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照傑讀《茶在中國》︱一流學者的二流著作

白照傑讀《茶在中國》︱一流學者的二流著作


《茶在中國:一部宗教與文化史》

[加]貝劍銘著

朱慧穎譯

中國工人出版社

2019年12月出版

262頁,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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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照傑

1934年,德國人海因裡希·愛德華·雅各布在對咖啡文化史的描述中,飽含深情地將這一黑色飲品上升到思想史的高度,大呼:“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應該被簡單地稱為‘物質’。凡是曾與人類思想有關,又被人類思想繼續傳遞的,其本身就是一部思想史”(《全球上癮:咖啡如何攪動人類歷史》,陳琴、餘珊珊譯,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自序)。“Coffee or Tea”在上世紀被建構為東西方文化的對立象徵。咖啡還是茶,有時確實是一個問題。但就文化史意義和對世界史影響而言,與咖啡相比,茶一點也不遑多讓。

目前不少人認為,茶原產中國雲南地區。在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史上,這片神奇的綠色黃金充當著重要貿易品和“遏制遠人”的戰略物資等角色——近代以前不少官員認為如果以乳肉為食的邊民和外夷不飲茶湯,便將很快因消化疾病而死去。因此,近現代學術界(尤其西方學者)已在“全球史”視野下,對中國茶葉的生產、貿易以及圍繞貿茶利益展開的矛盾、戰爭等宏大而微妙的問題進行過考察。這些考察突出茶葉在鴉片戰爭、波士頓傾茶、中央王朝與邊民關係、中-英-印國際商貿矛盾等歷史事件中的關鍵作用,展現茶葉對世界格局的巨大牽動力。而將視野縮小,聚焦在中國傳統內部對茶文化史進行的考察,儘管良莠不齊,但數量更是難計其數。貝劍銘(James A. Benn)的《茶在中國:一部宗教與文化史》並沒有延續海外學者熱衷的茶與全球化問題的探討,而恰是一部視野收縮的有關中國茶史的專著。

貝劍銘是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的教授,是中國古代宗教(尤其佛教)領域中非常出色的一位學者,即使在國內也是學界耳熟能詳的人物。貝劍銘的成名作Fire for Buddha 數年前已由張德偉等人譯為中文,但因種種原因尚未正式出版。因此,反而是八年後成書的這部《茶在中國》,首先與廣大中國讀者見面。《茶在中國》原著由夏威夷大學於2015年出版,四年之後即有中文版面世,譯介和出版效率極高,顯示此書獲得一定重視。然而,筆者認為,以“學術專著”的要求對這部著作進行評價的話,恐怕此書只能算是“一流學者的二流著作”。

《茶在中國》全書共九章,除第一章綜論和最後一章結論外,其他七個章節各自處理一個專題問題。首章中,作者提出其研究意圖,認為茶對不同時期差異明顯的中國宗教思想和實踐產生深遠影響,因此希望通過一些彼此獨立的個案研究,“探討商品、物質和文化體系之間的關聯如何建構”(頁2)。第二章,作者希望探討茶的“早期歷史”,尤其是唐代陸羽之前的飲茶的歷史蹤跡。第三章,貝劍銘致力於茶與唐代佛教關係的探討,認為佛教界對唐代飲茶之風的興起起到引領作用,寺院飲茶是新的“文化空間”,而作為飲品的茶與酒、藥湯等在長時間裡存在競爭關係。第四章,則談唐詩對茶的描寫與讚美。第五章,主要介紹陸羽的生平和《茶經》的“宗教色彩”。第六章延續第四章的討論,但將時間線下拉到宋代,闡述茶與宋代文人精英以及禪寺生活的關係。第七章,是對日本僧人榮西(1141-1215)《吃茶養生記》的介紹和翻譯(英譯、中譯本直接採用漢字原文)。第八章,則又轉回第四章和第六章的討論,但將時間線繼續下拉,探討明清茶葉與文人和佛教的關係。最後一章,簡要概述茶在中國佛教等傳統中的地位和價值變遷過程。

