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流感》

流感

掀开日历，距离清明不到半月了。我早已收藏臃肿的羽绒服,换上轻便的夹克衫、牛仔裤，欢呼春天光临。从贝加尔湖又过来一股冷空气，寒风料峭，雪花纷飞。解冻的大地重新披上冬装，白茫茫的。树枝啦、电线啦，挂满霜花，活象童话中水晶世界，美妙极了。我和同学们忘记了寒冷，跑到操场上堆雪人，掷雪球、在白皑皑的景致中拍照。手冻得通红，像胡箩卜，鞋湿淋淋的，结上了冰，互相追逐着，跌倒雪地上哈哈大笑……

又过一天，太阳出来了，明亮亮的光线晃人眼睛。冰雪融化了，空气湿漉漉的，散发着泥土的清新味。白杨树光滑的躯干，呈现出来柔润光泽，带来了复苏的信息。就在这开春的日子里，许多同学得了感冒。

撒着消毒水味的医务室，挤满患者。矮胖秃顶的校医，捂着口罩，伏在桌上不停地开方。汗珠从白帽沿往下滚，他顾不得擦，焦急地对挤在桌旁的同学们喊：

“散开点，排上队！”

谁也不听，照样挤着，乱哄哄的。后进来站在后面的，开玩笑一般地抢着体温计，大声嚷嚷着。

为了缓解这种状况，学校抽掉几名女生作卫生员，为请病假的同学到寝室检查体温，送药、打针。这时，我同一个可爱的女孩相识了。体验到了少年时代初恋炙热而纯洁的柔情和苦涩……开始时，我并没有感冒，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也没有，但也装病请假，不去上课。初中毕业。考入师范以后，我便觉得远大的理想被这及早定型的专业束缚住了，铺满鲜花的未来不复存在，陷入迷惘苦闷中。见到考上高中的同学---未来的大学生们，有些抬不起头来。老师在前面讲课，我在后面看文学书籍，练习写作，企盼有朝一日写出一鸣惊人的作品。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投稿，都像泥牛入海。不能重振旗鼓，心灰意懒。躺在寝室里睡懒觉，同患病的刘东奎聊聊天，听听流行歌曲，然后到外面走走，晒晒太阳，看发芽的青草，眺望远方如黛的山峦……

刘东奎来自内蒙古接壤的草原，常常讲些家乡的故事。他家的猪圈围墙垒得高高的，严严实实，狼却从里面将5只40多斤重的小猪叼走了。我问，是白天还是夜间，他说，当然夜里，一点也没听到猪叫。第二天我上学时，在村外树林中 看见一头被咬死的猪，躺在草棵中，下颚处有四个对称的小孔，肚子鼓得溜园，像气吹的似的。他模仿正大综艺主持人的样子，让我猜猜看：是谁吹的？我说，当然是狼，不过，不是吹的 ，狼咬住猪的气管，硬将它憋死了，怕主人听见叫声。他赞同地点点头，说，你很聪明，我百思不解的问题，也许破译了。

我说：‘你有观察能力，注意细节，写点文章呗！”

他露出两颗虎牙，说：“不是名家，没有关系，稿子寄到编辑部便扔到废纸堆里去。白瞎邮票钱，不如买瓜子嗑。”

我脸红了，火辣辣的，反唇相讥：追星族、发烧友呗，他开始迷恋邓丽君，近来又倾倒于香港“四大天王”的刘德华。刚开学时，节省点钱，买明星照，夹在小本本中，动不动就在教室里拿出来，让女生传阅。

刘东奎长我一岁，各自却矮我半头。为了增高，他每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便是双手攀着上铺栏杆，身体向下垂直伸。每次5分钟，从不间断。那天早晨，已经过点了，他还不起床，我感到有些蹊跷，蹬上上铺喊：

“喂，今天为何不拔苗助长了？”

“我感冒了。”

我一摸他的额头，滚热。吃早饭时，我给他端回一碗粥、一个馒头。他一口不动。九点多钟，我请假陪他去医务室，里面挤满人，这才听说，发生了流感。我怕传染，急忙从里面退了回来。

刘东奎打一针安痛定，拿几片扑热息痛。第二天早晨，又准时从上面伸下来，5分钟后气喘喘地对我说：

“诗人，起床吧，上帝给你送牛奶、面包来了。”

“我被你传染了。”我蒙被躺在下铺上，浑身发冷，鼻孔喷出的却是热气。“给我两片扑热息痛。”

我吃完药，出点汗，舒服多了。刘东奎，哦，家里寄来50元钱，赶8点钟汽车进城上邮局取钱去了。我躺在那儿，迷迷乎乎的，忽然听到有人敲门，轻轻的，听出彬彬有礼的样子。谁呢？”

“请进。”我也满有礼貌地说。

门开了，飘进少许芬馨淡雅的化妆品味，一位女卫生员端着医用白色瓷盘，楚楚动人地走进来。我觉得这张面孔在哪儿见过，那细皮嫩肉，白里透红的脸蛋，在晨光的辉映中熠熠生辉。端正小巧的鼻子从侧面看有一种雕塑般美感。明亮清澈的眼睛，睫毛长长的，向上微翘，富有机智灵活的神韵。身材不高，巧状妙曼，驼绒色西装显得体形苗条丰腴，气质不凡。

