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樂》正在各大衛視熱播，沉寂了千年的也被各大公眾平臺爭相挖掘，如果仁宗泉下有知，應該知道他儼然成為了新一屆網紅，而宋仁宗在歷史上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皇帝，他所在的時代又到底是什麼樣的？都讓人想一探究竟。
（宋仁宗畫像）
俗話說，人嘴兩張皮，正說反說都有理。實則只是因為每個人所佔的角度不同，從個人修養而言，仁宗的確是無可挑剔，對敢於直言進諫的臣子，但凡說的有理的，絕不怪罪，並大力提拔。
歷史上流傳最廣的一件是仁宗的寵妃張氏希望其提拔自己的父親王堯封，被當時的臺諫官包拯得知後，遭到嚴厲拒絕，說的慷慨激昂處，甚至連唾沫都噴到了仁宗臉上，他保持著一個高知分子的修養，一點兒沒生氣，甚至跑到張氏面前才生氣地把口水擦掉，這樣一來，張氏也知道這件事沒戲，再也不提了。
（包拯畫像）
宋仁宗趙禎，是大宋的第四任皇帝 , 在中國四百多位皇帝中，其實歷來就是一枚史家研究的遺珠。因為他一生中規中矩，除了宅心仁厚之外，似乎實在乏善可陳。誠然，這個十來歲就坐上皇位，一生都沒有離開過汴梁城的大宋皇帝 ,在政治、軍事上鮮有建樹。但是他厚待文人，清明政治、開化思想，極大的促進了思想文化的繁榮。
一、文化繁榮，人才輩出——“朗讀背誦天團”的誕生
宋仁宗朝詩歌可以作為一個轉折階段，從唐朝的講究對仗工整律詩逐漸確立為更清新飄逸的宋詞的一個重要過渡階段，唐朝的詩歌大多豪放不羈，而宋詞更為陰柔，所以也湧現出了一批優秀的女詞人，如李清照、朱淑貞等。
宋仁宗對文化較為開明的態度，以及對文人豐厚的待遇，對詩詞尺度的寬容，都逐步奠定了宋詞打破形式束縛，更自由的表達自我思想感情的基礎。讓宋代詩人逐步發掘詩歌思想之新、義理之妙，形成了詩詞尚意的局面。
由此也使得宋代的詞學發展到了巔峰，宋朝文學的繁榮，在中華詩詞的發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成為文化長河中一顆耀眼的星，有名的文人更是數不勝數，如：周邦彥、晏孰、梅堯臣、蘇舜欽、范仲淹、柳永、張先、韓琦、蔡襄、黃庭堅、王安石、歐陽修、曾鞏、蘇軾、蘇洵、蘇轍……他們的留下的千古遺篇是中國的文化寶庫。
二、言事不避，臺諫之風
中國的文人歷來具有較高的地位，但真正文人獲得實權的時代是在宋朝，文人們被捧到了空前的高處，仁宗天下之主，就是這個天下的老闆，這個老闆最成功的一點就是你說啥都給你機會，這樣一來，通過不斷地聽取意見，獲得了更多真實有效的信息。
俗話說：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宋仁宗朝更改完善了臺諫官的選拔方式，讓更多的文人在進諫的同時有了底氣，也有了庇護，極大的提高了文人參政議政的水平和能力。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節選自《靈烏賦》—范仲淹回好友梅堯臣表達諫官氣節之詩）
而選拔方式主要分為以下五種：
1.皇帝親擢
實際上就是皇帝親自挑選，分為商擬、直除二種方式。商擬就是在仁宗確定諫官人選後經和宰相商量後正式確立，歷史上有名的諫官梁適就是如此。“他日宰相擬梁迪提點刑獄”帝曰：’姑留之，俟諫官有闕，可用也’。遂拜右正言”
“直除”亦稱特授。是皇帝不經程序直付中書除授某人為諫官，何邦任命就是如此。皇帝親擢是仁宗時代選拔臺諫官的主要方式，
2. 兩制推薦臺諫
也就是說兩府推薦人選不得任臺諫官，‚如“近時選諫官、御史‚凡執政之臣嘗所薦者‚皆不與選‚‚。
3.諫官從自己的下屬中推薦合適人選。
4.諫官之間可以互相舉薦。
可以說宋朝的臺諫制度發展已經為後世打好了底子，湧現了敢觸逆鱗的正直諫官，推動了宋朝政治的清明。
