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应该是指自30年前苏联瓦解、冷战结束之后至今的美国，但其起源应该从里根执政开始算起。
里根政府《经济复兴计划》（1981）的主旨是开放自由竞争、刺激有效供给，举措包括（1）市场侧，对企业、个人减税以刺激投资和消费，放宽跨界重组以提高资产效率；（2）政府侧，控制货币发行以降通胀，部分公用事业私有化，削减福利预算求平衡；（3）海外侧，依据1985年“广场协议”，重订美国与西方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抑制德国和日本对美国市场的挤占，巩固海外美元；（4）军事侧，战线收缩、以新技术复建军力。同期，大西洋对岸的英国撒切尔政府也在对经济“去国有化”。如此，西方开始爬出政府过多介入市场运行与监管、边际效益低迷的“凯恩斯麻木”和石油危机形成的“滞胀”陷阱——此谓“新自由主义经济”。
里根-沃克尔（时任美联储主席）“府行联手”，其经济改革收到了显著效用：（1）联邦基准利率1980年12月年最高为22%，稳定了币值，后逐步放低，1987年也维持在6.5%以上；（2）通胀水平从1980年的13.5%下降到1986年的1.9%；（3）企业所得税下降30%，个人高收入者所得税从70%下降到63%，低收入者所得税从14%下降到12%，而1986年财政盈余299亿美元；（4）美国的GDP的全球占比重新由1980年的25%上升到1984年的35%（埃肯格林《大国兴衰录》，2015），里根时期标准普尔500指数涨2.3倍。沿着政策惯性，美国的企业、个人税率持续下降，到1992年，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率为31%，而企业所得税率为34%。
“沙漠风暴”战争和苏联的解体接踵而至（1991），验证了美国内部10年经济再造、技术进步的成果，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率领西方，主导全球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事务，并在制度、文化上带来自信（参见F-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1989-1992）。冷战“铁幕”的消失、中国1992年重启“改革开放”，世界市场的政治壁垒被拆除。随着大量军用信息、智能技术的民用化，迅速形成新兴、高回报“高科技产业”，而对应地，市场也冗余了大量重资产、低毛利率的“旧产能”。为了让这些旧产能兑现为资本、利润，以投入到高科技产业的竞争之中，于是“全球化”概念在美国兴起，“产业梯度转移”作为经济结构合理性的依据，符合李嘉图古典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理念。于是，资本、学术与政府合谋，把GATT改造成WTO，欧洲也热情高涨地参与其中，一时间，以“金砖国家”（BRICS，2001）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成本洼地”成为西方经济中最为热络的字眼。
和平、高科技和全球化的三重红利，让美国远离了高通胀——不论是景气还是衰退，克林顿政府得以适当提高所得税率（约10%）、开放资本混业经营的门槛，促使产业、金融、信息资本进一步结合，带来金融工具、产品的创新，提高了经济总体效率，克服了前任累积的“高赤字、高负债、高利率、高汇率、高贸易赤字”的问题，赢得了回报，GDP平均增速为4%，失业率由7.5%下降到4%，个人住房拥有率达67.7%，股市则走出了13年的长牛行情，而财政开支中社会医保、保险二项支出占到了2/3。从《1993年综合预算调整法》到《1997年平衡预算法》，2000年克林顿政府财政还盈余了2800亿美元。1993年，克林顿政府提出了兴建“国家信息基础结构的行动计划”（NII）计划，美国的“新经济”跃然纸上
美国经济、技术、资本输出的繁荣局面，被2001年的“9-11事件”打断。这既是800年来西方对抗、压制阿拉伯世界、100年来以“民族国家”理念肢解穆斯林社会的结果，也是美国二战后在中东拉帮结派、制造内乱的结果。为此，亨廷顿曾发出“文明冲突”的警告（1993）。在西方的挤压下，中东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组织，抵制西方价值观，甚至以武力抗拒。美国视其为“恐怖组织”，“9-11”事件后，美国亲自下场，在中东大打出手，即2001年打击塔利班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打击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并强行植入西式的“民主”政治。
这两场战争都如同重锤打到了棉花上，花费高昂而没有收益不说，反而让伊斯兰复兴运动在穆斯林社会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各类组织更加细分、活跃，对社会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催发了当地的“阿拉伯之春”（2010）。起初美国还沾沾自喜，宣称这都是自己打击恐怖主义的成果，大力扶持，而其实这些政变组织大多是反对伊斯兰世俗化的，是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以土耳其突厥派为背景，发动的三种不同的“颜色革命”，其力图复建政教合一政权，清扫西方势力和利益。中东政局的变幻，让线性思维的美国人有些莫名其妙，因为外来者总是漠视当地人的民族主义情结。