“刘东奎在吗？打针”。她低声说，柔和悦耳的。她在我灼灼地泣视中，仍然神态自若，落落大方。

“是不是安痛定？”

“是。”

“我是刘东奎。”我又感到发烧了，想打一针，快些退热。真难受啊！”

她将瓷盘放在床头，向后理一下长发，拿起针管，抽入注射液，面向光亮，排出内含气泡。

我在床上坐起，挽上袖子。突然发现我的衬衫脏兮兮的，被罩撕破了，漏着棉花，怪难看的，怕她耻笑。

她蘸着酒精棉球，在我上臂肌肉上擦着、凉丝丝的。我本能地闪一下。

她说：“你放松些，一紧张肌肉发紧，针不好扎。”

我说：“你会打吗？”

她的纯真打动了我，我说：

“相信你，打吧。”

她那纤细的手指，捏着针管，逼近我的皮肤时，微微颤抖着，踌躇瞬间又鼓足勇气才将针头扎进去。我咬了一下牙。忍着痛，一动没动。她打完针，问我痛吗？我说，不痛，你打得好。她挑起睫毛，愉快地笑着，对我说声再见，端起瓷盘，像只敏捷的小鸟挺胸扬眉地走出去。寂静的走廊里响着她清脆的足音，慢慢消失了。

我回忆起来了，去年夏末秋初，我刚入学时抵达这座东北腹地松辽平原上的城市，在新生接待站我们是一起坐着大客车来到这位于郊外的学校的。这两栋孤零零地矗立在农村田间的大楼，原来是已经遥远的大跃进年代盲目修建的水泥厂。不久便下马了，长时间荒废着，无可奈何，后来移交给可以住宿的师范学校。她当时穿着浅黄色短裙，脸晒得黑红，一跳下车就嚷嚷起来：“我的天，这学校离城里太远了。多么寂寞，与招生简章不符。”

当时，我觉得她只不过是个天真，好耍贫嘴的小女孩，没有引人注目的地方。后来在元旦文艺晚会上，她登台唱了一支歌《生活中有七色阳光》。从报幕员口中我知道，她叫安兰。由于个矮，她站在舞台上像个小女孩，虽然天真活泼，但缺乏约绰动人的风姿。演唱也不怎么出色。可不知为什么一些男生起劲为她鼓掌，刘东奎竟从座位上站起来，喊着再唱一个。我拉他坐下，说：“别让她浪费时间了。”他说：“你不懂音乐，她唱得很投入，有邓丽君风度。”我说：“无稽之谈。物以类聚，你是不是欣赏她那小矮个儿？”刘东奎说：“矮加矮，等于矮，我没有那种心理。你个长出于逆向心理有一天也许会爱上她。”他说话声音较大，我担心旁人听见，捏一下他的嘴，说：“别胡扯了，看台上节目。”

是啊，她今天在我的眼里怎么一下子变得亮丽可爱了呢？”

我打完针，退热了，不舒服的感觉一扫而光，兴奋地思索着。

突然，又响起了扣门声，急促而有力。我以为是刘东奎回来了，有意取闹，说：

“别装相了，不想进，就滚。”

门开了，还是她，打针的女孩，绷着气乎乎的小脸，走进来。鲜艳的厚嘟嘟的嘴唇在幽暗的光线微微发紫，流露出抑制不住的气愤。漆黑的小眼睛燃着怒火。

我为刚才的粗俗无礼窘迫不安,慌忙站起来，向她解释道：

“对不起，我当是刘东奎回来了……”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她的嗓音尖历，目光逼人。

“怎么，有什么情况吗？”我惨然若失地望这她。

“刘东奎又去医务室打针了。”

“啊------他是真刘东奎，我刚才发烧很厉害，冒充他的名字打了针。现在好多了，实在对不起，请你原谅。”

我诚恳地向她检讨着，乞求她宽容。

“你叫什么名字？”她的语气缓和许多。

“石林，”

“啊，原来你就是石林。”她眼里发亮。我也恢复了常态，摊着两只手，略带诙谐地：“难道你知道我这个生命个体的符号标记。”

“唉，昨日黄花，不堪回首……”

她咯咯咯，清脆地笑起来，说；

“你的讲话可真逗，像电影里的书生，怪不得你的作文写得出色---孙老师在我们班念过你的作文，大家都服了。”

“哪里，只不过是胡言乱语罢了。”我本来是内向型沉没寡言的人，在他面前却有些买弄风骚了。

“你得了流感，应该去医务室开方。”

“我怕到那里传染。”

“这不也传染上了。”

我苦笑着，无言以对。

安兰走后，稍过一会儿，刘东奎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本印刷精美，以刘德华彩照为封面的豪华型杂志，小心翼翼，怕弄脏了。他推开门，就笑嘻嘻地露出两颗虎牙，对我说：

“那个小姐给你打针痛不，舒服多了吧。”

我心烦意乱，没情绪开玩笑，默默地躺在床上，瞅着自己跷起脚上的白球鞋。

刘东奎走进来，站到我床边又说：

“哥们，要知道你已经替我打针了，我怎么也不能去医务室给你捅漏子。那个秃头老家伙，把你名字记在小本上了 ，气愤地说：“这类学生按上尾巴就是驴，不好好治治怎么为人师表。”

我说：“看他能将我撵到哪里去，我早就不想在这念了。”

“不要这么想，没啥事。”

