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築英，1939年出生於杭州市一箇舊職員家庭。解放後，他曾和其他孩子一樣在紅旗下幸福地成長。1954 年，他的父親因歷史問題被錯判勞改入獄，年僅15歲的他承受了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巨大壓力。但他從不怨天尤人，仍努力學習以報答祖國，1956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在北大期間，除學好專業課外，還掌握了英、俄、德、日、法五門外語。由於家庭困難，蔣築英靠助學金完成了學業。大學期間十個寒暑假，他有八個是在圖書館度過的。
1962年大學畢業前夕，母親來信催他回上海或杭州工作。蔣築英理解母親的苦楚，卻也知道中國最大的光學基地和最著名的光學科學家都在東北。他寫信說服了母親，來到長春，成為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著名光學科學家王大珩的研究生。
導師王大珩很快看出，自己這個學生質樸、正直、勤奮，並判定他是一塊璞玉經過雕琢必然會放出奇光異彩。根據導師的指點蔣築英選定了光學傳遞函數這一開 創性研究課題。1965 年，他年僅26歲，便在同事們的幫助下建立了我國第一臺光學傳遞函數測量裝置，令日本學者大為驚奇。此後，他又在光學傳遞函數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個又一個重要成就，先後解決了國產鏡頭研製工作中的許多關鍵技術難題。70年代，我國彩色電視的復原技術十分落後，導致顏色失真嚴重。蔣築英就與導師王大珩起攻關，提出了彩色復原質量問題的新方案。最後攻破了這一技術難關，使人們得以看到圖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電視。
蔣築英一生坎坷，卻沒有改變對相國的一片赤子之心。他常說:“一個人的生命是短促的，但國家的事業是永存的。”在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的二十年裡，他從一名學生成長為一名副研究員，一直無怨無悔、勤勤懇懇地工作。他雖無一官半職，卻十分關心群眾的疾苦，被稱為“不管部長”。
在生活中，蔣築英也總是無私地幫助別人。妻子曾說他“什麼活兒你都攬，誰的事兒你都管，吃飯走路你都嫌浪費時間”，卻惟獨沒有時間關心一下自己的身體。腹痛難忍時，妻子讓他上醫院，他也總是一推再推。
蔣築英性格直率，不善於說大話。他把對祖國的愛都融入到自己的工作中，他總是急國家之所急。有一次，吉林省一些部門進口了一批光學器材，商檢部門請他幫助檢驗產品質量。他和同志們用自己設計製造的測量裝置對進口鏡頭仔細進行檢查，發現這批鋥光瓦亮的洋玩意兒質量上存在嚴重問題，便寫出詳細的書面報告交由有關部門去交涉。外商看了蔣築英提供的檢查報告後，連稱“中國人有內行”。這不但使國家免遭十幾萬元的經濟損失，也維護了祖國的尊嚴和榮譽。蔣築英所在的研究所籌建光學傳遞函數測量試驗室，他提出只進口幾部主要的儀器設備，其餘由自己製造。僅此一項就為國家節省資金十多萬元。
改革開放後，蔣築英曾兩次出國，1979年在德國進修時，他用省吃儉用積攢的外匯給所裡買了一臺英文打字機、一部錄音機、二十臺電子計算器和一些光學器材，自己只買了一臺黑白電視機。1981年第二次出國時，自帶了一大包四川榨菜，決心從自己口裡摳出更多的外匯，給所裡增添更多的光學器材。在榮譽和待遇面前，蔣築英總是一推再推。1979年，所裡決定晉升他為副研究員，但他卻讓給了一些老同志。直到1982年所裡又一次推薦他時，他才接受。
1982 年6月，在生命的最後四天裡，他還收拾了新建的試驗室；修好院裡被破壞的柏油路面；幫助同事家裡修理下水道；又忍著腹部的疼痛到成都替一位家有急事的同事出差。飛抵成都的當晚，他就召集驗收組的人員開會直到深夜11時。次日一大早，他換乘兩次公共汽車，步行了三段路程到達某工廠，忍著病痛開展工作。6月14日深夜，他因腹痛難忍被送往醫院。醫生診斷他長期積勞成疾，患有化膿性膽管炎、敗血病、急性肺水腫等多種疾病。因搶救無效，他於15日下午五時三分去世，終年43歲。
蔣築英把科學態度和奉獻精神融於一身，是精神文明的典範。作為中國光學界一位頗為有影響的科學家，他用自己的生命和熱血譜寫了一曲當代知識分子的奉獻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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