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回憶起2019年10月1日觀看國慶七十週年閱兵式和群眾遊行的感受，刑事法官張鵬都不無感慨，“看著群眾遊行的歡快有序，感受著祖國的繁榮富強，我心中有一種特殊的光榮感和使命感。”
近幾年，張鵬確實身負一項光榮而特殊，且與國家安定繁榮密切相關的使命——“掃黑除惡”刑事審判。
2018年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開始後，掃黑除惡案件逐步進入審理階段。張鵬擔任著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副庭長一職，辦案12年來已審理了北京市首例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案、北京市首例組織殘疾人乞討案、北京市首例組織出賣人體器官案。剛入不惑之年的他刑事審判經驗豐富、處事果斷、雷厲風行。
掃黑除惡接力到審判這“最後一棒”時，辦理大要案的任務落在了他的身上。
尋根究底
除惡務盡
2019年8月27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對惡勢力團伙張豔超等17人涉嫌犯破壞生產經營罪、故意傷害罪、尋釁滋事罪、聚眾鬥毆罪一案作出一審判決，以破壞生產經營罪、故意傷害罪、尋釁滋事罪判處張豔超有期徒刑十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罰金人民幣三十萬元，向張豔超追繳違法所得人民幣一百二十萬元，依法予以沒收；以破壞生產經營罪、故意傷害罪、尋釁滋事罪、聚眾鬥毆罪判處李楊、徐連敬、趙春陽、林碧洋等16人有期徒刑十年到一年十個月不等的刑罰。
這份判決，審判長張鵬唸了整整1個小時。
這背後是從2014年至今，盤桓在北京市延慶區石河營村村民頭頂的一場“噩夢”：2013年9月，張豔超通過編造虛假入黨材料違規入黨並於2014年9月轉正，後擔任石河營村經濟合作社專職社長。2014年至2017年間，張豔超等10人形成惡勢力犯罪團伙，多次共同實施破壞生產經營、故意傷害、尋釁滋事等5起違法犯罪活動；自2016年至2017年間，董浩等實施聚眾鬥毆、故意傷害、尋釁滋事等6起違法犯罪活動。
憑藉暴力，張豔超惡勢力團伙在村裡說一不二。面對公訴材料，張鵬駭然：“我很難相信，今天在咱們首善之都還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延慶區地處北京市西北部，北京2022年冬季奧運會設置北京賽區、延慶賽區和張家口賽區。為保障北京市區、北京市延慶區、張家口市崇禮區三地賽場間的交通服務，北京將建設連接北京－延慶－張家口三地的高速鐵路和高速公路。在此背景下，石河營村的土地自然變成了“潛力股”。
“必須把握掃黑除惡，尤其是首都掃黑除惡的特殊性。”多年的刑事審判經驗讓張鵬認識到，北京地區惡勢力團伙犯罪的突出特點不在暴力程度，而在於通過搶佔“有錢景”的農村土地攫取經濟利益。
張豔超不過30出頭，卻已經通過暴力起家，逐步掌握了石河營村的基層政權。藉助城市化進程中基層管理的薄弱之處，張豔超等人圍堵過石河營建材城，在實際未出資的情況下與他人“合作經營”；強佔過已出租的土地，威脅、恐嚇正在進行正常耕種的工人；隨著威勢日盛，“黑出警”也成了他們的創收渠道，村裡有了糾紛，人們都知道花點“出警費”請“張大哥”帶人來“鎮場”......幾年下來，他們開的車也從破舊的桑塔納變成了豐田陸地巡洋艦。
在這種惡性循環中，張豔超惡勢力團伙得以豢養打手、壯大隊伍、拉攏腐蝕政府工作人員，甚至用錢來“擺平”很多事情。例如在故意傷害村主任之子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張豔超讓其中一人頂罪，事後用一輛車和“第一打手”的地位，就讓事情“翻篇”。
這恰恰構成了黑惡犯罪作為有組織性犯罪的審理難點：認定被告人參與個罪，可以遵循通常的審判標準；但相比於一般參加者而言，組織、領導者危害性更大，但他們往往不會出現在案發現場，甚至用一個眼神就可以下達指令。如何對證據進行二次審查以認定“幕後大哥”的犯罪事實，是貫穿偵查到審判全程的難題。但這也是掃黑除惡工作的一項關鍵——如果只是懲罰了一般參加者，組織領導者仍逍遙法外，仍有為非作惡的經濟基礎，那就無法做到除惡務盡。