刘东奎宽慰我两句，又打开追星族的热门画报，坐在对面床上，美滋滋欣赏起来。我本也爱看，这回没情绪了。

春天也像令人琢磨不透的少女，你热情企盼，她姗姗不来；在漫长的等待中希望锐减时，她又突如其来，带来一片美丽温馨。校园外，农舍间的杏花开了。花枝招展，粉粉白白。田头路边，蒲公英的黄花。金光闪闪，迎风摇曳。公路两侧的白杨林带，校园内的杨树林带，绿叶如嫩，宛如刚抹上色，油汪汪要往下淌，婆婆娑娑。天蓝蓝的，挂这几丝白云，爽心悦目。阳光明媚，给人一种享用不尽的温暖喜悦。就在这样的大好时光中，全校师生搬着凳子，井然有序地坐在操场上，听校长训话。我在后排人丛中，思索着用什么样的文学语言描写春天的景致，才能传递出美不胜收的感觉。

校长虽然年过半百，头发还染得油黑发亮，似乎借此挽留已逝的韶华容颜。其实莫不如白发银丝，给人以饱经风霜，皓首穷经之感，令人严肃敬重。他讲话从容不迫，每讲几句便照惯例发出一句设问：“是不是啊？啊---”我第一次听他讲话，很钦佩他博闻广记，知识渊博，一些格言、典故，信口道来，准确无误，的确为他的演讲增添不少光彩。但听过两回以后，就能看出，他每回说的所差无几。一到关键性时刻就翻开那磨损不堪，记载格言，警句的小本子，移近老化镜，照念几句；

“古希腊著名数学家、力学家阿基米德在罗马士兵的屠刀下，一点也不惧怕，坦然地说：等一下杀我的头，让我把这道题做完。学习就得有这种献身精神，是不是啊？啊---”

这个故事，他已经对同学讲过两次了。今天又讲一次。也许是运用修辞学的手法，重复，表示重要。至于他今天讲些什么，开始时我没有听，但也可以猜测出来，同近期《人民日报》社论精神一致，形势一片大好。然后 自然而然地过渡到本校。

斜阳淡照，操场上光滑的水泥地面闪着美丽的光泽。教学楼投下的阴影渐渐扩大，笼罩着校长的讲桌。他端起瓷化杯，喝口水，翻过一页讲稿，大声念着；

“在党总支的正确领导下，全校师生共同努力，战胜了许多未遇的流行性感冒。患者198人全部恢复健康。在这次流感中涌现出许多动人事迹，校医张树亭患有高血压，本人也得了感冒，带病坚持工作。日日夜夜为患者同学服务。1年5班安兰同学 ，志愿到医务室作卫生员，不怕讽刺打击，到寝室为患者同学打针送药。”

广播声嗡嗡响着，在操场上回荡。一听表扬安兰，我也兴奋起来，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刚到操场集合时，我就注意到她了，穿着桔红色夹克，坐在1年5班队伍前面，脸色绯红，像初绽的玫瑰，同戴眼镜的胖女孩愉快交谈。当时我想，我若是那个胖女孩该多好，可以自由地同她说说笑笑，多么幸福快乐。我伸着脖子，探着头，竭力向前望着，又看见了她，受表扬也有些不好意思，羞涩地垂着头……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这次流感也暴露出一些问题，1年2班石林入学以来不安心学习，没病装病，冒充刘东奎的名字打针，而且还大声喧哗，影响不好，为整治校风，必须严肃处理。”

上千人的会场，一片肃穆。校长愤慨地挥一下手，激昂的声音撞击人们的耳鼓，充满慑服的力量。许多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睥睨向我，我一下成了大会的焦点人物。我没有想到，我会遭受到这样突然袭击般的批评，犹如地震似的灭顶之灾，粗不及防，僵直地坐在那里，茫然失措，无地自容。我纳闷，是谁打的小报告？我首先想到了安兰，一个美丽温柔的女孩，怎能做出这种嫁祸于人的事情？不，不会是她。然而，除了她，还能有谁呢？人心叵测啊。

我情不自禁的朝她望去，她也正在扭头看我，脸色灰白，惶恐不安的。我当时真想站起来，对她大喊大叫，难道是你为了受表扬而不惜往我身上栽脏？如同鲁迅早已批过的，以别人的血染红顶子？

校长讲完话了。当他站起来，往西服兜里揣眼镜的时候。我不顾一切，站起来，从两班队伍的夹道中穿过，奔他走去。众目睽睽之下，我当时难堪的样子恐怕与游街示众的罪犯相差不远。但我决心已定，必须澄清蒙受的不白之冤，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士可杀不可辱。

高大的教学楼下一片阴暗，凉气袭人。风吹着悬挂在三楼上的八字校训，“全面发展，为人师表。”校长腆着肚子，垂着双手，从背面看出像一侧过来的大缸，朝前移动。我大步流星地追上他，叫道：

“许校长。”

他停下来，打量着我，眼神不悦，好象在问：“什么事儿？”

我说：“我是石林……”

“啊”他虽然声色俱厉地批评了我，其实并不认识我。他当时以为我找他是承认错误，乞求从宽处理，语气温和地：

“我现在很忙，你写一份检讨，交到教务处。上帝也允许年青人犯错误吗，改了就好。”

我说：“我没有大声喧哗……”

“什么！”他混浊有血丝的小眼睛闪着怒火，“冒名打针的是不是你？”

“那是，可是……”

