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守存於道光十五年即1835年中進士後，授戶部主事，不久即調任軍機處章京，開啟宦海人生之旅。
《清史稿》專門詳細記載，介紹其人其事：“丁守存，字心齋，山東日照人。道光十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充軍機章京。守存通天文、歷算、風角、壬遁之術，善制器。時英吉利兵犯沿海數省，船炮之利，為中國所未有。守存慨然講求製造，西學猶未通行，凡所謂力學、化學、重學，皆無專門，覃思每與暗合。大學士卓秉恬薦之，命繕進圖說，偕郎中文康、徐有壬赴天津，監造地雷、火機等器，試之皆驗。”
從相關資料看，賽尚阿，字鶴汀，蒙古正藍旗人，阿魯特氏；身歷清朝乾、嘉、道、鹹、同、光後六朝，晚清蒙古族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管理戶部，他應當是丁守存的官場伯樂和貴人。咸豐元年即1851年，廣西金田村太平天國起義爆發，賽尚阿奉旨作為欽差大臣南下廣西平亂。
年近不惑之年的丁守存，隨欽差大臣賽尚阿進入廣西，充當幕僚，參與軍政事務，為鎮壓太平天國出謀劃策，絞盡腦汁，雄心勃勃。
《日照進士錄》丁守存篇目引述的北京太平天國曆史研究會《太平天國學刊》資料記載：
“丁守存這個人，與賽尚阿帶去的其他隨員不同。其他隨員，只是些圖謀升官發財的中級官僚。丁守存則是有才氣，有野心，善於投機，帶有政客意味的官僚。因為他行為不正，當時輿論，對他都深致不滿。如處理洪大全的問題，賽尚阿對洪大全既然以禮相待，可能想把洪大全留下來，作為招降太平軍的橋樑，並且已經這樣做了，給洪大全寫了信，用箭射到太平軍中去。丁守存建議獻俘，表面上是為賽尚阿表功，為賽尚阿找一塊遮羞布，實際上他想借機回京。賽尚阿本來只派郎中聯芳押解，因他“泣懇回京省母”，乃派他為副手。他離開戰場，在《出劫記》中寫道：“遙望南天，烽煙未息，不知予何以飛出網羅，得全性命也”。他找到機會逃命，欣喜之情，溢於言表。”
丁守存協同郎中聯芳將案犯押解入京後，本指望加官晉職，再承皇恩，不料案犯身份造假問題敗露,賽尚阿灰頭土臉,難逃其究，丁守存更是殃及牽連其中。最終,賽尚阿被調回北京,以翫忽職守罪革職查辦。
牆倒眾人推，一些好事者風傳丁守存在廣西貪汙軍餉、斂財自肥,他百口莫辯,難以自清。
都察院副都御史富興阿更是義憤填膺，奏本彈劾,說他“善於逢迎,得受贓私”。
咸豐四年,丁守存被趕出軍機處,貶謫到禮部擔任最清閒的精膳司郎中,掌宴饗、牲豆、酒膳之事。
咸豐十年,鬱郁不得志的丁守存，索性跑回老家,幫助地方官員辦理團練，他與地方官紳大造石雷石炮，修築堡壘，防範四起的盜賊流寇。他自行設計堡壘構造與聯防佈局，取名“濤雒”，對後來的捻軍賴文光部造成很大威脅，直隸、河南等地官員,或來日照取經學習,或邀請他現場演示推廣。
他在日照辦團練、建山寨，開創堡壘戰術，受到清廷重視，又將他起用，調往直隸，在廣平縣築堡200餘所，配置大量石雷、石炮，阻擋太平軍北上。