——从1970年代初以来，美国的中东政策总是有投鼠忌器的色彩，那就是美国必须透过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来操纵世界经济。但到21世纪初，随着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非洲等国的石油出口蓬勃，OPEC影响力下降，美国操纵OPEC的效用也大减。“沙漠风暴”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1983）由战术级别上升为战略常设战区级别，美国的中东政策调整为确保当地各方势力“对抗而不破裂”，以“温水煮蛤蟆”的方式来消耗各方、遏制局势恶化，为此启动了《伊朗核协议》谈判（2006-2015）。出于宗派情结和对美国的不信任，为应对相互之间的潜在威胁，沙特、土耳其和伊朗三方都在各自强化军力，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而美国的中东政策却成为了各方最大的束缚。不能公开、直接对抗美国，各方就暗中支持各种政治极端派别来“搞事情”，而这些极端派别的领袖也都志存高远，自封的“哈里发”（神、俗领袖的合体）层出不穷。
在美国内，全球化带来的低通胀、海外进取的胜利让美国人的自信心爆棚，在资本的引导下，信用消费急剧攀升，而全然不觉坠入“资本税收化”的陷阱。选举成本日渐攀升，大量富豪转投政界，甚至参政家族化，主导社会发展。在任期的刺激下，政府追求短期经济目标的动力很足，但凡遇到政治、经济、灾害的波折或打击，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应声而出。2001年，随着红利效应减弱，为防止经济衰退，小布什政府颁布了《经济增长与税收减免协调法案》，将最高所得税税率从39.6%降低到35%，次年在“9-11”事件之后，又将资本利得税率从20%降到15%，并将股息征税率从35%降到15%，同期联邦利率13次降低，从2000年的6.54%降到2003年11月的1%——格林斯潘（1987-2006主理美联储）就是萧规曹随的代表，以刺激投资、带动就业。在减税、降息的双重推动下，2002-2005年美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这对于资本发育、产业结构再造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也加速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二极化。
如此政策导致了美国公、私债务的双攀升。产业形态的变化、避税规划的全球化，使得原来依赖数量型税基扩张而增收的原理失凭，导致政府降税不能促进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对于企业而言，如此便宜的负债正是扩张事业的好时机，否则就会被收购、被淘汰。开放金融监管之后，投资银行主导了资本市场，各种新型金融工具、产品迭出，直接杠杆、间接杠杆层层叠加，资产价格日益上涨，包裹“毒资产”的资本更趋密集，最终迎来了2008年的“金融风暴”。
在金融风暴中，“拯救资本就是拯救经济、就是拯救美国”就是美国主政者的行为逻辑，于是在资本横尸遍野、财政、货币工具缺失的情况下，“量化宽松”（QE）横空出世。政府通过选择性支持，打包处置“毒资产”，淘汰旧产能、支持新经济，助推了资本的集中。受困资本的“因祸得福”近乎是从印钞机中白抢。这更刺激了精英们的参政热情，因为“朝中有人好办事”。
奥巴马接任时，可用的财政、货币工具已经不多，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对GDP的比例已攀升为9.8%。奥巴马必须另辟蹊径。对内，为了兑现竞选承诺，其推行“全民医保计划”（2010）以振兴需求。为此，奥巴马向资本让步，继续减税（延长减税期）、降息；对外，为了削减贸易赤字来巩固汇率、维护币值，美国着手退出WTO，另起炉灶搞出了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因为在国际贸易中，一个显见的对手已经浮出水面，那就是中国；在中东事务上，以“能源自给”政策来摆脱对OPEC的依赖；军事上，从中东收缩，战略上以中、俄为假想敌，其后架起了“印太战略”，战术上则追求“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比如2019年刺杀苏莱曼尼，或扶持“代理人战争”。
美国参与WTO的先决条件是：必须由美国主导、制定世界政治、经济运行规则。WTO虽属合作性质，也能不例外于美国的“长臂管辖”。按照其初始构想，在美国制定市场规则之后，其负责探索、创新和制定标准，日欧负责提供新装备、材料和工艺，“新兴市场”则按美国的创意、日欧的装备和工艺，负责生产、组装、制成，而另一条线则是通过资本、知识产权作价，将利润回流到美国。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方案，其中美国只需卖A4纸、PPT就能发财了。然而，20年实践下来，“全球化”带来二个其始作俑者始料未及的现象：
