制度如何通过改革完善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如何与西方发达国家在规则基础上对等开放市场、公平竞争、互利共赢的问题。否则，现有国际多边体制可能会崩溃并难以重构，或是西方另行主导一些区域性自由贸易投资体制并排斥中国，这都不利于为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全球化、用全球视野配置资源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国内制度的国际化或与国际惯例和规则广泛接轨，不断夯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包容性内涵和制度基础。
深化绿色发展机制改革：
绿色转型发展是全球和中国面临的共同压力，但也可以转化为新的增长动力。目前，全球气候变化、各国百姓诉求、国际前沿潮流等，都提出了绿色发展的新要求，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体愿意为绿色转型付费并投入。绿色消费、绿色影响力投资已经成为时代潮流。要通过完善绿色发展激励机制，包括生态价值实现机制、低碳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生态环境价值补偿机制、排放权用能权交易机制等的激励，使绿色发展需求能够引导绿色发展供给的形成，从而形成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
强化全社会创新能力建设：
创新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要培育更包容开放、信息便于获取、能自由交流的研发环境，构建各级政府、研究机构、生产企业、科研人员相互协作、各司其责、优势互补、激励充分的研发体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激励机制，提高政府的研发投入比重，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更好发挥企业和科技人员在科技研发中的主力军作用。要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赋予新型举国体制新的内涵，依靠新机制发挥在重大基础性、关键性、瓶颈性科技领域取得研发突破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强化要素供给条件的改善：
中国老龄化加速变动，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总体上不利于增长。必须尽快改变人口总量政策，尽快实现自主生育，并适度延迟退休年龄。与此同时，强化教育培训激励，努力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对冲劳动力总量的下降。在资本方面，要稳定储蓄率下降趋势，实现更多的有效投资，减少资本的浪费，并采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优质海外生产要素参与中国的发展。
强化社会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社会的到来、人口教育程度的提高、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公民意识的提高，需要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保持社会活力和创造力。必须按照新环境新要求，构建更好发挥社会各方面主体参与发展、维护稳定的积极性主动性的治理体系。这需要更好发挥非政府社会组织的作用和城市市民的自我管理作用，不能因为强调统一集中而损害社会主体对经济社会事务参与的自主性、主动性和责任感，平衡好这种关系会使整个经济和社会保持活力和创造力，并更加具备吸引力和竞争力。
2020年是真正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关键一年，开局就十分复杂、困难和动荡，且影响深远。这需要决策者调动各方力量充分讨论、谨慎决策，从而做到有效应对当前、科学谋划未来，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扫除不利因素、奠定坚实基础，使中国这艘大航船能够更加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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