趴在桌前，透過厚厚的鏡片，張鵬的眼睛裡有著長期加班的疲倦，卻難擋一名專業刑事法官的犀利和敏銳，112本案卷裡的材料和證據正被他的“鷹眼”逐一掃描。
“我們審判團隊對自己的最低要求，就是尋根究底。”面對事實證據，張鵬為撥開其間的重重迷霧，除了分析證人證言和同案犯供述外，還需結合諸多客觀性證據，如買賣合同、土地租賃協議、事後諒解協議等，組成閉合的證據鏈條，固定犯罪組織的形態和架構。一旦在證據中發現疑點，他就會第一時間聯繫控辯雙方進行核實。第一次庭前會議，他開了2個整天。平時，他也常常翻案卷、看證據直到凌晨，電話也打了上百通，“對任何一個證據你都不能淺嘗輒止，而是必須尋根究底，如果不能明確惡勢力團伙的分工層級，尤其是對組織領導者作出公正的判決，那這個惡勢力的根，就除不了。”
當有被害人問，是不是無論怎麼查都查不到張豔超時，張鵬感到震驚又痛心。“審理掃黑除惡案件，一定不能就案判案，如果處理不當，真正的幕後指使者沒有被牽扯出來，那被害人會怎麼想？他們對黑惡勢力的恐懼和對法律的怨氣會越來越大。”張鵬堅定地認為，掃黑除惡不僅僅是一項刑事審判，它還是一場維護基層政權穩定的政治鬥爭，他必須要對每一個證據負起責任。
現在回想起2019年春天，張鵬很少經歷晚高峰的擁堵，因為他經常跟證據“死磕”到晚上11、12點，然後在回家路上“一騎絕塵”。他的記憶裡沒有春風沉醉的夜晚，只有反覆推敲證據時的“燒腦”，以及證據鏈日臻完善時的釋然。
成竹在胸
不怒自威
“依法審理掃黑除惡案件，法庭絕不能溫情脈脈。”法庭下的張鵬面對案件和證據謙卑謹慎，到了法庭上面對張豔超們時，他則是不怒自威。
對於掃黑除惡案件中法庭和法官的角色，張鵬有著明確的定位：“法庭一方面是依法審判的場合，另一方面，審判過程本身必須讓黑惡勢力認識到，國家政權和法律威嚴絕不容挑釁。”
“弟兄們都別籤，法庭就是走個過場！”庭前會議前，書記員去給張豔超等人送傳票時，張豔超隔著監室對甬道另一頭的“同志們”喊話。長期盤踞於基層呼風喚雨，他們早已習慣了用拳頭辦事、用錢財善後。“從看守所押送到法庭的路上，他們要求帶滷牛肉來吃，好像只是換了個地方好吃好喝。還有他們的家人，甚至試圖尾隨、穿插警車。”這種對法律的輕慢態度，也給庭審“控場”帶來了一定難度。
“第一次開庭前會議時，17個人穿著黑衣服齊刷刷走進來，黑壓壓的一片，就像是影視劇裡的場景。”張鵬感嘆到。這是自己做刑事法官11年來從未有過的體驗——“每個人說話之前，都會不由自主地抬眼看看張豔超的表情，不敢隨便說話。”
為了保證庭審節奏，不讓張豔超的“一手遮天”遮到法庭上來，張鵬和合議庭成員做了充分的準備和調整：一方面，他們通過證據審查和庭前會議通盤把握全案證據，有了保證不讓庭審“失控”的底氣；另一方面和看守所做好溝通，對於如何關押，如何安排警車和暫看室等，都做了詳細規劃，併合理安排發言順序，避免串供。
在庭審中，張豔超多次對其被指控的罪名錶示不服。張鵬在充分保證其訴訟權利的同時，對他的“號召”和“表演”也會及時制止，“他可以表達意見，但他把自己在村裡呼風喚雨的‘事蹟’拿出來反覆強調，這就不行。法庭上最威嚴的是國家和法律，我不可能讓庭審變成他‘炫耀功績’的舞臺。”在庭前會議的紮實基礎和合議庭的穩定控制之下，法庭審理高效進行，從上午9點持續到下午5點結束，比預想中快了一天。
這滿滿的掃黑除惡“技能點”，既來自張鵬專業的刑訴法學基礎和豐富的審判經驗，也與他的專門學習有關。此前，他和海淀法院其他負責審理掃黑除惡案件的刑事法官一同參加過最高人民法院組織的專題培訓，並觀摩過其他涉黑涉惡大案要案的庭審現場。從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開展以來，他深入學習兩高出臺的相關司法解釋，把握涉黑涉惡犯罪的特徵，平時常查閱各地相關案件的裁判文書，在碎片時間通過微信公眾號等渠道學習涉黑涉惡犯罪中的新問題。在此過程中，他對於司法實踐中如何認定犯罪行為屬於涉黑涉惡，如何做到中央要求的“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人為拔高”都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並積累了庭審節奏把握的要點。
“法庭審理的寬嚴相濟，意味著符合從寬條件的會依法從寬，但對於黑惡犯罪就得依法嚴懲。這個嚴，一個是體現在判決結果依法從嚴上，另一個就體現在我們對庭審的控制上。”
