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拍攝的驚悚懸疑片《殺人回憶》，是一部韓國現實主義電影，取材於一個真實的連環殺人案。該片講述了一個小縣城華城內發生幾起連環強姦殺人案，而警察局通過各種手段窮盡辦法仍然未能破獲案件找到真兇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影片開放式的結局令觀眾的心情為之久久牽動，好在這種牽動終於在2019年得到寬慰，因為連環殺人狂魔李春載終於認罪了。
整個影片充斥著大量的對比、衝突、情緒，讓觀眾的感受隨著整個案件的走向而波動起伏。該片可謂是亞洲影人的犯罪片啟蒙。
不得不提一下這部影片的導演奉俊昊，相信很多人都看過他的作品，比如2019年獲得第72屆戛納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棕櫚獎最佳影片獎的《寄生蟲》，還有轟動一時的《雪國列車》等。
《殺人回憶》這部電影是導演奉俊昊的經典代表作之一。這部影片在當年可謂獲獎無數，斬獲全球各大獎項，先後獲得了第2屆大韓民國電影獎最佳導演獎，第2屆大韓民國電影獎最佳劇本/編劇獎，第16屆東京電影節亞洲最佳電影獎，第40屆大鐘獎最佳導演獎，第51屆聖巴塞斯蒂安國際電影節新人導演獎和FIPRESCI獎以及釜山電影評論聯合會最佳劇本獎，奉俊昊獲得第2屆韓國電影大獎最佳導演。
這部電影算是導演經典中的經典，距離現在也時間比較久遠，相信很多人都已經看過，對於該片的評論也是海量的。今天，我希望用現今時空和當代刑偵學所賦予我的視角，重新回顧這部影片。
1. 用腳辦案還是用腦辦案，誰更正義？
這起連環殺人案雖然震驚全國，但是影片中顯示，真正辦理這起案件的人只有五人，包括小鎮警察樸鬥滿、小鎮警察助理勇古、漢城派來的警察蘇泰允、小鎮警察局局長、女警圭玉。可以想象，在1986年，警力的有限極大程度地阻礙了犯罪的破獲。影片有意突出了小鎮警察和漢城警察之間的對比和矛盾，意圖闡述兩種不同的辦案模式，以及辦案模式下所映射的正義理念。
1）用哪辦案取決於管轄範圍大小嗎？
小鎮警察樸鬥滿問漢城警察蘇泰允，“漢城有多大？比美國還大？”此外，樸警官只上過兩年學校。可見，樸警官甚至沒有到過漢城，辦案經驗和教育背景都遠不及受過四年正規大學教育的蘇警官。以至於，樸企圖說服蘇，“FBI需要用腦辦案是因為他們管轄的地區太大了，如果不用腦就管不過來，而大韓民國這麼小，我們只需要用兩隻腳就可以辦案了”。
用腳辦案就是通過實地走訪、挨戶排查得出結論，影片中的排查多少加上了刑訊逼供的色彩。就是警察通過自己道聽途說的信息拼湊出犯罪嫌疑人的特徵並鎖定犯罪嫌疑人，然後帶回警局屈打成招，一旦獲得口供，即告成功。不難看出，影片中小鎮警察樸鬥滿的辦案方式無非就是道聽途說屈打成招，其實質就是利用鄰里關係、人看人的方法進行辦案，案情偵破和預防主要依靠的是熟人社會之間的相互監督。從這一點來看，上面樸警官以區域大小來劃分用哪辦案的方式還是具有一定現實基礎的。
用腦辦案就是通過分析案情具體細節，總結歸案連環殺人不同被害人的相同之處，提取描述犯罪時間、地點、犯罪人特徵、作案習慣等關鍵信息，從而測寫犯罪嫌疑人的重要特徵，縮小犯罪嫌疑人的鎖定範圍，最終鎖定罪犯。當然，城市越大，人口越多，海量的信息縱橫交錯，用腳辦案依靠經驗已經不能滿足破案的要求。在陌生人為主的大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也都不相識，完全起不到相互監督制約的作用，這就需要用腦辦案，就要藉助辦案人員的邏輯思維能力和現代科學技術鑑定等。
但是，用哪辦案並非取決於地域大小，兩者的關係既非充分，也非必要。只能說是隨著司法文明和科技普及，實現正義的方式是被人類一次次緩慢地向前推進的結果。
2）刑訊逼供，沉冤未雪，又生新怨。
到底應該用腳辦案還是用腦辦案？一般情況下，絕大多數人一定會排斥前者而讚許後者。的確，用腳辦案中所涉及的刑訊逼供，成為許多冤假錯案的源頭。我國古代有大量的刑事案件都是通過刑訊逼供而破解的，例如許多影視作品中也有體現聖堂上刑等鏡頭。在刑訊逼供的框架下，被調查的人只能通過“誓死不屈”來證明清白，利用顯然這種手段來求證人類的正義之光，實在是過於殘忍了。