本來丁守存守土有功,朝廷也準備褒獎。但他作為官員，私自回鄉，又被人揭發,不僅沒得到賞賜,甚至還受了處分。總之，咸豐時代,丁守存一直官運不佳,麻煩不斷。
據說，他設計出“手捧雷”，企圖謀害太平天國豫王胡以晄，未得逞。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他在一些重臣的保舉下,外放湖北督糧道。兩年後,朝廷因他治鄂有方,升任其為正三品按察使,還曾兩次署理布政使，先後在任九年。
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據說因病辭官歸裡，從此不再出仕。
具體介紹其經歷事蹟的志書資料較多，內容豐富生動，但對其湖北九年任內情形，多記載零散，語焉不詳。
根據蒐集的資料，在湖北武昌任職的九年時間，他勵精圖治，體恤下情，愛民為民，做了很多好事善事，留下了可圈可點的閃光足跡。
他通過反覆調查核實，主持公道，糾正了李際晟、楊文正錯案，贏得了清明、昇平的好名聲。
當地駐軍成大吉軍營士卒藉機滋事、企圖譁變，驚擾地方，他冒險前往，瞭解原委，多方安撫，妥善平息事態定，兵民相安，樹立了不懼安危、堪當大任的好形象。
當陽縣民間秘密流行各種結社教門，會眾常有交往、聚集，互幫互抗各種差役攤派，甚至引發事端。對為首骨幹分子，當地官吏畏民如虎，視為異端“教匪”，不問青紅皂白，一律捉拿治罪，甚至處死。他在處理此類案件時，非常謹慎，不怨不縱，不偏不倚，據實給予平反，保其性命，獲釋民眾心悅誠服。
作為主管農田和糧食生產的省級事務官，他深知民以食為天、倉廩實天下安的道理，恪盡職守，想方設法，扶持農桑產業發展，增加糧食瓜菜產量。
作為那個時代的科技專家，他因地制宜，研製創造了竹筒引水灌田之法，將江水引注圍堤之內，減輕勞動強度，改善了耕種條件。沿長江諸省皆效仿利用，進一步擴大了灌溉面積，提高了糧食產量。
丁守存以八股文而考取進士，長期為權臣撰擬奏摺文件，參與上傳下達，多半生忙於戎務，但其文學底蘊非常深厚，文字絢麗飛揚。
在湖北任職時，黃鶴樓毀於兵火，同治七年重修，次年峻工。
武昌是省城，人文薈萃，官紳，文士雲集，湖廣總督李鴻章、湖北巡撫郭嵩燾卻讓丁守存撰寫《
重建武昌黃鶴樓碑記》，可見其地位和文筆是名於當時的。 據丁守存《重建武昌黃鶴樓碑記》載：同治七年，湖廣總督李鴻章、湖北巡撫郭嵩燾倡議重建黃鶴樓，積重資，選良材，“以武昌守黃昌輔董其事，而以候補通判湯世鏞、從九品符秉忠等駐局監理。” 同治八年即1869年六月，黃鶴樓重建工程完成，“樓凡三層，計高七丈二尺，加銅頂九尺，共成九九之數。柱週六七尺以上者四十八楹，為地基周徑長二十丈有奇，寬八丈有奇。樓八面，各寬四丈五尺。餘材重建太白堂、一覽亭、湧月臺、留雲閣、白龍池等處, 以復故跡。”
湯世鏞為重建後的黃鶴樓題聯：“浩劫定三千，最難忘樹繞晴川，草萋芳渚;壯觀吞八九，看不盡大江東去，爽氣西來。”
遺憾的是，重修後的黃鶴樓又毀於光緒十年即1884年，被燒後的黃鶴樓只留下一個銅鑄樓頂，現在放置於黃鶴樓東側的空地上。
黃鶴樓原址在武昌蛇山黃鵠磯頭，相傳始建於223年。1957年建長江大橋武昌引橋時，佔用了舊址，1981年重建時，選址在距舊址一千米的蛇山峰嶺上。