不難發現,此書在內容構成和篇章結構方面似乎存在較為明顯的問題。從內容分佈即可看出貝劍銘的“佛教史專家”身份。事實上,儘管書中偶爾會提到道教,但作者認為,“除卻此例,沒有具體的證據顯示道士和僧人一樣與茶密切相關”(頁69),因此此書副標題中所謂的“宗教”實際就是指“佛教”一家。因此,期待此書會論及茶與中國多種宗教關係的讀者或許要抱憾而歸。篇章結構方面,對陸羽和《茶經》的集中介紹,恐怕不當放在第五章。儘管陸羽確實是唐代人,而相鄰的三、四兩章都是討論唐代茶文化問題,但由於全書從開始就以陸羽及其著作為核心展開討論,甚至第二章的討論幾乎完全建立在陸羽《茶經》的記述上,因此到第五章才集中介紹這位已多次出現的人物,恐怕就有些晚了。或許,將第五章移到前面或作為全書參考附錄將更為合適。如果說第五章是可以通過調整閱讀次序化解的“人民內部矛盾”,那麼第七章可能就是“敵我問題”。一部討論中國佛教和文化史中茶葉問題的書,突然出現專門一章介紹(不是論述)日本僧人榮西的《吃茶養生記》,實在是令人詫異。貝劍銘在書中的解釋是,榮西曾在中國生活多年,熟悉中國茶文化,而中國方面同時代的平行資料“幾近闕如”(頁141),故當以榮西來填補。然而,既然缺少平行資料以為對比,那麼如何就能確定《吃茶養生記》的記述與中國南宋時期茶文化之間存在密切對應關係呢?如果不能,這一章的意義又何在呢?對英文讀者而言,這一章提供了一個《吃茶養生記》的英譯版本,因而多少具有一點價值;但對中國讀者而言,這一章則完全淪為雞肋了。

下面具體談談《茶在中國》中存在的一些觀點問題。貝劍銘在第一章中一而再地宣稱此書是把茶作為“宗教和文化的商品”(頁1;commodity)來研究,但書中的茶葉卻很少呈現為買賣或交換對象的“商品”。將茶作為商品來進行考察,突出經濟行為的輻射影響和聯動作用,是全球史視野中茶研究的傳統特長,作者是否只是挪用了這樣的說法,但並未對其中的各種關鍵理念深思熟慮呢?第二章是對早期茶史的追溯,但這一章討論的結果實在令人大跌眼鏡。貝劍銘通過並不豐富的考察得出結論,認為“最明智的是把茶視為唐代的發明,承認茶的史前史是一段不可復原的故事”(頁40)。但聲稱唐以前茶史皆為“神話”的觀點,看上去更像是溯源研究遇到挫折後的自暴自棄。正如前文所述,第二章的討論建立在《茶經》對更早有關茶的傳說和歷史的描述上,貝劍銘認為今人不可能比陸羽瞭解的更多。然而,陸羽本身是一個“有色眼鏡”,他並不是嚴謹的史學家,對茶史的梳理主要是為證明茶的偉大,是以並不需要在資料方面過分地求真、求全,甚至也不能完全排除他會刻意捨去某些不利記述的可能。因此,儘管貝劍銘個人放棄爬梳曖昧不明的早期茶史的努力,但就其給出的較為薄弱的論述而言,尚無法否定勾勒和推進唐前茶史研究的可能和必要。此外,第二章對早期茶史的討論、尤其是對錶示茶的漢字(荼、檟、茗)的分析,與梅維恆(Victor H. Mair)和郝也麟(Erling Hoh)十多年前合著一部茶史著作The True History of Tea (已由高文海譯為中文,《茶的真實歷史》)存在重疊現象,但不論是在此章還是在參考書目中,貝劍銘都未提及梅維恆的專著,故此引起梅維恆的不滿。梅維恆繼而以書評的形式,批評《茶在中國》與自己《茶的真歷史》存在七個方面、大篇幅的“重疊”,但卻對自己這部更早的著作視而不見。對此公案感興趣者,請自行參考《中國文學研究所學報》2016年第六十三期中梅維恆的評述。

