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篇
2017年，清明节，全国大范围降雨。
我从机窗望下去，深圳像一块复杂而有序的电路板，无数点光亮集成线，线又结成网，炫彩夺目。飞机停稳，一个个身子亟不可待地涌向出口，大家都在抢，抢出站，抢电梯，抢地铁，抢座位，一副在起跑线上输怕了的样子，好像稍微一放松，就会被生活甩掉。
南方的雨季将至，走出机场的瞬间，人像掉进了闷罐子，黏腻感挟裹全身。我住进附近的鹏程青年旅社，全封闭的床位都被装饰成太空舱的样子，拉上门，电视、充电口、通风口、储物架，一应俱全，甚至连灯光都有三种模式，但感觉还是有点像棺材。那天是我21岁的生日。
在等待面试的日子里，我仍在天亮时睡觉，下午时起床，漫无目的地走几条街，找一家不贵的饭馆解决温饱。我发现一种生活现象，当一个人无法得到喜爱的人，就会降低标准，把爱转移到另一个不那么喜爱的人身上，看似爱得浓烈，实则不堪一击。这种退而求其次的做法既可怜又无奈。我在找工作时，就遇到了这样的困境。由于我迟迟得不到理想工作的面试，竟然去当了文案，这个令我极度反感的工作。
地铁穿过隧道和闹市，看着自己沮丧的样子映在玻璃上，一站、两站、三站、四站……公司打来电话，压了我的薪水，问我能不能接受，我说可以。那边又说周一九点半，正式点，最好穿衬衫西裤。
青旅大厅摆了近三十套暗色桌椅，天一黑，灯光和投影就会打开，有种坐下来不点东西就得愧疚的氛围。整个大厅只有我一人，影幕上放的《当幸福来敲门》。我买了瓶黑啤，喝了一口，苦涩浓郁的麦香溢满口腔。
母亲打来电话，问我吃了么，吃的什么，现在在哪儿。她的容貌和状态已开始见老了，无论是在客厅和卧室之间来回走动找东西的样子，还是看东西时眯眼睛的表情都在趋于一位老人。
“找到工作了，周一上班。”
我的注意力集中到幕布上，威尔•史密斯冒雨乘上公车，响起了画外音：那一刻，我想起了托马斯•杰裴逊的《独立宣言》，想起了其中对生存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权利的描写。
“一个月六千，试用期会低一点，我还得抽空去买套正装……还有钱，不用给我。”
他急迫地奔跑上楼，迎接他的是乱糟糟、空荡荡的家，在他沮丧至极时，电话响了。
“房子在公司附近租吧，我等会儿在网上找找有没有合适的，联系好了明天直接过去……你别管了。”
电话是证券公司打来的，通知威尔•史密斯去面试，那是一份他颇为心仪的工作，对方留了一个电话让他记下，而他找不到纸笔，就一边背着一边跑向商店找纸笔。
“有事再打电话，就这样吧。我知道啦，嗯，行啦，够啦！”
我挂了电话，把电影看完，结尾曲《A Father's Way》响起，幕布短暂地黑掉，然后播放另一部电影。我咽下最后一口啤酒，走出青旅，到天虹商场买了套正装，试衣服时偷偷瞄了一眼标签上的价格，心惊肉跳，可我还是买下了。
在青旅的最后一夜，我睡得很安详，梦见我坐在某地下室的一张书桌前，然后起身，开门，一步步踩上通往地面的楼梯，没有尽头，没有出口，我在楼梯上幸福地攀登着，想象外面的海风、椰树、戴着墨镜的行人……醒来后觉得这个梦不太好，看看时间是11点，冲了个澡，拖着行李背着包，下楼退了房。
深圳的4月初真是个好季节，不冷不热的温度，不疾不徐的风，抬头看天，每隔两分钟都能看见一架客机消失在云层中。
兰姐是我在网上联系到的房东，四十岁出头，衣着简朴，头发烫染得卷曲而焦黄，用一根黑皮筋敷衍地扎在脑后。她带我走进一栋颇不起眼的门洞，叫寸金大厦，房间是三室一厅，客厅和房间都摆着上下铺，屋子亮堂干净，显得也没那么拥挤，几个床位还空着，客厅的下铺是650，上铺是600，卧室的是下铺是750，上铺是700。我在一间小卧室选了下铺，挨着窗户。
兰姐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告诉小卧室里的另一位租客来了位新室友，要照顾照顾，以后也不要在房间抽烟了，挂了电话又问我，你肯定不抽烟吧？我说对，我不抽烟。她说看你的样子就刚刚大学毕业，不会抽烟的。