他的《黃鶴樓題記》：“三千里再印鴻泥，太白才華輸絕調；二十年重尋鶴夢，江城風物記前緣。”讓現在的人們由衷歎服於其文學功底
丁守存雖遠在湖北武昌異域他鄉，但也掛念家鄉父老，關心家鄉文化留存傳承。同治九年即1870年，他利用在武昌的便利條件，為家鄉日照完成了劃時代的文化工程，將日照縣《海曲詩鈔》刊刻而成。
據日照本地文化學者專家研究考證，《海曲詩鈔》由日照廩生宋佩玉（1758—1839，字鳴之，號茄園）、增生丁守經（1809—1880，字奉常，號樨巖，濤雒鎮東石樑頭人）收集，共收錄日照縣37位詩人754首詩作；後二卷為丁守存請其堂兄丁守經收集，於同治十年即1871年刊刻而成，共收錄日照縣35位詩人204首詩作，名曰《海曲詩鈔續卷》。
全套《海曲詩鈔》，共收錄詩人72位，詩作958首，為清代康熙至道光年間日照縣最具代表性的詩選。光緒版《日照縣誌》僅留存1 5首詩。
《海曲詩鈔》的底本，是日照廩生、濤雒鎮石樑頭村教私塾的先生宋佩玉窮畢生精力，收集而成。1834年，考慮到年邁貧寒，已經不可能將《海曲詩鈔》刊印成書，他親手將抄本《海曲詩鈔》，交給了該村、已中本省舉人第19名的丁守存，並希望他能夠在有能力時將詩選刊印。
宋特別囑咐“此一生心血也，窮老書生，無力剞劂（音級倔，即雕版印書），慮歸湮沒。君以英年騰達，倘得藉傳久遠，感且不朽矣”。
考中進士入職戶部後，他一直謹遵囑託，擇機準備刊刻。道光十六年即1836年，他將抄本《海曲詩鈔》交給同鄉舉人許瀚校勘，許又將其轉交當時著名詩人、思想家黃爵滋予以選定，黃為其作序後歸還。由於丁職銜尚低、影響力小，財力不足，仍未能刊刻。
道光十七年即1837年十月，丁守存因父親病逝，回鄉守制。後應其恩師沂州知府熊遇泰之聘，赴沂州府，主講琅琊書院。其間，將抄本《海曲詩鈔》呈交恩師並請其作序。
1851年奉旨隨賽尚阿南下廣西后，因為戰亂頻仍，“於役團防，無暇晷”。《海曲詩鈔》刊印之事遂擱置。
直到同治三年，他官授湖北督糧道，官運亨通，財力充足，便重啟此議。他致信其堂兄丁守經，檢家藏書稿寄至武昌，將畢生著述陸續在鄂刊行。《海曲詩鈔》， 雖然原抄本有失，“幸以副本補之，尚為全璧。謹加之釐定，分別去留，開雕成帙，並茄園所作附刊於後”，將原抄本《海曲詩鈔》由十卷選定為六卷刊刻。
《日照進士錄》丁守存篇目引述北京太平天國曆史研究會《太平天國學刊》資料，介紹了丁守存初到廣西、湖北的抱負和捲入滿漢權臣權力鬥爭的境況，道出了稱病回家的原委：
“咸豐十年，他從直隸私自回山東沂州辦團練，又交部議處(《咸豐實錄》卷331)。
總觀丁守存回京後，屢被參劾，不得意者十年之久，至同治五年才任湖北糧道。
時湖北巡撫為曾國荃，總督官文；官文傲慢，曾國荃恃功，督、撫不和。丁守存與曾親近。適湖北按察使缺出，曾國荃保守存代理；為正式任命地步，官文不同意，另保李榕接替。
國荃、守存皆怨官文。丁守存從中煽動，勸曾國荃先發制人，並搜求官文貪劣諸罪證以告曾，曾國荃乃劾官文“貪庸驕蹇，欺罔徇私”各款。
清廷派刑部尚書譚廷襄到湖北查辦，查辦結果，稱所列各款多不實(《簡輯〉第三冊404頁)。此乃清代官場積習，所謂“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老套。