白照傑讀《茶在中國》︱一流學者的二流著作


第三、六、八章討論茶作為大眾飲品,如何在僧人的提倡下與酒、藥湯等產生競爭,並最終脫穎而出,成為帶有文化品位的社會風尚的物品的過程。這幾個具有連續性的章節,是全書最有創造性的部分,但整體論述仍有蜻蜓點水的感覺。如對整個宋代茶文化的討論便只有二十多頁的篇幅,顯然很難有深入的發現。這幾章裡有一些觀點很吸引人,但同樣缺少論證。如作者認為“755年的安祿山造反造成了嗜酒詩人作為文人榜樣的衰落,以及隨之而來的紅塵之外愛茶禪師的正面形象的崛起”(頁70)。這確實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觀點,但貝劍銘卻沒有提供任何有價值的證據。且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唐中期崛起的致力於經世濟民的儒家學者們常常批評紅塵之外、對帝國困境毫無作為的佛教,這一現象是否能夠成為作者前述觀點的反證呢?“愛茶禪師的正面形象”崛起的複雜過程和原因,顯然並不如作者說的那麼簡單。這幾章中,作者屢次突出茶與其他飲品的競爭關係。然而,對這種競爭關係的強調真的符合中國的歷史情境嗎?儘管確實存在敦煌卷子《茶酒論》這樣表述茶、酒矛盾的材料存在,但這批材料總是帶有濃重的戲謔味道,而並不持有嚴肅的社會批評和生活指導意味——尤其是對立雙方(茶、酒)往往在文章結尾達成和解。因此,這個在作者看來有點非此即彼的問題,在多數當時人(可能只有唐宋以後的僧人除外)看來或許只是個“偽問題”。一個愛喝好酒的人同樣也可以熱愛品茗,茶與酒在“品位”上達成統一,共同形成一種通過感官享受和個體體驗來表達的文化特權。換言之,不論是茶還是酒,喝的都是“品位”。通過對品位的感受能力和購買能力,文人雅士也好、達官權貴也罷,可以獲得一種特殊的社會優越感,將自身與俗人、普通人區別開來。貝劍銘對茶與品位和優越感的問題並非毫無著墨,恰恰相反,此問題正是這幾章關注的焦點之一,如書中篇節“北苑與精英書寫的宋代茶文化”“點茶三昧”“明代文人對茶的審美取向與宗教反思”等均因此而作。但由於這些內容過於零落地分散在不同章節中,無意間導致散焦的負面效果。同時,貝劍銘有關此問題的分析方式和理論預設似乎直接借鑑自柯律格(Craig Clunas)1991年出版的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但在論述和證明過程則要比柯律格的書薄弱很多(值得一提的是,柯律格的這部著作也已出版中譯本《長物:早期現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狀況》,但筆者不太明白為何選擇將“social status”譯為“社會狀況”,而非“社會地位”,是否誤將status看作state?)。在這幾章中,一些讀者原本期待出現的討論卻毫無影蹤。如貝劍銘在論述唐代茶文化時,似乎完全不知道貢茶院的存在。但這個專門負責給中央朝廷奉獻好茶的貢茶院實際與佛教之間存在聯繫,據信湖州貢茶院在一段時期裡就設置在吉祥寺內。有關貢茶院,梅維恆《茶的真實歷史》等論著中早有提及,近來又可參考胡耀飛《貢賜之間:茶與唐代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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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茶與唐詩》的問題非常嚴重,浮皮潦草的特點得到貫徹執行。如這一章對唐代寺院飲茶的“新文化空間”的探討原本可以有很大作為,但作者滿打滿算也只用了不到三頁的文字做以表述。儘管所關注的時代和材料豐富程度上存在差異,但如果與王笛同樣討論飲茶公共空間的《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與微觀世界》相比,《茶在中國》“新文化空間”的論述簡直毫無可取之處。更為嚴重的是,此章內容組成主要是整理一些有關茶的唐代詩歌,而後稍作品評,但在唐詩的編排和廣度上可能存在問題,同時也沒有表現出對任何問題進行深入探索的意圖和努力。因此,儘管對本章的閱讀可以品味唐詩文學的美感,但對於增進認識而言則幾乎毫無收穫。上文已經提及第五章《茶聖陸羽》在全書結構上的問題,貝劍銘在這一章中對陸羽生平情況的判斷有時也過於冒險。如認為“雖然陸羽說自己是孤兒,但有資料顯示他可能有兄弟姐妹”(頁100)。這裡的資料,其實就是顏真卿、戴叔倫等人稱呼陸羽“三郎”。作者認為,“三郎”指排行老三,因此陸羽必然有哥哥或姐姐。然而,沒有任何資料顯示所謂的“三郎”“陸三”是指陸羽在家族中的排行,而陸羽的另一個稱號“陸三山人”似乎更隱含著這個“三”或“三郎”別有含義。無論如何,憑藉“陸三”推出陸羽不是孤兒的說法,都太過草率武斷。以此為憑,真不知遇到“六一居士”“八大山人”時當作何解?