“这个问题就相当严重了，你不要跟我吹毛求疵。”他那有老年斑的脸气得通红盛气凌人，不再理我，吃力地向楼梯上爬去。

我跟在他后面走几步，又感到此时怎么同他解释，他也不会相信，唯一的办法是找到安兰，问清楚。然后再找他。

这时，同学们已经搬着凳子返回教室。我上楼奔1年5班走去。刘东奎在二楼拦住我，劝我不要找了，弄不明白，即使是她说的，要一口咬定，你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反而还要扣上态度不好的大帽子，没有办法。忍了，算了，从中吸取教训吧。

我说：“难道世界上就没有正义良知了？”

刘东奎说：“有权就有理，好汉不吃眼前亏”韩信忍受胯下之辱，你这算什么，孙老师叫你回班去。

谁的话我也听不进去了。

1年5班教室的门半开着。里面乱哄哄的，有说有笑，议论纷纷。我神精过敏地想，是不是在说我呢？因为我一探头进去就鸦雀无声了。男生女生全瞪眼睛盯着我。

“安兰在不？”

“不在”一个还没我高，但比我粗壮的男生站起来，又硬又冲地回答。那神气活象告诉我，你想跟安兰算帐，我同你没完。

“她去哪了？‘

“不知道。

我从里面退出来，垂头丧气，焦急不安，不知去那里才好。

“安兰找校长去了。“戴眼镜的胖女生走出来，低声告诉我。

她找校长干什么？我琢磨不透。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蹬上三楼。校长室的门敞着，从西窗口斜射近来的夕阳金辉映得宽大厚重的办公桌漆光铮亮，一种我不知名称的花摆在桌上，翠绿的叶子中间挑着几朵鲜花，红红火火。校长垂着眼神，坐在轮椅里，左手放在扶手上，右手衔着一支烟。烟雾袅袅向上升腾。安兰站在桌旁，桔红色夹克衫背向门。上面印着英文字母。Binvigorute------使精力充沛。

我紧张地躲避在门外，听着里面谈话。

校长吸一口烟，仍然垂着眼神，若有所思，问：

“你为这样的学生开脱，能有什么好处？”

“实事求是。”

“他没去医务室，没有大声喧哗吗？”

“他没去过医务室。”

校长拉开办公桌抽屉，拿出两页写满字的稿纸，瞥一下，又放回去，抬起头，细眯的眼睛看安兰，说：

“这个情况是支校医提供的，作为医生对乱打针这类事情，是难以容忍的。”

“他当时正在发高烧，想打一针，可以理解，后来也承认了错误。”

校长沉思着，终于说道：

“我再进一步了解了解。”

我没有想到，顷刻间我忍无可忍，捶胸顿足的事情水落石出，气愤忧闷的心豁然开朗。我多么想，对天、对地、对全校师生大喊一声：‘安兰，主持争议的女孩，我永远感谢你！”

安兰的脸色有些青白，目光还是坦然平静的，从校长室中走出来。我机灵地闪到门的侧面。走廊里静静的，光线幽暗。她没有注意我，匆匆忙忙奔楼下走去。我望着她那娇小健美的背影，百感交集，心头仓然发热，泪水涌上眼角。

当她拐下楼梯时，我跨大步赶上前，亲切地低声叫道：“安兰”。

她停在转弯处，窗口的光亮晃得她两眼发亮，惊讶地看着我；

“石林，你怎么在这里？”

我凑近她，低声地：

“我在找你。”

她也低声，耳语一般地垂下头说：

“我知道，你会找我，怨恨我……”

“不，我不知怎么感激你才好。我摊着两只手，真诚地说，“若不是你伸张正义，我将蒙受不白之冤，身败名裂……”

她仰起脸，嘴角挂着一丝微笑，看着我：“你刚才听到了我同校长的谈话？”

我抿嘴笑着，颔首承认。

她习惯性地向后理一下披肩秀发，落出一线湿润洁白的牙齿，笑盈盈地说：

“因为这件事同我有关，我有责任说清楚。”

我们俩并肩向楼下走去，边走边谈。

我说：“我想找支校医去。”

她说：“ 支老师住院了。这些天，他累坏了，年纪大，好发火 。有一次，我用手去拿消毒过的棉球，他说我是在拿生命开玩笑……事情已经这样了，得有个解决过程。我记得有一首诗说过：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你不要悲伤，耐心等待，快乐的时光很快就会到来。”

夕阳在操场上镀一层金辉，矗立着的篮球架仿佛在燃烧，长长的阴影印在水泥地上。几个男生穿着背心，也拖着影子在抢球投篮，叫而撒欢的声音反而使校园更为静谧。对面宿舍楼窗子都打开了，四楼有一位男生对着窗口弹吉它，断断续续的音符飞扬着。三三两两的男生女生从洞开的大门里走出来，提着统一制作的白色餐具袋，向西面食堂走去。我和安兰一起穿过操场，奔向食堂。

“安兰---”那个肥胖、留着小平头的男生大喊着，从宿舍那边跑来，一手提着一只餐袋儿。他胖得大脸像个篮球，鼻子、眼睛、嘴几乎分不清了。两条腿挨在一起也像分不开了，锥形运动裤的肥腰没提上去，显得那么短。他不是好眼地看着我，带有挑战性质，然后对安兰说：

“你跑那去了，有人欺负你没有？”