究其原因，倒不是因為宋朝人藝高人膽大，都敢於不要命的“死諫”，而是因為其臺諫官的監察權與彈劾權是受到庇護的，對君權與執政團隊的行政權構成強有力的制衡，在宋朝幾乎沒有因為進諫而丟掉小命的官員。這是宋仁宗對於清明朝廷風氣所作出的突出貢獻。
三、政治上的曙光一現——“慶曆新政”
天聖八年，即公元1030年, 這一年錄取的人有歐陽修、 石介、蔡襄、田況等，這些人都是後來為宋朝做出突出貢獻的臣子 。而此時的仁宗也不過剛滿二十歲，在前期幾乎都由劉太后把持朝政，政治手段還非常不成熟，但此時已經可以看出這位皇帝慧眼識珠的能力。
但是比起這些後來在文學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文人而言，仁宗對一個名叫王拱壽的青年才俊更是青睞有加。他親自為他更名為“王拱辰”。或許很多人對這個名字並不熟悉，但他其實是慶曆新政的核心成員之一。
在與契丹簽訂檀淵之盟後，宋朝獲得了短暫的和平發展時期，大部分人認為宋朝國庫充足，認為慶曆年間大有盛世氣象，但實則是虛有其表，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從軍備實力而言，數量上看，與太祖時期相比，從66萬到126萬，看似已經有了成倍的增長，然而戰鬥力卻愈發薄弱。
而吏治方面，高度重視科舉取士，甚至有重文輕武的傾向，從上而下，讀書的風氣日盛，朝廷為了妥善的安排這些讀書人，設置了許多職位，存在下設很多不必要的官職甚至重複設職的情況，也就是所謂的“冗官”，並且每年還需要繳納大量的歲幣之外，即便是在充盈的國庫，承擔起來也有巨大的負擔。
這基本算是慶曆新政的一個背景，慶曆三年，呂夷簡病倒退位，宰相之位空缺。此時的宋仁宗已經三十三歲，同樣意識到了朝廷內憂外患的局面，意識到這是一個改革的好時機，於是任用范仲淹、富弼等人，讓他們想辦法改革當前局面。 范仲淹、富弼二人很快行動起來，隨即提出了十項改革主張。
（范仲淹） （歐陽修） （富弼） 畫像
歐陽修等諫官也坐不住了，紛紛上書表達自己的意見。宋仁宗對其中的內容大都批准，並隨後實施， “慶曆新政”就此迅速展開。
慶曆新政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但其核心在於范仲淹、 富弼二人提出的主張，簡單來說就是為削減開支做了一系列事：
1. 官員考核政績，不合格的統統下崗；
2. 打破恩蔭制度，為防止權貴子弟壟斷要職，給高級官員推薦自家子弟入仕同樣設置了門檻。
3. 對科舉制度進行更正和完善。
這些條例由於針對性較強，立竿見影，很快宋朝的三冗局面有所改善，人民也喜聞樂見，歡呼新政的產生。然而，新政很快就受到了另外一群人的攻擊。
凡改革必有人做出犧牲，
所以這些新政很快動了另外一些人的奶酪。那就是與改革派針鋒相對的另一派勢力——保守派。
（夏竦畫像）
其中一個代表人物叫夏竦， 作為一個官至二品的朝廷大員，是朝廷這個大企業的高級管理了，曾做過鎮守西北的主帥。宰相呂夷簡病退時，這哥們認為自己是下一屆宰相，絕對板上釘釘，萬萬沒想到半路殺出個歐陽修，以歐陽修為首的一批人批評他的作風問題，讓他賠了夫人又折兵。宰相位置飛了不說，連樞密使的職位也丟了。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夏竦很快嗅到了報仇的味道，他藉著改革的名義大肆攻擊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人結黨營私，維護保守派的利益，並勾結朝臣，試圖將他們趕下臺，逐出朝廷。而此時的宋仁宗在這裡場改革當中，前怕狼、後怕虎，殫於保守勢力的強大，次年，不得不撤銷慶曆新政。
四、積弱積貧的軍事力量
宋朝太祖趙匡胤本為武將出身，“黃袍加身”搖身一變成為宋朝開國皇帝，有了自己的前車之鑑，所以宋朝對於武將可謂嚴防死守，希望武將中心徵收邊疆，可是有大肆打壓武將的權力，甚至形成了嚴重的重文輕武的局面。
為了避免武將勢力膨脹危害到中央皇權的統治，又沿襲了唐朝宦官監軍牽制武將的陋習，進一步削弱了軍隊的凝聚力。