（1）内部，美国社会族群结构的改变。随着美国资本向高科技“头部产业”集中，“旧产能”大量外移、或竞争失败而出现所谓“铁锈地带”。而基础性工作、低技能的服务则需要大量的壮劳力——包括“码农”，于是松闸移民政策，致使美国族群结构发生巨变。1980年代，WASP（指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族、清教徒）占全美人口80%多，而2018年，WASP占62.1%，拉美裔（占17.4%）已超越非裔（占13.2%）成为第二大族裔，社会中不同的信仰、习俗、互助混杂。同期，西欧则是穆斯林人口剧增。按照皮尤研究中心预估，到2050年，WASP将仅占全美人口的一半，而族群差异导致的认同困难将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2004年亨廷顿再次警示《我们是谁：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
受制于“政治正确”，美国政治上不存在显性的种族隔离，但社会中存在着显见的贫富隔离，而族裔、财富的差分使得相互之间的教育、医疗出现了鸿沟。“头部产业”集中了大份额的利润，而“低端产业”虽然吸纳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人均利润贡献较低，且产业重组加剧了职业竞争，很多人被迫向低收入岗位寻求栖身。伴随其间的，是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基础设施的持续下降。在极化的社会分层中，美国不再是“民族的熔炉”，而日渐成为非WASP族裔的“煎锅”，其“美国中产梦”了无着落。在选票政治模式下，人口中族群结构、财富结构必将影响其政治走向。
（2）外部，中国的崛起。中国以其广阔的市场、众多而廉价的受教育劳动力、全民的勤奋、稳定的社会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产业梯度转移中最大的受纳者，承接了大量西方的“旧产能”，GDP连续多年以高于10%的速度增长，在短短20年内，中国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2014年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测算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拥有最完整的产业门类，国际贸易额世界第一，是世界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并在全球市场扩张自己的影响。其间，基于海量的市场机会，中国也涌现很多超越美、日、欧的创新。
美国看待中国的发展，并存着资本的获利性与国家的竞争性——后者显然超出了经济层面。于其而言，如果中国只作产业梯度结构中的一环、且在其规则中“不出圈”，则乐见其成，毕竟很多美国资本已持续、高回报地分享了中国市场的成长。而当中国与其争抢市场、力压其国际影响力时，则不可接受。2010年美国的GDP仅占全球的20%，而中国上升至9.5%，奥巴马就直白地说：“如果10多亿中国人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2011）——这显然包含了国别歧视。美国首先是指责中国避绕WTO规则、或利用了政策漏洞、或是“剽窃”了其知识产权，其次是设定TPP、TTIP，以割裂市场来束缚、隔离、围剿中国的经济扩张。但两洋四岸的差距巨大，要达成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共识、妥协殊为不易，该案终因民主党落选大位而胎死腹中。
中国则不愿、也没有退让，因为若被隔离，俄罗斯就是前车之鉴。面对国内经济陷入“内卷化竞争”的态势，中国对应性地推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因为仅固守制造业一环、而不博取高利润和市场主导地位，其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应战美国的经济围剿，资本、产能、技术“走出去”是其必然的选择。而为了保护其海外利益，中国军力也将跟随出海。
希拉里与特朗普的竞争，实际上是代表高技术的新资本与代表产能的旧资本对政治主导权的争夺。这其中发生了有趣的政治立场逆转现象，那就是历来代表精英中产的民主党向技术资本新贵们造势，而代表资本的共和党反而向“中产”的社会底层寻求选票。结果后者胜出。