而今進入現代文明的世界各國都已經紛紛立法，禁止刑訊逼供，保障即便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權。“任何人未經審判不得定罪”，這就是象徵著程序正義之光的無罪推定原則，由意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於18世紀首次提出。
不過，人類也曾經為此據理力爭，有人認為“欠債還錢、殺人償命”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所以我們不需要保障罪犯的人權，正義的光芒應當“刺瞎”犯罪人的雙眼。其實則不然，以往人類將太多目光放在了結果上，認為只要沉冤昭雪，那麼一切都值得。但是，如果一個被害人的死，要讓另一個或者許多無辜的生命和家庭為之償還，這是你願意看到的嗎？
司法的存在，不僅僅在於找到被害人的冤屈的真相，更在於審慎地防止更多人受到無辜的牽連。而後者既包括防止犯罪人再犯，也包括防止司法權濫用造成無辜的人被害。正如影片中的小鎮警察助理勇古，一言不合就拳打腳踢，審訊不再是為了證據的收集，而變成了一場弱肉強食的鬧劇。很多時候，影片中的勇古讓我們懷疑，這樣的警察到底是正義的使者，還是霸凌的化身。
3）用哪辦案都是手段，程序正義終為實體正義保駕護航。
其實，除了刑訊逼供等嚴重侵犯人權的手段外，合理合法的用腳辦案和用腦辦案都是值得被採納的。兩種方法相互補充相處促進，會有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用腦分析的數據，通常來源於用腳丈量而得。這就是為了漢城警察蘇泰允也會第一時間跑到案發現場，撕破喉嚨力求保護犯罪現場的原因。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單純的用腳辦案肯定是不行的。例如小鎮警察樸警官，在影片最開始就表示，自己可以通過本能和靈感來偵破案件，用自己鷹一樣的雙眼對視犯罪嫌疑人即能確認正誤。現實中的確很多老警察，通過長期的經驗，掌握著大量犯罪人的行為習慣和麵部表情特徵，從而很容易在人群中確認哪些人更有嫌疑。這在案件的最初的日常排查中功效顯著，但是，以此作為確認犯罪嫌疑人的關鍵標準，實在有些撲朔迷離和隨心所欲。這不比影片後來樸警官找到女巫斷案先進多少。
總之，用腳辦案和用腦辦案實質上都是一種形式體現，但本質上是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的博弈。兩者要在相互制約相互配合中達成默契。過分追求實體正義而忽略程序正義，則會造成“寧我負天下人，莫叫天下人負我”的醜態；過分追求程序正義而忽視實體正義，則會有矯枉過正縱然犯罪的嫌疑。
2. 盲目看客還是有效證人，誰更真實？
相信導演一定是精心選擇了三名被調查對象，並安排他們按照次序依次出場，而這其中極賦深意。奉俊昊導演的電影的特點就在於，看似在使用有悖於我們日常生活的十分異常的情景，實則細細品味每一幀鏡頭都與我們息息相關。因此，當我們看這部電影時，我們可以不必以上帝的視角進行賞鑑，而是放下身段極具代入感的體驗。
不妨就從“假如是我”開始，你會發現每個角色的設置，及其背後反映的內涵，都令我們心頭一顫。下面，我會從影片中警察所調查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入手，闡述何以定罪。1）1號嫌疑人白光昊：因為我傻，我就是兇手？
目光聚焦一號嫌疑人，影片中小鎮警察樸鬥滿最初僅僅憑藉妻子在耳邊所說大家以訛傳訛的謠言，便瞬間斷定有些智力障礙的白光昊為犯罪嫌疑人。抓獲白光昊的關鍵證據即為，樸警官妻子所說一個老太婆目睹案發當晚白光昊曾經跟蹤被害人香淑。在刑事案件中，這份證據屬於傳來證據，也屬於間接證據。傳來證據和間接證據的證明力本身就是低於原始證據和直接證據的。並且，單一的傳來證據、間接證據也不足以定罪。
