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帝國（鼎盛時期領土達500平方公里，佔據今天40多個國家）
筆者在這裡討論的羅馬帝國，是狹義上的，存續時間從公元前27年羅馬共和國進入帝制時代，到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的500年間。
任何涉及羅馬帝國曆史的題材，都繞不過英國曆史學者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該書的作者認為，羅馬的國勢和軍隊的尚武精神，在進入帝國時代便隨著停止擴張而走向了不歸路。誠然，作為羅馬史上比較少有的軍事和政治才能同樣優秀的凱撒，為日後的羅馬帝國奠定了大致的邊境線，並且選定了未來的接班人——性格沉穩且工於心計的屋大維（日後被稱為“奧古斯都”，公元前27年—14年在位），後者因為軍事才能平平而需要依靠凱撒指定的輔助者——年齡相仿的阿格里帕將軍來主管軍事（根據鹽野七生《羅馬人的故事》），而後者的早逝、自己的個人經歷和對帝國的現實考慮，讓奧古斯都對後世的帝國元首做出了不再大規模擴張的遺言。而接下來的分析，正是基於這一背景而展開。
我們知道，“Empire”一詞不僅有“帝國”的含義，同時也可以指“大企業”。正如企業擴大規模終將有限的道理一樣，帝國的擴張也受限於諸多主客觀因素。而對於很多方面都不及現代的古代而言，除了統治者的意志這種主觀因素，古代帝國的擴張則更加受制於如下幾個要素：
技術，定義著一個社會在物質上能達到的高度。 在古代，醫療技術的水平決定了一場瘟疫下倖存的人數；而通信手段的提升則可以讓政令上通下達、商旅或行軍路線更加便捷（這也是羅馬條條大路的重要所在）；而羅馬的建築技術，則讓引水渠、下水道、溫水池等設施保障了羅馬社會的衛生條件；戰爭的技藝，如迅速建立城牆、攻城機械的才能，讓羅馬人得以征服一個又一個地區。但古羅馬的技術水平畢竟有限，所以領土極盛時期只能維持在西起西班牙、高盧與不列顛，東到幼發拉底河上游，南至非洲北部，北達萊茵河與多瑙河一帶的邊界內。這是因為，對於更遠的東方（帕提亞帝國）、不列顛北部，很難再調配有效的資源進行征服或者管理，只能放棄推進轉而採取防守。這也是極盛時期之後，羅馬帝國時期的皇帝陸續建立“長城”的原因（如圖密善的日耳曼“長城”、哈德良“長城”）。
亞壁古道
主要指的是人口和土地，無論是在當代還是在2000年前的古代，資源都不可或缺。對於實行奴隸制的古羅馬而言，由於羅馬人不願意親自耕種，奴隸便自然而然地成為農業的最主要的勞動力。奴隸的來源主要是被征服地區的人（主要來源），如凱撒征服高盧後，有40萬人被販賣為奴隸。以及因為破產而不得不賣身的原自由民。而古羅馬的奴隸制的特殊之處在於，已經成為奴隸的人，有一定的機會（如做出貢獻等）而重新成為自由民，因此隨著帝國停止擴張，奴隸的來源日趨枯竭，務農的奴隸也越來越少，新增田畝也越來越少。而隨著“三世紀危機”的戰亂，越來越多的貴族兼併土地，並招攬失地農民為自己耕種，這與中國古代尤其是朝代晚期的土地兼併不無相似。
奴隸是羅馬帝國社會的主要勞動力
帶著這種認識，我們看到羅馬帝國在這500年的歷史中，正如企業一樣，下面的因素造成維持帝國運轉顯得越來越入不敷出：
- 勞動力：作為生產者的奴隸來源日趨枯竭，而作為消費者的自由民和貴族人數越來越龐大，尤其是在284年戴克裡先仿照東方國家大大擴充宮廷用人和官僚系統之後，這一傾向便大大加速了。
- 稅收：土地兼併意味著越來越少的糧食收成上交給帝國首府。從而帝國在開著大工程或軍事行動等方面，越來越容易受到限制。
- 羅馬公民權：在帝國初期，羅馬對公民權的授予是十分謹慎但又慷慨的，但一直有明確的標準。而在“三世紀危機”（公元235年—284年）前夕，羅馬公民權被突然授予全體自由民，這一無差別待遇給帝國政府帶來更大的財政負擔。
馬可·奧勒留（公元161年—180年在位）
如果說從羅馬帝國建立（公元前27年）到“五賢帝”時代的結束（公元180年）為帝國早期的話，那麼隨後的日益動盪不安的“薩維魯王朝”和“三世紀危機”則是帝國的中期。危機結束後，公元3世紀晚期到4世紀的皇帝們，與奧古斯都面臨的環境不同，他們面臨的是一個矛盾凸顯的晚期羅馬帝國。帝國猶如一個跨國企業，而帝國的“董事長”們面臨著以下問題：
- TA的工作是什麼？
- 如何讓機構井然有序？
- 作為領導人應做何決定？
