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比吉特•班納吉 （Abhijit V.Banerjee）與埃斯特•迪弗洛 （Esther Duflo）因《貧窮的本質》一書獲得經濟學獎，我仔細閱讀了該書，該書的英文原名是《Poor Economics》，意指貧窮的經濟學。感謝他們正視這個問題，並努力將真相展示給全世界。然而通觀全書，發現其實只是
西方視角下關於貧窮現狀的表達，以及過往扶貧政策的失敗，遠遠沒有觸及到貧窮的本質。
說說農村裡一個真實的故事，陶村是一個較為偏僻的村莊，30年前村裡大多數是“窮人”，80年代村裡一個勇敢的青年承包了鎮裡的小煤礦，迅速富裕起來，小有錢後三天兩頭有各種來路的人前來拜訪請求務捐，資助學生、修橋修路、建學校……不出幾年，積蓄盡散，煤礦也不能承包了，迴歸貧窮；三個兒子也大多沒讀好書，找不到理想的工作。當年在煤礦裡打工的很多工人不少落下風溼病等病症，也沒有積蓄，也找不到好的工作——煤礦並沒有使他們走出貧窮。
村裡偶爾會走出一兩個大學生，這走出來的大學生不僅僅是家庭的希望，還真是全村的希望，人們總寄望著這走出來的大學生能當個大官，依仗權勢幫助他們走出貧窮，衣食無憂。
其中一個最為好學的孩子——傳聞小時候放牛時、耕田時、割草時，一有時間就看書學習的人人稱頌的好孩子，歷經寒冬徒步上學的艱辛，後來順利考上大學，再後來又讀了研究生、博士。當他畢業進大學教書時，竟遭到家裡雙親和弟弟的激烈反對，認為教書先生沒前途，既不能位高權重，也不能賺得金銀滿盤。父親以死相逼，說顏面盡失。母親在他跟前嚎啕大哭，說一輩子命苦。最後不得已，他離開高校到社會去創業，日夜打拼，經濟情況日益好轉，長期資助老家父母和弟弟以及一些親戚；同時政府也給予村裡的老人每月生活補貼和農業補貼。
問題來了，每次他這個兄長挈妻帶兒回老家，並沒有看到長期資助的家裡的情況有所好轉，反而是每次回老家，會看到噁心的廁所，喝到混黃的水，吃到過期的食品……呈現日益破敗和困窘的狀況。因為老家裡的人會默契地向他們展示他們生活最不堪的一面，以換取他們的同情憐憫，從而得到更多的資助。長期以往，受資助的人並不心生感激，反而心生怨恨，他們會用農村特有的方式行詛咒之術，因為他們相信行詛咒之術後他們的後代就能過得比對方的後代更好。更殘忍的是，為了向外界展示他們的可憐，他們不允許取進門的弟媳發聲，因為那個弟媳沒心機而且不會裝可憐，他們責罵她並指使她幹各種活……幾年後，這個弟媳逢人再也不敢說話，得了精神病。十年來，眼睜睜看著一個活潑的女孩子變成精神病人。因為弟媳的精神病，經常需要治療，老家那一家子生活更加艱難，9歲的侄女極其懦弱，8歲的侄子極其蠻橫，沒孩子願意跟他們玩，學習也不好，陷入惡性循環中。
在有些農村，
傳統陋習深入骨髓。至今那個村裡逢年過節時男女不能同桌吃飯，拜年還要下跪，紅白喜事禮節極為繁重。娶妻的標準是能生娃就行，娶了妻後就將妻子物化為被操縱和利用的佔有物。政府做了很多工作，建了美麗的公園，全村牆壁粉刷一新，噴刷上精美絕倫的繪畫，寫上“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等勵志語言；但對門檻裡面的環境，好像仍然影響不大。改革開放至今，村裡和外面的世界仍好像兩個平衡世界一樣，在外面無論工作了多久的人，一回到村裡，就能自動帶上另一重精神面具，花言巧語或者豪言壯語地融合進另一個完全不一樣的荒唐世界裡去。感覺非常詭異又理所當然。 在這些地方，人們是沒有能力解脫貧窮嗎？不是的。是他們根本不願意！他們認為如果沒有了物質的援助，就是吃虧了。他們害怕和不相信自己的能力，害怕失去依靠。同時那個被捧為權威的“一家之主”，如果別人不需要他了，他的價值感也會降低，無所適從。所以在“門檻”之內，形成了巧妙的共生關係。外來力量一旦破壞這種共生關係，破壞他們的自小建立起來的價值觀，比殺了他們還讓他們難受。這就是為什麼傳統的扶貧政策頻頻失敗的根本原因。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了作家彼得•漢德克，他的作品充滿了象徵意味，頒獎詞是“憑藉著具有語言學才能的有影響力的作品，探索了人類體驗的外延和特性。”中國作家殘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她的作品充滿了意識流象徵。如果缺乏內省能力，對這些意識流作品很難領會；但意識流營造的多個平衡世界，真真實實地存在著。它不僅僅存在全世界各個封閉的貧困的地區之間，它還存在於中西文化之間、存在於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甚至存在於每個家庭之間、每個個體之間……