因此，這也成了為什麼樸警官一再縱容其助理刑訊逼供拳打腳踢白光昊的原因。樸警官希望通過拿下白光昊的口供作為突破口，甚至不惜偽造證據、循循誘供智力低下的白光昊。甚至，完全無視一個很重要的細節，白光昊因為小時候曾被人用火燒過臉部和手部，手部不能完全伸展開，也沒有什麼拿東西的力量。好在這一足以完全排除白光昊為嫌疑人的關鍵細節，則被漢城警察捕捉到了。此外，更為戲劇的情節是，屈打成招的白光昊所吐露的犯罪細節，實為其真實所見。而白光昊的身份也由此立即升級為目擊證人。明明是好身份，才是在司法的暴力操作下，卻變成了犯罪者，實在諷刺。
此處，警察企圖屈打成招一個智力不健全者，體現了，當司法程序不正義時，每個人都可能是那個傻子。縱使我們滿腹委屈，但是在司法的“暴力”面前，我們百口莫辯，活活像一個傻子一樣，只能淪落到成為替罪羔羊。我想，這也是導演選擇一個傻子作為第一個嫌疑人的第一層映射。
2）2號嫌疑人：因為我猥瑣，我就是兇手？
目光聚焦二號嫌疑人礦工男，因為其回到案發現場手淫，小鎮警察樸鬥滿則認定礦工男為犯罪嫌疑人。不難想象，又是一頓拳打腳踢刑訊逼供的老路子，最後，礦工不得不開始按照警察的意願描述所謂的案發經過和心理過程。
這裡需要強調的是，道德倫理等因素完全不能作為認定犯罪人的標準，在刑事案件中，此種證據被稱為品格證據。品格證據是指用以證明一個人品德、品行好壞的證據。通常情況下，絕大多數國家都確立了品格證據排除規則，即一個人的名聲好壞、道德高下，與其是否實施了某一犯罪行為沒有關聯性。
此處，就是導演選擇一個品格有缺憾的人作為嫌疑人的第二層深意。當司法程序不正義時，是否有人會因為平時的口碑不好、性情猥瑣而付出更大的代價。在破獲刑事案件時，我們要懲罰道德缺憾的人，還是觸犯刑法的人呢？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可見，法律具有遠比道德更大的包容力和謙抑性。一個人可以因有違公序良俗的行為而受到道德和輿論的譴責，但這並不代表著他無惡不作。任何人，包括道德有缺陷的人，都應當被司法正義所保護，他們沒有義務為別人的罪賬買單。
3）3號嫌疑人：因為我巧合，我就是兇手？
目光聚焦三號嫌疑人點播男樸興圭。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抓捕和審訊的主角從小鎮警察變成了漢城警察。因此，認定嫌疑人的證據略微豐富且顯得更有條理。
首先，最早發現線索的是小鎮女警，她發現，樸興圭每次雨天都會點播一首《悲傷情歌》，而這與兇手的案發時間完全一致。兇手每次都是在雨天進行行兇，而多次作案時間與樸興圭多次所點播的《悲傷情歌》都處於相同時間段。其次，據連環殺人案的唯一倖存者稱，兇手的手非常細膩，像女人的手一樣。這一細節也是排除二號嫌疑人的關鍵證言。第三，連環殺人案是在樸興圭來鎮上工作之後開始發生的，在樸興圭來之前從未有過，在其來之後，類似作案手段的強姦殺人案頻頻發生。
以上就是漢城警察認定樸興圭作為嫌疑人之最的全部證據。漢城警察與小鎮警察一起，運用大量的邏輯推理，分析多次案件的作案時間、作案模式以及兇手的身體特徵等，最終找到了符合所有測寫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在警察們欣喜若狂的同時，我們先冷靜地反觀一下這些證據。上述三個證據，皆屬於間接證據，雖然相互有一定效力的補強作用，但是無法形成封閉的證據鏈條。疑點重重，經不起推敲。
假如就是有這麼一個人，他就是在兇手作案時重複的向電臺點播了同一首歌，他就是和兇手的手一樣如女人般細膩，他就有罪了麼？假如就是有這麼巧合的一個人，他何罪之有？生活在大數據時代的我們，習慣了享受概率學的福利，可是，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葉子，世界上也沒有兩個相同的嫌犯，真相只有一個。
好在導演巧妙地安排了DNA鑑定結果為案發現場提取的精子的DNA與樸興圭不匹配，最終滲透出司法正義的一縷光芒。這是導演的第三層深意。
3. 公力救濟還是私力救濟，誰更有效？