安兰从肥仔手中接过写有自己名字的餐袋，熟不拘礼地说他：“你竟说没用的。来，介绍一下，这是我新结识的石林。”

“我知道，”胖男孩伸过短粗的手，同我我握一下，捏的我骨头痛，咬下牙。

安兰看出来了，捶胖男孩一下，笑着说：“你逞啥威风，这位是书生才子，不像你力壮如牛。”又看着我，解释道，“我和张天翼小学、初中同班，现在又同班，也算有缘。”

安兰略倾着头，对我妩媚地笑着：

“你说得真精彩。”

胖男孩附和地：“精彩。今后咱们都是铁哥们。”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也睡不着。回想着流感以来发生的真实而又有些离奇的事情，安兰美丽清纯，活波开朗的形象一直在我的思绪中绕回飘逸。她是那样的倾着头，笑盈盈地看着我。多么迷人。突然，那个肥壮的男孩又横亘我面前了，他那难堪的姿态告诉我，他不会成为我竞争的对手，但是我对他还是有些嫉妒，花开需折直需折，难以抑制的激情驱使着我。宛如作家灵感来临一样，我半夜里爬起来，打着手电，给安兰写了一封信，倾叙我的一片深情……..

同你相识，生活如诗。

天地茫茫，广阔无边。两棵心碰撞在一起，又多么不容易。我已经产生触电的感觉，沉醉在美好甜蜜的感情中。你体态娇媚，身材匀称，仪态万方；你心灵纯洁，性格开朗，气质高雅……

假如我是一枝花，这枝花要为你开放；

假如我是一枝树，这个树要为你遮阴；

假如我是一枝小鸟，这只小鸟要为你歌唱……

看来，我人生中的第一封情书竟如此缺乏率真的感情和个性气质的语言，陷入俗套之中。实际这正是我几经构思，反复推敲的结果。它只是向对方发一个信号，尚不知人家的反映，既使公开了也无伤作者大雅。我们常见的应用文不都八面玲珑么。

天快亮时，刘东奎从上铺下来去厕所，见我埋头于手电的微光中疾书，只穿短裤走上前，问：“写啥呢？”

“检讨书。”

他露着虎牙一笑，说：

“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也屈服于权威了。”然后又回到上面，酣然如梦。

我打了一个哈欠，脑袋有些发沉，但还没有睡意，眺望楼外渐渐发白的天际，仍然驰骋在朦胧美丽，如梦如幻的想象之中，心里美滋滋的。

第二天头一节语文课，由我们班主任孙行讲。她在农村插过队，后来考上了北师大，身材高大，皮肤白皙，浓眉大眼，丰乳肥臀，有着成熟女性雍容亮丽，光彩照人的风姿。她好象不相信我会犯那样的错误，在班级没提这事，见我走进教室时无精打采的，眼圈发青，柔声说：“怎么搞的，别想得太多，能吸取教训，也是一件好事。”

那节课，她讲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很动人。但我也没听，绞尽脑汁想着，怎么将信送给安兰才保险。我决定把它夹在我新买的世界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用胶布粘住，选择时机，交给她。我等了两天，才在食堂门外单独遇见她，兴奋地叫道：

“安兰。”

她仍然穿着桔红色夹克衫，拉锁没扣，露出白衬衣里丰满的胸脯，一看是我，微笑着：

“石林，有事吗？”

“我新买一本世界名著，你看不？”

“看。”

我打开餐具袋。取出《少年维特之烦恼》交给她。

“啊，歌德的，我能看懂吗？谢谢。”

她拿着书，摆下手，表示与我再见，挺胸扬眉地奔教学楼走去。清脆的足音，让我阵阵心跳，上帝保佑，小姐，可别将信弄丢了啊。

信，终于交到安兰手中了，我如释重担，轻松片刻。但更沉重的心理负荷又产生了。她看了那封信会有什么反应？怎么没有回音呢？已经三天了。我每天都度日如年，焦急等待，昨天下间操，我在操场有意迎她走过去。她看见我，一如既往。微笑一下，转身而去。我呆呆地站在那儿，猜不透她是怎么想的。

这时，那个胖男孩吃力地向她跑过来，喊到：“安兰，信”

“哪来的？”她忙问。

“北京。”胖子拿着手中的白色信封。

“啊，我哥哥从加拿大回来了。”

她兴高采烈地接过信，立刻拆开，迎着耀眼的阳光看着。

胖男孩站在她背后，探着脖子，同她一齐看。她忽然伸出一只手指，点着信件上的一段文字，让胖子看。那上面写的一定是好消息或者有趣的事，两人都板不住笑起。

我看着他们二人亲密的样子，突然感到。在他们之间插一下子是多余的，也是不道德的，难怪安兰对我的信毫无反响。有人预言。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男人将以肥胖、留着小平头，穿老板服为时髦。看来张天翼是超前跨入时髦行列了，难怪安兰喜欢同他在一起，唉。

当天晚上，我和刘东奎到校外晚些回来，去食堂稍迟一会，里面的人不多，空荡荡。从敞开的北窗传来围墙外田间农民吆唤耕畜的声音，还有狗的汪汪声。安兰穿着淡黄色裙子，临窗坐着，同张天翼还有戴眼镜的胖女孩，围着一张餐桌，边笑边谈边吃，亲亲热热的。我瞥张天翼一眼，不免醋意顿生。安兰看见了我，收敛了笑容，埋头吃两口饭，便放下筷子，掏出手帕擦着嘴，张天翼将安兰和胖女孩所剩的饭菜倒在自己饭碗中，说：“我打扫战场。狼吞虎咽吃着。