漢德克獲諾貝爾獎的原因是“探索了人類體驗的外延和特性”，人類的體驗是非常神聖的存在，它往往不屈服於任何外在的誘惑，甚至容不得評價和否定。在漢德克的《痛苦的中國人》中，主角的愛好是研究世界各地的“門檻”，這一“門檻”象徵著每個群體、每個家庭為保護自我的邊界所設立的標誌，任何外在的力量都不能未經允許擅自闖入。
世界上的“門檻”是各種各樣的，有些顯而易見，更多是存在著，但你看不見。
只有這些“門檻”被看見並且被尊重了，邊界清晰了，人們才會打開門進一步的協商和交流。只有這些“門檻”被看見並且被尊重了，邊界清晰了，才能阻止人類意識上的權威爭奪和控制的蔓延。
《貧窮的本質》一書採用實驗法研究了很多貧窮地方的現狀以及意識形態的差別，當今世界每一個貧窮的地方几乎都是一個有“門檻”的意識孤島。沒對這個意識孤島進行更深層次的挖掘，就不能說是懂得了貧窮的本質。
其實對於貧窮而言，援助金錢的多少真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尊重既存的“門檻”，在此基礎上得到允許和接納，通過充分的溝通和交流，然後激發他們依靠自己生存下去的能力；更深刻的根源在於解放人們的思想，釋放焦慮和恐懼，激發每個個體的自主活力。
如果你不親身去農村走一下，如果不經歷貧困地區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你就永遠想象不出來扶貧到底有多難，又要經歷怎樣的艱辛。根據《改革開放40年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進步》白皮書，過去40多年，中國共減少貧困人口8.5億多人，這非常不簡單，中國是世界上脫貧成效最顯著的國家。但即使如此，到2018年我國仍然有1660萬人處於貧窮線之下，顯然這些是非常艱難的攻堅陣地。
馬克思通過對德國神學的研究，提出人類思想解放、自由發展的訴求；通過對資本主義世界的觀察，提出革命必須自下而上的主張。只有最底層人們的思想擺脫控制，得到自主自由的發展，社會主義才有可能達成。在中國，越早相信馬克思理念的人越早走了出來，在中國市場經濟構建過程中實現經濟和思想的獨立。而那些困於傳統陳規陋習的人，要麼依賴、被控制和利用，持續貧困；要麼拉幫結派打造權勢最終走上犯罪道路。
可以說，馬克思是天然平等的學說，他與墨子的“兼愛”、“非攻”、“尚同”、“天志”、“明鬼”、“非命”、“ 交相利”一脈相承，與老子的尊道守情一脈相承。但我們大多數人仍然不明白，這到底對中國有什麼意義？和西方主流價值觀到底有哪些本質區別？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西方資本主義帝國的市場經濟根基，是以“性本惡”為基礎構建起來的理論體系。西方國家信仰是基督教，認為人都是有“原罪”的，需要不斷地贖罪和懺悔，需要外在的神來拯救世人。
而中國的教育體系裡，始終相信“性本善”，但她同時也是“知善知惡”的。善惡共存，神鬼同在。墨子說“明鬼神”，知命不信命。事實上是指，人們要知道和敬畏鬼神的存在、知道和敬畏命運的存在，但不被命運所主導，不被鬼神所控制。王陽明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也是指人們要知道善惡的存在，不能只知善不知惡，也不能只知惡不知善，做到“知善知惡”，才能“為善去惡”。
換言之，西方世界認為性本惡，人都有原罪。要通過辯論對抗來實現公證，所以黨派眾多，分崩離析。
而中國認為性本善，期望大同社會。當這個信念存在的時候，並不會消滅個體價值，而正是為了保證個體價值的弘揚，是保障個體獨立思考和自由發展的基礎。
但這個性本善和性本惡之間，也有“門檻”，看清楚這個門檻，尊重這個門檻，才能更深層次地溝通交流。
由性本惡導出的價值觀，當探尋人類的貧窮本質時，事實上看到是“愚昧”和“落後”，看到的是表層的現狀；由“性本善”導出的價值觀，才能真正感受到貧窮背後的精神層面的焦慮和防範，才能貼近她、解放她，才能在滿足安全感、歸屬感等精神層面的基礎上讓其在自由選擇地參與當代市場經濟的建設。
最後說一句，對於貧窮地區的人而言，貧窮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門檻”被無視，被外來力量所掠奪和控制。甚至，他們本身並不覺得貧窮，他們本有的土地、資源、大自然的生命力足夠人們生息繁衍，是人類自身的貪婪和權勢入侵，才讓這個世界有了“貧窮”。
正如老子所言：小邦寡民，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未嘗不是一種幸福。
最後說一句，不要輕易評判人們在靈魂修煉過程中所經歷的際遇；那是完滿的必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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