隨著三個犯罪嫌疑人都被證偽，警察們的破案也隨即宣告失敗。當警察們受到一次次挫敗時，司法的光輝也在他們的眼中暗淡了下來。那麼問題就來了，如果採用合法合理的司法手段不足以及時有效找到並抓捕犯罪人時，我們該怎麼辦呢？
1）假如你是警察？
當第一個犯罪人被證無罪時，小鎮警察是崩潰的。當第二個犯罪人又被漢城警察證明無罪時，小鎮警察已經開始惱羞成怒，不停地毆打漢城警察，甚至感覺到漢城警察是專門來和自己作對的。小鎮的警察局局長看到兩名警察在互毆，採取的方式也是一樣暴力，用椅子砸向兩名警察。此處再次看出，小鎮警察內部的以暴制暴管理模式，幾乎和用腳辦案一樣原始。
前兩次的嫌疑人被證偽之後，也就是通過小鎮警察的公力救濟無果之後，小鎮警察希望能通過打架的方式來說服或者說抵抗漢城警察對於自己辦案的阻撓。這一點上，可以看出小鎮警察的私力救濟模式，就是通過偽造證據、說服同伴等方式破獲案件。
不過，第三個犯罪嫌疑人被證無罪後，才是公力救濟和私力救濟的最大沖突點。第三個犯罪人與漢城警察的測寫幾乎完美契合，可以說是最完美的犯罪嫌疑人。無論是作案時機、作案手法、目擊證人的描述等等，都完美相符。可是，最最重要的DNA證據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就在漢城警察看見DNA為不匹配時，他的矛盾情緒達到了頂峰。他舉起槍，想要通過自己的私力救濟方式結束這場噩夢般的屠殺。此時，卻是小鎮警察阻止了他。
可以看出，警察們也有自己內心的矛盾。按照合法程序無法破解的難題，我們是否能夠用自己內心的自由心證處死我們認為完美符合的犯罪嫌疑人呢？警察人也有糾結，不過他們還是選擇了終於法律程序。“任何人未經宣判，不為罪”。倘若警察也選擇了私力救濟，用自己的警用手槍槍決了嫌犯，那麼，警察又和殺人犯有什麼不同呢？因為，就算有百分之一的可能，警察就可能是殺死了無辜的人。
哈佛大學一堂叫做《正義》的公開課上，有講到這樣一個案例。一個死去的人在生前自願死後立即將自己健康的各器官捐獻給需要移植的多個病人，最終救活了N個人，使他們獲得了重生。那麼，現在同樣有一個健康的人，和N個需要移植器官才能存活的人，放在我們面前，我們可以殺死那個健康的人，從而救活剩下的N個人麼？前面的案例和後面的案例有何不同呢？不同之處就在於，實現救濟的方式不同。
2）假如你是公民？
在案件破獲舉步維進的時候，小鎮警察樸鬥滿和小鎮警察助理勇古在一個飯館裡面吃飯，這時候聽到電視上媒體在報道這起案件，稱從第一次出現姦殺事件至今已經有23個月了，警方仍無所獲，並報道警察可能有刑訊逼供的情況。
聽到媒體的報道，飯館的其他民眾就開始討論。有人說，警察該死；有人說，這些警察都是愚蠢的雜種。
此時的小鎮警察助理勇古，實在按捺不住自己內心的委屈和憋悶。拿起酒瓶砸向電視，並且開始毆打吃飯的食客。
不過此時，第一個犯罪嫌疑人白光昊出現了，因為白光昊有些痴傻，看到勇古打人，就拿起旁邊的木棍打向勇古的小腿。誰知，木棍上有一根鐵釘，勇古就因為這跟鏽跡斑斑的鐵根得了破傷風，最後截斷了小腿。
可以看出，影片是故意設計了這樣的衝突矛盾。以暴制暴的勇古，最後的下場就是失去了一條腿。這裡也暗示了，警察刑訊逼供的惡果。
“正義也許會遲到，但不會缺席”。那麼，作為那些被勇古所毆打的食客呢？這些食客的辱罵，並不會對推動案件偵破有一絲絲的幫助，反而會給警方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現實中，民眾的熱議，民憤的宣洩，還會對本來事實不清尚在偵查期間的案件蒙上一層道德的綁架。民眾的提前介入和對案件的過早預判，可能會干預、誤導甚至綁架司法人員的正確辦案。
結語
“法律應當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無論是警察偵查人員、司法辦案人員、公眾媒體還是民眾，都需要信仰法律的力量。遮蔽光輝的任何一道雲，都可能是正義普照下的汙點。司法的正義需要整個社會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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