我和刘东奎一人买四两米饭，一碗菠菜汤，端着走到南边窗下，放到桌上。一只苍蝇嗡嗡飞着，我提起餐具袋一打，从窗子飞到外面去了。我坐下，擦着筷子，刚要吃饭，搁在桌边上，冷冷落落地说：

“我今天才看完，还给你吧。”

安兰转回身去，同两个胖子一起出食堂。刘东奎拿起那本书，问我什么时候买的，随便翻着，说：

“喂，这里有一封情书。”

我紧张起来，脸刷地红了，抢过书一看，在我原来放情书的6页上，胶布仍在贴着一张白纸。我的心砰砰乱跳，喉咙有些发苦，像冒火似的，说不清是什么滋味，莫名其妙。

刘东奎看着我，露出虎牙，笑嘻嘻地说：“你还想让那个小妞给你夹一下啊？”

我气愤地看着刘东奎，发火地说：

“今后你少拿我开心好不？”

刘东奎仍然笑嘻嘻的，低头吃口饭，又板不住抬起头，一本正经地同我小声说：

“我听说那个胖男生是镇长的儿子，入学以来就同安兰不分彼此，一个少女失去纯洁，还有什么可爱的地方？”

我不得不承认地点点头。

那只苍蝇又嗡嗡叫着飞回来了，围着我转。我赌气地拿起餐具袋一打，啪一声一碗菠菜汤摔到水泥地上，溅我一脚。两只雪白的李宁牌运动鞋，装点上了黄绿色油污。

第二天休息，我起得很晚。刘东奎一早就跟同寝的男生徒步进城看《菊豆》去了。这部电影我寒假时看过，不想再看了。九点多钟，我感到饿了，爬起来，脸也没洗，穿上两只污染的运动鞋，想到校外食杂店买面包吃。一出宿舍楼口，就看见操场篮球架旁边有两个女孩在打羽毛球。阳光明亮耀眼，热辣辣的。她俩打得很激烈。羽毛球像形成一条抛物线，在接连不断的拍击声中反复。我有些近视，初三时配过150度的眼镜，到师范以后不知放到哪里去了。开始没有看清楚是谁，往前走几步才看出那个穿体形衫曲线毕露，弹跳力高，活跃灵敏的女孩是安兰。我的心又板不住突突跳着，低头一瞅那两只脏鞋，由于感到羞涩变得拘谨了。我想返回去，洗洗脸，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再出来。

然而，安兰已经看见我了，热情洋溢地喊道：

“石林，替我打一会儿，我累了。”

她站在灿烂的阳光下，挥动羽毛球拍，向我召唤。盛情难却，我愉快地跟过去，接过凝着她的汗渍的拍子，同戴眼镜的胖女孩交锋对打。

我个高，缺乏灵活性应变能力。胖女孩球技娴熟，有意难为我，一会把球掀得高高的，徐徐而落，一会猛然扣撒下来，白光飞驰。我不停的哈腰拣球，累得全身冒汗，花格衬衫贴在脊背上。

安兰翘着一只脚，坐在篮球架下的预制水泥板上观战，见我连连失球，笑着说：

“巾帼胜过须眉。”

胖女孩也冒着汗，眼镜不住从鼻梁上下滑，要求歇一歇，说：“我方便方便。”放下拍子，朝厕所走去。

安兰指着她坐的那块水泥板，示意让我坐那，说：“歇一会吧。”

我擦着汗，走过去，心情有些激动，动作也不大自然，在她身旁坐下。

她拣起胖女孩的球拍，不停地弹着羽毛球，眼睛盯着一起一落的球，边玩边跟我说：

“你的信我看了，太夸张了。我这个人毛病很多，我妈都说我，要尖。”

她并不看我，若无其事的，仍然玩球，接着说：

“我想，我们年纪还小，不该为未来的事情伤脑筋，自找苦吃。你很聪明，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上。”

“当小学教师，还用下那么多功夫”

她停止玩球，看着我，郑重地说：

“不能这么想。著名教育家、文学大师叶圣陶早年就是小学教师，毛泽东也是长沙师范学校毕业。一个人的未来，关键在于自己把握。”

这时，我的班主任孙行老师从教学楼里走了出来。我害怕她看见我，急忙背过脸，低着头。孙老师丈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她在学校住独身，双休日就到图书馆查资料，正在撰写一篇关于《红楼梦》的论文。她从楼上看见我和安兰坐在操场上，便下楼来，想找我谈一谈。

我用目光询问安兰，怎么办好。

安兰的小脸已被太阳晒得发红，鼻端渗着汗珠，毫无顾虑地说：

“你大胆去吧，我们之间一切都是光明磊落的。”

我走到教学楼下，站在阴凉处，习习的凉风抽干了我身上的热汗。孙老师看见我衬衫的扣子扣错位了，像慈祥的大姐一样为我重新扣正。

安兰看见胖女孩从公厕出来了，站起来拿着那副球拍，喊着；

“怎么去这么长时间，我以为你被劫持了。”

两个人一会在一起，挽着手，悠闲散步地朝校门外走去。

孙老师的项链闪着金光，两眼温和地望这我，问；

“听说你给安兰写过一封信……是吗？”

我的脸刷地白了，忙着说：“没有哇。”

孙老师笑了，停一下，又说：

“你说没有，就没有，老师相信你。”

我板不住了，问；

“孙老师，您听谁说的。”

她笑而不答，稍后，娓娓动听地说：

“我是从你们这个年龄段走过来的人。这个时期，在男女间问题上觉得非常神秘，又充满了渴望，盲目冲动。我十六岁时也收到过一个男孩的情书，我本来没看中他，但也动情了，险些没陷进去。要是那样，我就得在农村扎根了…...”