所以，宋仁宗時期的軍事並沒有太大的改善，只是沿襲前人的體制。
他在位的期間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和西夏的幾場戰爭，都是有西夏先挑起並主動進攻，夏景宗李元昊即位，這哥們比起他老爹李德明而言，要好戰的多，大權在握之後不久就改變其父夏太宗李德明國策，展開宋夏戰爭。雖然宋朝的軍事作戰水平實在不敢恭維，延州、定川、好水川皆有失誤。但是總體而言，宋朝國力較西夏而言，還是強大很多。
（李元昊畫像）
最重要的原因是，宋朝有錢就是任性，西夏打到最後，國立已經虧空的不行了，只好向宋朝退讓，最後兩國和談：夏同意尊宋為帝，並向宋俯首稱臣，以此為條件，要求宋朝每年賜予西夏銀五萬兩、茶二萬斤、絹十三萬匹，這便是“慶曆和議”，這次的商談之後，宋和西夏進水不犯河水，半個世紀內，雙方和平共處。
雖然看起來宋朝有失大國顏面，但在戰鬥力不強的情況下，為國家贏得安定，通過經濟上的一時肉痛，獲得經濟、文化發展的機會也不失為一件好事，畢竟作為皇帝而言，讓百姓生活在生活在戰亂之中絕非益事。當然，長遠來看，這種安定確實是暫時的。
另外一點是，宋仁宗之所以被稱為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就是因為他知人善用，狄青等人就是仁宗時代的勇猛武將。皇祐四年（1052年），儂智高帶領軍隊攻打宋朝，軍隊甚至到達廣西、廣東等地。仁宗派餘靖、狄青南下出徵。皇祐五年，狄青夜襲崑崙關，與儂智高在歸仁鋪大戰，大勝。第二年，儂智高大理國去世，叛亂平定。
但是知人善用的仁宗仍然有翻車的時候。
在軍事上，宋仁宗被廣為詬病的山遇惟亮被元昊射死一事。
西夏大慶二年七月，李元昊認為西夏已有實力與宋朝抗衡，提出稱帝。山遇惟亮是西夏的軍政大臣，他認為西夏的經濟太過於依賴於宋朝，如果就此稱帝，恐怕會得罪宋朝，此事萬萬不可。
山遇惟亮是李元昊的叔父，除了他之外，李元昊還有一個叔父是山遇惟永，是山遇惟亮的親弟弟，都是輔佐元昊的心腹重臣，但因為這一事，兩人有了分歧，李元昊認為山遇惟亮不肯臣服於自己，遂動殺心。
但殫於各方勢力，不能直接下手，只能暗命山遇弟惟序自首，並故意汙衊其兄謀反。山遇惟序不忍心看自己的親哥哥被害死，於是私下洩露給了山遇惟亮。
山遇惟亮知道自己難以保全，萬般無奈之下，只好帶著妻、子共二十三人投奔大宋，李元昊得知後一路追擊，窮追不捨，此種情況下，宋朝如果可以利用此次機會，憑藉山遇兄弟的軍事實力加之對西夏地形的熟悉程度，在後來與西夏的戰爭當中，恐怕不至於連連敗退。
然而，仁宗以不知山遇惟亮是否真降，又擔心惹惱李元昊的理由，就控制住山遇惟亮並將其遣送回西夏，最終被李元昊亂箭射死。
五、仁宗之仁者仁心
儘管歷史上對於仁宗的評價至今也難以統一，甚至於對其評價分別置於兩個極端上的也大有人在，我們總是通過隻言片語去了解歷史人物，確實難以知道全貌，但是有一點是在時間河流的沖刷中難以磨滅的，那便是仁宗之“仁”，可以說：“為君者，止於仁。”是對宋仁宗最好的評價了。
一個高高在上的皇帝，為了不讓下人受罰甘願忍渴
一個山珍海味的萬民之主，怕日夜宰殺羔羊而甘願忍飢
宋仁宗的“仁”是滲透於他的生命之中的，溫良者,仁之本也。雖然看似宋仁宗在為時無所作為，但思想的繁榮、民智的開化、讀書人地位的提高、宋詞的興盛等都為了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思想遺產，這其中，宋仁宗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正如仁宗所言：“埋軀祗見空遺冢，何處將身示後人。唯有吾師金骨在，曾經百鍊色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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