對於涉黑涉惡這種嚴重危害國家長治久安和政權穩定的犯罪，張鵬要求自己必須要比審理一般案件更成竹在胸，更能穩控全場。這樣才能讓被告人認識到，法治社會絕無法外之地，法庭審理更非“走個過場”，而是國家和人民對他們的審判。
法臺之高
江湖之遠
“掃黑除惡案件證據多、線索雜，如果沒有審判團隊的合力，沒有全庭和全院的支持，我們很難打下這場硬仗。”
回憶起一路過關斬將的歷程，張鵬感嘆掃黑除惡案件審判是一份“集約型”事業。“我所在的掃黑除惡審判團隊、刑事審判庭，我們海淀法院，已經在這場鬥爭中擰成了一股繩。一拳既出，除惡務盡。”
自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開展以來，海淀法院專門制定了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工作機制。在以院長為組長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工作領導小組下，設立三個審判團隊。張鵬擔任著第三審判團隊團隊長，共審理了3件涉黑涉惡案件，均已審結，涉及被告人29名。
除張豔超案外，海淀法院三大掃黑除惡審判團隊審理了中關村電子市場強迫交易案、“黑救護”涉惡團伙尋釁滋事案等大要案，並受理全市首例由基層法院辦理的劉建軍等人涉黑社會性質組織案。2019年共審理涉黑涉惡案件16件，涉及103人，審結11件，涉及79人，為北京市的基層穩定和營商環境改善作出了突出貢獻。
在第七次全國刑事審判工作會議上，海淀法院刑事審判庭（未成年人案件審判庭）榮獲“全國法院刑事審判工作先進集體”稱號。2020年伊始，海淀法院刑事審判庭（未成年人案件審判庭）再獲“全國法院先進集體”。
海淀法院在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中所做的工作不止於審判。全院將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列入各個審判業務庭室及職能部門的工作範疇，要求重點圍繞近三年來審理的故意傷害、尋釁滋事案件以及民間借貸、套路貸、校園貸等重點領域，持續開展涉黑涉惡線索再排查活動。同時深入基層，組織25個支部300多名黨員下沉一線、走進社區、現場答疑，發放宣傳手冊5000餘份。
“掃黑除惡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作為刑事法官，“嫉惡如仇”“一身正氣”早已是張鵬和同事們的座右銘，但掃黑除惡所賦予他的使命感遠超於此。
“閩西的紅三十四師，作為後衛，在湘江畔幾乎全部壯烈犧牲。”在分享經驗時，張鵬盪開一筆，看似偏題地講起了紅軍血戰湘江的故事。
這時，“硬漢”張鵬也露出了感性的一面，“我想起那句‘你們的名字無人知曉，你們的功績永世長存’，革命先輩靠浴血奮戰才換來紅色政權和今天的大好局面，但黑惡勢力恰恰在蔑視甚至瓦解它。我們作為黨員、作為法官，必須要有擔當。”
張鵬將掃黑除惡視作自己積極投身於完善基層治理的重要方式，要求自己和團隊成員每天學習當前涉黑涉惡違法的新特點新動向，特別是涉黑涉惡違法犯罪呈現的金融化、隱蔽化、軟暴力化、網絡化等新特點，並通過積極參加掃黑除惡普法活動，向公安等單位發送司法建議等方式，將司法資源的效用發揮到最大化。在辦案過程中，他也注重對被害人和基層群眾進行釋法和安撫，告訴他們要相信國家、相信法律，一定還社會一片朗朗晴空。
“不掃黑除惡，完善社會治理無從談起。”作為基層法院的刑事法官，張鵬和同事們時刻牢記著，自己並不僅僅是端坐於法臺之高的審判者，更心繫“江湖之遠”“基層之患”。
2019年10月，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2019年11月22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人張豔超等人的上訴，維持原判。
掃黑除惡對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而言舉足輕重，法院是掃黑除惡刑事訴訟程序的最後一環。在這場接力賽上，張鵬等刑事法官們接過了最後一棒，他們向前奔跑，沒有任何猶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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