孙老师真诚的现身说法，感动了我。我为自己向她隐瞒事实真想感到内疚，对不起她。我羞愧地低下头，终于鼓足勇气向她坦白地说；

“老师，我真的给安兰写过一封信…...”

“写也是正常的。无可非议。”孙老师穿着黑色富丝敏长裙格外端庄，袒露的双肩又不失现代感，平静地说。安兰那个女孩也不错，你同她交往可以产生异性效应，互相鼓舞，互相激励。但绝不能想入非非，超越友谊的界线。分散精力，影响学习和健康。我记得，你曾经说过，在初二时考个第二名还气得哭一场，当天晚上偷偷到学校将自己的名字从榜上撕下来了。你现在怎么没有竞争意识了？”

孙老师美丽动人的眼睛看着我，红艳艳的嘴唇闪着微笑，等待回答。我心里泛起一阵暖流，一时又找不出适当的语言表述，咧嘴笑一下，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尖。

孙老师挥一下手，加重语气说：

“没有竞争意识，在未来世界就没有立足之地。我已经到中年，每天还要不断地充实自己。不然我的先生从国外回来，一看我成了庸庸碌碌的半老徐娘，就会感到不平衡，说不定要淘汰我。你不要笑，这就是严酷的现实。像你目前这个样子，不遵守纪律，不努力学习，不注意自我形象哪个女孩能喜欢你？---不,我说错了，怎么全面发展，为人师表？”

孙老师白皙的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宽阔的额头浮着细微的汗珠。她是那么善解人意，坦诚待人，一席话说得我心悦诚服。

“孙老师，请您放心，我能听您的话”

夏季天长，四点多钟天就大亮了。我见曙光映窗，克制睡意，从床上爬起来，揉揉眼睛，叫醒刘东奎，一起到操场杨树林里复习功课。参天的白杨林默默地伫立于晨曦中，碧绿的叶片挂着晶莹的露珠，不时滑落下来，嘀嘀嗒嗒的。空气中含有一种捉摸不出的气息，湿润而充沛，活像硬要往你的鼻孔里钻，让你精神振奋，心情舒爽。

我们俩走到那里，出乎意料地遇见了支校医。他得了脑血栓，昨天才出院。拄着手杖，挺着僵直的左腿，垂直木头似的右臂，顽强地练习走路。同病魔抗争。每挪动前进一步都令人担心，有跌跤的危险，那么艰难。但他毫不屈服，勇敢地前进着。我存心已久，要找他核实问题，今天不期而遇。可是，一看他被疾病折磨成这种样子，恻隐之心油然而生，我又不计前嫌了。听安兰说，他资历颇深，医道精良，只是由于倔强的个性，屡不得志，屈居这里，连个高级职称都没混上临退休时又患痼疾。唉，人生多么坎坷，我想起我英年早逝的父亲，孤苦寡欢的母亲，凄然地看着这位老医生。

支校医脸色红润，比流感时还胖了一些，要不是秃顶，他并不显得衰老，而且精神矍铄，十分乐观，蕴涵死里回生后的超然豁达情怀。他也许由于寂寞，愿意同年轻人攀谈，一看见我们俩便吃力走过来，直愣愣地站在那，盯着刘东奎问：

“是不是，流感时有人替你打针……”

他略有些语塞，说话不大流畅。

刘东奎有些吃惊，说：

“支老师记忆力真好，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名字？”

他笑眯眯地，摇下头：

“不、不记得了，我还记得石林”

“他就是石林。”刘东奎指着我说。

支校医红润的脸膛瞬间煞白，嘴唇微微颤动，迅速地向前挪一步，丢下手杖，用那只灵活粗壮的手，抓住了我细长苍白的手，摇晃一下，激动得几乎流出了眼泪，说：

“孩子，原谅我吧，我错怪了你…...安兰昨天同我谈了…...我张冠李戴。”

老人发自肺腑的话，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心头一热。热泪扑鼻而下。我怕他跌倒了，急忙拾起手杖，放到他那宽厚的手里。真诚地说：

“支老师，要不是我做一件蠢事，你也不会……”

“我今天就去找校长，把那件事澄清，不然我支树亭死不瞑目。”

“支老师，您别去了，保重身体要紧。”我扶着他，发自内心地讲出这样的话。

一学期转眼之间就结束了。全校师生又集合在操场上，举行结业式。早晨八点，初夏骄阳便展示出炙热灼人的威力。湛蓝的天空，崇高明净，不见浮云，没有风丝。一但阳光直射而来。白杨树撑开帐幕般暗绿的枝叶反射出银光。教学楼上金属制的八字校训；“全面发展，为人师表”，反射着明晃晃耀眼的光芒。到处都是光的世界。我坐在操场上不足半小时就热汗淋漓了。我真担心校长讲话，一如既往，漫无边际，旁征博引，而今天他没拿那个小本子，讲得简短有力，实实在在。他穿着白色隐格衬衫，沐浴在阳光下，显得比春天时年轻许多 ，充满活力。他用洪亮的声音宣布一等奖学金名单时，念到了我的名字。我穿着崭新的雪白无领汗衫，洗得腿色发白的牛仔裤。昂首挺胸，神采奕奕，走道主席台前领奖时，老校长又回首起往事，紧紧地握我一下手，把红包交给我，然后转身回对扩播器，注视着会场上全体同学，低沉和蔼地说：