原因是：自里根上台以来，美国的所得税率、联邦基准利率持续下降，降幅累计高达到70%。此间，“机会均等”是不存在的，资本获得了发育空间而致密，没资本的人获得了“窗外的亮光”（虚拟机会）。其结果是：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占有了全国40%的财富，这是过去50年里最严重的贫富差距状况（合众社，2017.12）。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美国的精英阶层——包括资本家和大企业运营官，既操纵政府卸载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又在经济结构优化、甚至经济危机中攫取了暴利，以至于巴菲特都对自己的纳税率低于其秘书而感到尴尬。而历史上，中国富裕的两宋就是由精英逃责而亡的。社会贫富极化之后，那个承载着“美国梦”的中产阶层则被抻长，以至分化，而脱离了建制派的惯性期许。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精英逃避其责任，那么这个社会中的民粹主义必然涌动。特朗普正是藉此击败各路建制派而得势。作为“旧产能”资本的代表，特朗普参选的本意是呛声现状，对自己能过关斩将、最终赢得大位，并没有充分的准备。这个没有公共行政经验、话不择言的商人，不像谙熟政治套路的建制派政客那样讲究策略，而是把“美国优先”贯彻到其目所能及的各个角落，一如在其私有企业董事会上一样，率直而不留情面，而罔顾其政策、言论的公共性、协调性、可预期性和稳健性，其周边也围绕着一群和他一样的“暴脾气的耿直哥”，这被其视为“执行力”。
当然，美国的资本智囊有其规划。特朗普承诺“让美国重新伟大”（MAGA）包含多重含义。对内，复兴“旧产能”资本的话语权，让代表选票的就业机会置于旗下，因此减税而削减公共开支，奥巴马的“全民医保计划”旋即被废止。对外，用“美国优先”直接废弃TPP、TTIP，用技术、贸易、投资壁垒绞杀中国，逆产业“比较优势”原则，“圈养”美国制造业、完善产业链，提升其竞争力，间接让中产阶层增收，为此不断施压美联储降息。国际事务上，不断“退群”逃避国际义务，鼓吹“修昔底德陷阱”论，将中国、俄罗斯架上敌手位置，列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7），并以此要价盟友——美国、乃至西方，虽然推崇独立、自治，却不懂得“因俗而治”合理性，更不懂得“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东方智慧和及其政治效用。
为了抑制特朗普的疯狂，美国2018年的中期选举立即让他成为了“瘸鸭”——在选票式民主中，20世纪的历史已提示世界：民粹主义往往具有难以估量、难以把控的力量。其他牵制、阻扰的言行、议案、法案也连绵不绝。但特朗普全然无惧，因为选票才是他的立身之本，而非农就业数据、股票指数走势双双支持了他的自信。美国的“府院之争”反倒成就了记者、评论员们调侃政客、做“剧透”的高光时刻。
转眼间，2020年的大选来临，特朗普依然是民调中的热门人选。民主党议员桑德斯宣布参选，并发出新声：“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美国”，令人耳目一新，响应者也甚众，无疑都是社会底层。桑德斯解释说他倾向的是民主社会主义，这无疑是用“左的民粹主义”来对抗“右的民粹主义”——美国的精英们就是如此解读的，而社会主义必然带来高税收、收紧的银根、高社会福利开支，这不利于资本的逐利，也损害了精英们的利益。于是，当众多富豪参选者败给桑德斯之后，民主党即利用党内“超级投票权”机制挖断了他的参选之路。但建制派的拜登还有挑战特朗普的实力吗？民主党不甘心，还想举着旧刀再博一次——万一成功了呢？
2020开年伊始，新冠病毒疫情和原油价格暴跌并发，美股指数应声断崖式下跌、失业人口骤增，特朗普的“政绩”顷刻间灰飞烟灭了。油价下跌是沙特和俄罗斯联手唱的一出苦肉计，以打击美国高成本的“能源自给”，给MAGA挖下了一个巨坑，而疫情让近40年来美国在公共福利方面的欠账暴露无遗，“铁腕治疫”的中国反而成了国际上的“白衣骑士”。特朗普先是淡化疫情，顾忌停工停产对经济的冲击，而美联储也是直接将联邦基准利率降为0-0.25%，并推出“无限量货币宽松”。府行联手，都是在保护资本。那这次危机会牺牲谁呢？全美、还是全球？但可以肯定，从印钞机中抢钱的人已经跃跃欲试了。
前总统奥巴马立即攻讦特朗普废除“全民医保计划”的愚蠢，拜登则指责特朗普应对疫情的乏力。面对股价、油价和疫情走势，特朗普有些焦头烂额，先甩锅给中国，后又改口，前言不搭后语。虽然病毒不分贫贱富贵，然而，资本并不保护所有人，千疮百孔的市场化医保体系保护的是精英们，底层民众——主要是有色人种——承受了多数的死亡，中间层就只能自求多福了。看来，民情或将有变，民主党从曾经绝望的民调中熬出了希望。但即便是其赢得2020年的大选，不用奢望，其政策依然是呵护资本，依然走在40年前开启的、效用日渐萎靡的“新自由主义”的延长线上。
这样的场景必然会动摇美国200多年来的“制度自信”，不禁让人回望那个落选的桑德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美国”——这对中国人来说是多么顺耳的一句话，但美国的资本家、精英们不同意。现实地说，一场战争、一轮经济危机、乃至一次病疫都打不垮美国，只有美国社会内部的贫富极化、族裔撕裂才会打败美国。而这次复合型危机之后，美国将不再是过去的那个美国，而世界也将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世界——基辛格如是说。
那么，美国政治将往何处去？将白宫改换门庭容易，而改变美国的分级选票式民主，难。“旧药治新病”，选民们，你们有什么高见吗？
2020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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