兰姐临走前再次嘱咐我手机电脑要放好，有什么事都可以打她电话，我把这间房重新看了一遍，地面干净，风从窗外吹进来，墙上贴了一些卡片：
我们住的虽然简陋，但用心整理也可以很幸福。
白天拉开窗帘通风，晚上拉上，注意隐私。
大小便请入池，一次性坐便纸请联系兰姐，20块250张。
…………
我想大家都喜欢兰姐这样的人，热心周到，对生活抱有激情，也许还善良。她是我在深圳遇到的第一个好人，也是我在深圳欺骗的第一个人。我有点烟瘾，也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寸金大厦紧邻着公司所在的彭年广场，走几步路就能到，国贸和东门也都在附近，算是深圳流量最大的街道，白领朝九晚六，早晚往返，他们衣着时尚，手里的iPhone闪着光，脸上洋溢着精致的乏味。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我一年后的状态。
楼下有许多家快餐店，其中一家叫如意鲂，晚上八点以后，会把剩下的饭菜免费送出去，每晚都有人在那里排队，年纪都在四十岁上下，多少有点岁月的框痕。我当时手头拮据，晚餐通常吃泡面，或点新店打折的外卖，虽然想，但始终拉不下脸去如意鲂领免费快餐。有天晚上实在是想吃一顿正经的饭，就去了一家还没关门的湖南蒸菜馆，店里已经没什么人了，一对男女在争辩一款理财产品的收益，蒸笼里的菜也所剩无几。我挑了一荤一素，老板又给我端过来两个荤菜，说随便吃，结账时，他只要了我10块钱。
一个多月后，兰姐说房子要卖了，让我们搬到隔壁的金龙大厦里凑活几天。我这才发觉原来的住处多么优越。
金龙大厦里的群租房里，客厅中央放了个蓝色的大垃圾桶，能摆下床的地方都摆了床，几个塑料置物架见缝插针地放着，生活用品如过度饱满的花骨朵，绕着架子骨架放得满满当当。洗手间的门贴着张粉纸，上面用不客气的口吻写着:早上10店前不许洗澡，大家都要上班。马桶没有盖也没有圈，一个不知从哪儿卸下来的架子盖在上面，承担着支撑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到来，有个人没地方住，临时在地上铺了张门板，代价是一天收兰姐50块钱。
过了几天，我们提着不算多的日用品，穿过几条马路，住进了罗湖医院的安置楼，404号房。房子是两室一厅，当四张上下铺摆满客厅，客厅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洗衣机没有盖子，里面有土。14个房客都是年轻人，最大的25岁，最小的18岁。一到晚上，三两个人聚在一起玩王者荣耀，时不时蹦出句脏话，其余的都以各自觉得舒适的姿势蜷在自己的铺上玩手机，他们一手枕着下巴，一手拿着手机，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只有大拇指的滑动来证明自己没有睡着，这样的姿势能够持续到凌晨三、四点。我的床位靠窗，夜越深，我越喜欢往窗外看，无人的街道和固执的街灯那么可爱。这种没有根的感觉很熟悉。
我经常躺在床位上计算当月的开销，实习期的月薪扣去必要或不必要的花销后，能剩下两千多块钱，我把这点钱看作希望。在安置楼404拥有希望的人并不多，住在这儿的14个人一多半是初中辍学，从事着服务行业，也有毕业于三流院校的，干着设计、编辑或其他熬人的活。
大家都没有女朋友和社交生活，到了周末或假期，就躺在自己的床铺上捧着手机看，看累了就睡，饿醒了就打开外卖App点一份十块钱左右的外卖，熄灯后用被子掩住身体，冲着墙壁悄悄自慰。
由于404的无望氛围太过浓重，我更喜欢在公司坐着，哪怕什么事都没有，干看着屏幕痴痴发呆，然后，我成了公认的工作狂。
之后，公司经常安排我出差，每次从外地归来，回到人挤人的群租房，我都异常沮丧，像是从异乡归来，回到了另一个异乡。群租房没有隐私与感情，同类密度过大而产生挤压感让我疲累。所以在我转正后不久，便搬了出去，那是我第一次在深圳获取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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