“上一次大会，我曾经批评石林同学，讲过一句不好的话，经过查证核实，末有此事，值此我作自我批评，并向石林致以歉意。”

瞬间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深深地向校长鞠了一躬：

“谢谢您，许校长。”

我明白，这热烈的掌声虽然与我有关，但不全为我而起。它是鼓舞激励一位老教育家，一位学校领导者，能勇于承担责任，实事求是而不文过饰非，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感召力和凝聚力。深得人心。

结业式结束，暑假便开始了 。同学们一个个欢天喜地，忙着要回家。刘东奎和寝室男生，一大早就把行李捆好了。一散会就跑到公路边挤线路车进城，赶火车，奔向阔别半年的家乡了。我对家已经淡化了归属感，不然我也不会放弃上高中来到这里。

渐进中午了，我一个人躺在寝室里，看歌德的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爱情的挫折使维特陷入极大苦恼，失望而自杀。初读时我还不大理解，今天认同了。真感人。寝室的门窗洞开着，也进不来凉风。楼外灿烂的阳光时时带给人热浪袭人的感觉。

“石林在吗？”

是一个女孩的声音。那低柔略带沙哑而又甜美的声音告诉我，安兰来了。我以为是在梦幻中，坐起来一看，安兰面带微笑，已经走进来了，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她穿着水粉色紧腰无领短袖上衣，细长，浑圆的脖子显露出来，雪白短裙，银灰色高跟凉鞋，婷婷玉立，宛如谢幕瞬间的芭蕾舞剧中的白天鹅，清丽温雅，楚楚动人。

我的心禁不住又跳起来，赤着脚下到床下，穿上凉鞋，笨拙地说一句：“你还没走呢。”表示对她不速而来的欢迎。

“你的文章发表了。”

“真的吗？”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她将新来的日报递到我手里。

我打开油墨仍有润泽感的新报，在副刊版头条位置上，看到标题《流感》二字下方印着我的名字：

“一次流感的免疫时间极短，因为每次流感几乎都是由一种新型病毒引起的。但这次流感给我们启迪教育，毕生也不会忘记。一个人首先要自律自强，对周边的人要宽容理解，构筑成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有美好的生活环境。”

看着自己的处女作变成铅字，我的确欣喜若狂的感觉，但还没有忘乎所以。因为我知道，要是没有安兰、孙老师、支校医这些生活中的原型，原动力量，我单纯的头脑中是产生不出这么真挚的感情，这么深刻的思索，并且升华到理论意识的。

这篇文章的初稿，我曾请孙老师过目。从她那亮晶晶的眼睛里溢出的柔情悦意，我就预感了成功的喜悦，甚至能不能发表，我没怎么考虑。孙老师提笔斧正几处，鼓励我寄给报社。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好的文章不是谁想写就能写出来的，而是长期间的生活积蓄沉淀，与深厚广博的文学修养溶为一体，酝酿成独到感悟，在适宜的气候中才有可能出现。所以，一个人的一生有可能写出许多文章，但真正杰出的不会多。

“安兰，你跑到哪里去了？车要开了，我老爸等不及了。”

从走廊的另一端传来了男人焦急粗放的喊声，我听出来是谁了，心里有些不是滋味。这小子总是在我兴致勃勃的时候大煞风景。

安兰晒成健康颜色的小脸发白了，明亮眼睛里愉快的光辉也暗淡许多，但她还像什么也没有听见那样，仍然同我一起看《流感》，由于天热，她的柔秀的长发用白帕子束着，显得更加清醇朴实。

“谁叫你？”我有意提醒她。

“胖子”

“快去吧”

“我还没着急，你急什么。”安兰动人的眼睛闪耀着光彩，坦然地看着我，一丝微笑从端正的小巧的鼻尖掠过柔情。有些男生，不明真相，说我和张天翼两小无猜。其实他是我嫂子的胞弟，我哥哥上次来信还告诉我多帮助他。他是自费送进来的，学习、生活能力都不行。”

“啊，我高兴地笑着。”

“开学再见。”安兰快活地对我说，迅速地迈着轻盈的步子走到门口，又扬起纤细的小手挥动一下，飘然而去。

我忽然觉得，出于友谊或感谢也应该下楼去送送她，我精心地收拾起报纸，还有那本无论如何也看不进去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穿好衣服，对着镜子擦擦脸，梳梳头，向楼下跑去。

等我走到宿舍楼门口时，停在女宿舍门前的兰色子弹头已经启动了。流线型车体反射着耀眼的阳光，轮胎滚过水泥地面发出细微嘶嘶声，张天翼坐在前面，安兰同一位戴墨镜上年纪的人坐后排。汽车转弯时，安兰无意间看见了我，从半开的窗子想我招手，美丽的笑脸灿如鲜花。

我目送着她，挥一下手，祝她暑假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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