曾國荃參劾官文不中，後悔上當，亦恨守存。官文去職，清廷即以查辦者譚廷襄代理湖廣總督。
廷襄深知官、曾不和內幕，實因丁守存而起，因對人言：“官文雖有過，然以監司屬員，挑撥督、撫不和，此風不可長”。
惟念守存是老資格，亦有聲望，不願傷其面子，令人轉告守存速自為計，促其自退。守存即告病請求開缺。此見諸清人筆記，證之趙烈文日記，當屬可信。
總之，守存有才多謀，而作風不正，以致損人而不利於己；熱心富貴，官運又不亨通，當時論者常薄其人，是亦有所見而云然。”
文中作者對丁守存評價不高，但也抱有同情。丁守存與之親近的曾國荃(1824年-1890年9月)，是曾國藩的九弟，湘軍主要將領之一，因善於挖壕圍城有"曾鐵桶"之稱，後官至兩江總督、太子太保。
同治二年即1863年，他擢升浙江巡撫，定計直取天京，攻太平軍之所必救。1864年7月率軍攻陷天京，擒獲洪仁達、李秀成等大小頭目三千人，縱兵焚燒搶掠7天7夜，血洗全城。因功賞太子少保銜，封一等威毅伯，賜雙眼花翎。
因為功高多謗，他稱病開缺回籍。同治四年即1865年12月調湖北巡撫。1866年7月奉命幫辦湖北軍務，鎮壓新捻軍。
官文，出身軍人世家，最初是殿前藍翎侍衛，後任荊州將軍，又調湖廣總督，任內領導八旗綠營，與湘軍共同平定太平天國。他不諳政事，諸事決於家奴，時人稱湖廣總督府有“三大”，即妾大、門丁大、庖人大。初期頗掣肘排擠曾國藩，並參與樊燮京控案的處理、波及左宗棠;曾國藩批評他“才具平庸”，但胡林翼對他仍極力籠絡。清軍攻克江寧後，受封一等伯爵，號果威，世襲罔替，升入正白旗滿洲，賜雙眼花翎。
1866年，曾國荃上疏彈劾官文“貪庸驕蹇”，經查處，官文確有動用捐款之過，從輕解湖廣總督職，仍留大學士、伯爵，罰伯俸十年。
晚清朝廷此次政爭，也被視為漢人督撫開始掌握實權，滿人勢力消退分水嶺。
丁守存作為漢族知識分子，以八股文而考取進士，宦海沉浮於滿漢權貴夾縫之間，在異族政權裡，即使再有抱負才華，得罪了當朝滿漢權臣，無異於堵塞了上升空間，未遭牢獄之災殺身之禍，已是慶幸，想要復出，各種條件已不具備。因此，他只能忍辱負重，抽身而退，暫避鋒芒，待機而動。縱有千千結，往事只能回味了。
回望丁守存在武昌曾經精彩顯赫的經歷，那些驚心動魄、秘而不宣的瞬間，再讀其《歸田吟》：“昔住石樑頭，今移濤雒口。歸家理釣絲，因名石濤叟。薄宦四十年，世路坎坷久。老去賦遂初，尋我漁樵友。有屋數十間，有田數百畝。大兒宰花封，小兒倚阿母。秋登白玉粳，冬釀黃花酒。春夏海潮生，魚鮮處處有。大嚼招親朋，開懷醉一斗。園摘故侯瓜，門種先生柳。興到便成吟，何須評好醜。”
還能讀出自得其樂嗎？詩言志，言為心聲。內心深處，會有多少無奈和不甘啊！
古人云：小隱隱於野，中隱隱於市，大隱隱於朝。在濤雒的“曠視山房”裡，見過大世面、逐漸年邁的丁守存和家人們，在喧鬧之餘，悠閒時分，能忘記在武昌的那些日子、那些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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