對於帝國早期的元首來說，這些問題就變成他如何以“第一公民”的身份來處理帝國內部的經濟、民生、福利、國防、宗教等諸多事務。在共和國時期，元老院在對內對外都有絕對的話語權，但奧古斯都卻以巧妙的方式，得到了若干個國家關鍵崗位，如執政官、大祭司長等，即擁有行政軍事和宗教上的領導權。但不應忽略的是，他留下的“共和國的尾巴”之一，即元老院仍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之後的羅馬元首。元老院的自信來源之一，即羅馬化較深、經濟較富裕的行省是由元老院管理的。所以元老院無法忍受暴君尼祿（公元54年—68年在位）的時候，就通過決議宣佈後者為“國家公敵”。而這種通過政變而進行改朝換代的記錄，遠比中國古代的王朝要多，後者以農民起義為主。此外，元首有時是從貴族階層的元老院或行省官員接任。
換言之，至少在羅馬帝國的頭兩百年裡，羅馬帝國的元首政治並不是我們所熟知的家國同構、基於血緣且權力不受限制的絕對君主制，所謂的“皇帝”其實和其他人一樣，是“人”而沒有被認為是“神”，這意味著這個位置並沒有像古代的東方君主國的皇帝那樣穩。巧合的是，這兩百年也正是羅馬帝國的和平發展的時期，儘管有卡里古拉、尼祿和圖密善等名聲不佳的元首，但在諸多方面大體上被認為是善政，尤其是五賢帝之一的安東尼·庇護在位時期（公元138年—161年在位）達到被認為最輝煌的時期。公正地說，這些元首大多數能回答到德魯克的三個問題，即便是聲譽不佳者也因為有元老院等貴族的糾偏而不至於使大方向出現偏差。但不可否認的是，正是因為這種帶有元老院制衡的“非絕對君主制”導致了在位元首的權力並非穩如泰山，在他們掌控不力的情況下，近衛軍、元老院、行省總督（同時擁有軍權）都有可能推翻他。在公元二世紀末，奴隸來源枯竭、農業不善、土地兼併等因素，羅馬帝國步入了“三世紀危機”（公元235年—284年）後，元首的更替更加頻繁，以至於出現了26個，只有1人正常死亡的。
而對於公元3、4世紀的“董事長”們而言，為了加強對日漸稀缺的資源的掌控、維持權力/局勢、維持數量龐大的軍隊，僅僅靠有限的權力是無法保障自己在位不會被突然被推翻，更不用說長期維繫一個廣袤的領域。於是，帝國元首的角色從原來的與元老院共治的元首制，轉變成絕對君主制。而統治風格則從早期時的西方式的穩健與謹慎，轉變成晚期的古代東方式的專制與嚴厲。
這些皇帝中的典型代表之一，即結束“三世紀危機”的戴克裡先。在公元284年登位之後，他便致力於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皇帝。對於“德魯克三問”，他給出了和前任們相當不同的答案：為了讓“第一公民”的位子更加穩固，戴克裡先訴諸於強化個人的權威，把東方專制王朝的理解移植到自己宮廷，擴充官僚體系和軍隊規模，迫害基督教徒的同時利用羅馬傳統的朱庇特神（即古希臘的“宙斯”）來神化自己。顯然，面對時人信仰的迷惘、帝國國防的傾頹，戴克裡先深信通過把名義上的“人民”轉化為“臣民”更能使帝國趨於穩定。而隨後的君士坦丁大帝（公元306年—337年在位）做出把此前的“異教”的基督教合法化的重大決定，也是出於穩定政局、加強權威的目的。順便提一句，古羅馬的傳統宗教中有30萬個神，羅馬社會對於宗教的寬容可見一斑。然而，脫胎於作為一神教的猶太教，基督教也只信奉一位神靈，這種排他性對時人的價值觀的影響，足以令基督教未來在羅馬帝國的廢墟上繁榮發展。所以不難理解有學者認為羅馬帝國此時已經不再是古典意義上的羅馬帝國了，脫離了古希臘羅馬的傳統價值觀的帝國此時已具備更多中世紀的色彩。
戴克裡先（公元284年—305年在位）
在地方上，為削弱地方反叛的實力，戴克裡先和後繼者們剝奪了行省總督的軍權，使其主管民政。而為了維持邊境線的穩定，除了大幅增加邊軍，還成立了位於帝國腹地的機動隊，以應對日趨增多的蠻族入侵。而這一切也增加了財力負擔。設想一下，如果一個大企業在收入一定的情況下，大幅擴招或開銷在收益十分有限的新業務上，會如何呢？對於企業，應對困境的手段或許是出售或者股權套現，但對於一個情況比企業複雜得多的帝國而言，也只有撐到最後一刻了。正如學者斯塔夫裡阿諾斯所說，“3世紀和4世紀的皇帝們採用這些措施，勇敢地力求阻擋帝國的衰落。如果光憑決心和努力便能成事，他們原本可取得驚人的成功。實際上，他們確也多少穩定了形勢，但只是暫時的。他們作巨大努力的最後結果是延緩而不是避免了帝國的滅亡。”。顯然，或許戴克裡先和其後的皇帝們的努力是那個時代所能做出的最高水平，但形成的專制制度要求後繼者必須擁有同等甚至更高的統治技能，顯然這是不現實的。當羅馬帝國的人治無法再繼續維持帝國的規模的時候，先是分裂，後被日耳曼人蠶食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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