以上對貝劍銘《茶在中國》的基本情況做一介紹,此書並非毫無優點可言,如果將之作為“科普著作”或“學普著作”,則其語言流暢(不論中、英)、內容多樣、可讀性強,選題本身也可帶給我們不少啟發,這些都是這部書的優點。但《茶在中國》在作者和讀者眼中的定位,首先是一部學術專著,這一點從書後共計六十頁的尾註和參考文獻中就可發現。既然定位為學術專著,則恐怕只能以對學術著作的要求來審視和評價。作為知名學者的學術論著,這部書並沒有如貝劍銘更早的那部著作一樣令人充滿驚喜,其在材料組織、觀點論述以及理論創見方面,均未做出明顯的直接貢獻,同時還可能導致某些誤解產生。除前文指出的種種問題外,貝劍銘此書還可能過分強化佛教與茶被廣泛接受之間的因果關係,茶似乎完全成為一種“被建構出的文化飲品”,作為飲品的本身價值遭到漠視。事實上,茶的普遍接受,佛教當然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更基礎的原因或許首先在於茶“好喝”。

有關這部著作的中文翻譯,譯文的流暢性有目共睹。準確性方面,筆者雖未逐字對照英文原書,但譯者朱慧穎曾長年擔任英語教師,又有歷史學博士學位,且已翻譯出版《麻風:一種疾病的醫療社會史》(梁其姿著)等幾部比較知名的著作,故對其譯文的可靠性當擁有較大信心。朱慧穎的翻譯偶爾會以“譯者注”的形式糾正原著存在的一些明顯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茶在中國》的嚴謹性——這一點正是去年11月在武漢華中師大“譯者之道”會議上,本人提出的“翻譯讓學術著作變得更好”的內涵。但朱慧穎的“譯者注”偶爾也會出現一些明顯錯誤。書中多次出現Chen Jinhua這個名字,譯者採用“音譯”,寫為“陳錦華”。但此人實際是聞名遐邇、近年在國內住持多個大型項目、惠及一代青年學者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陳金華。這一點“百度”一下就可瞭解,故不當有此疏漏。貝劍銘原書中常出現“中古”一詞,朱慧穎的“譯者注”認為是指秦漢至明代(頁3),而“中古晚期”則“或指宋至明代”(頁17)。通讀全書,可以發現貝劍銘所謂的“中古”應該就是目前史學界比較通用的“中古史”概念,即秦漢至五代時期,而宋代開始則被普遍稱作“近世”。因此,譯者對中古的不當註解反而可能對一些讀者產生誤導。還有一處錯誤出在地名問題上。貝劍銘轉引《荊州(土)地記》“浮陵茶最好”,朱慧穎腳註稱無“浮陵”這一地名,“應為‘涪陵’的俗寫字”(頁27)。以“浮陵”為“涪陵”,顯然純屬臆斷。如果這裡的涪陵就是指現在盛產榨菜的重慶涪陵,那麼專門記載荊州情況的西晉《荊州土地記》,為何會突然話及梁州的風物(儘管二者距離不算太遠,但分界還是非常明顯的,見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冊三)?“浮陵”在古籍中確實不算常見,但也絕非毫無蹤跡。《越絕書》記載稱:“越行伯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沂、開陽復之於魯。”可知浮陵確為楚地地名無疑。《北堂書鈔·酒食部三》記載茶是“武陵最好。《土地記》,武陵七縣通出好茶,最好”,隨後同書又引《荊州土地記》稱“浮陵茶最好”。這裡的《土地記》應該就是《荊州土地記》,浮陵則很可能就是指武陵。因此,無論如何不可貿然將浮陵指為涪陵的“俗寫”。

由於存在以上種種問題,目前不能將《茶在中國:一部宗教與文化史》視作在中國宗教學領域中對茶文化進行探討的里程碑式著作,而只能將它看作差強人意的階段性總結。而在這一階段出現的種種失漏、遇到的重重障礙,恰恰從反面證明此領域中依舊存在一片廣闊的天地。而當我們承認並正視眼前這些挫折和困難時,問題(troubles)本身或許便可成為未來工作的風向標,為研究和思考指明方向。



白照傑

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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