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國內的電視劇製作水平真是越來越高了，尤其是古裝劇，不再是十多年前的粗製濫造，取而代之的是對古代歷史的尊重，和對文化內涵的重視。
拿正在熱播的《清平樂》來說，不論是服裝道具，還是情節設置，都很好的還原了宋朝初年的面貌，讓大家在追劇的同時，也可以再次回味東京汴梁的繁華與喧囂。
在《清平樂》最近一集中有這樣一個情節，宋仁宗在品嚐女官制作的羊肉羹時，得知是由三隻尚未足月的羔羊烹飪而出的時候，一下子惱怒的發了脾氣。要知道這位皇帝雖然貴為九五至尊，但在歷史上可是出了名的仁愛（好脾氣），為何卻為一碗小小的羊肉羹而動怒呢？
原來宋仁宗手中雖然只是一碗肉羹，但他想到的卻是如果三隻小羊能夠長大，將會多出了很多肉，而這些羊肉或是可以滿足大戶人家幾天的肉食，又或是邊關士兵幾天的口糧，做皇帝能夠做得如此憂國憂民，難怪後世給他的廟號，是仁宗了。
不過身為皇帝，竟然連吃肉這件小事都這麼患得患失的，是不是描寫的有些過了？
皇帝雖然只是名義上國家擁有者，但至少錦衣玉食基本是毫無壓力的，吃一碗羊肉羹，縱使是羔羊肉做的，應該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事實上，在宋朝319年（兩宋）的歷史中，從百姓到統治者，對於羊肉的心情確是極為複雜的，下面我們就來聊一聊關於古代吃肉的話題。
痴迷羊肉的唐宋
先秦時期（舊石器時期--公元前221年）
先秦時期的老百姓，平時的生活中是很難吃到肉的。正所謂：“肉食者鄙。”（出自《左傳·莊公十年》），肉在當時只是少數權貴才能夠享用的美味。
這一時期人們的主要肉食來源是主要是各類家畜，《周禮·天官·庖人》中將這些家畜合稱為“六畜”，也就是馬、牛、羊、雞、犬、豬（豕），這六種家畜也因為在人們生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得以入選中國人無比熟悉的十二生肖。
雖然同為六畜，但彼此間的地位和差別還是蠻大的，比如馬是古代主要的交通工具，因此價格普遍很貴，尤其是其中戰馬，甚至還是國家級戰略物資，不但不能隨便殺來吃肉，還需要重點保護，所以普通人很少為了吃肉而養馬，畢竟太過於奢侈。
除了馬以外，牛也很少被用來當做肉食，除非是非常高規格的祭祀活動，需要宰殺三牲（牛、羊、豬），大多數情況下，牛主要是所謂百姓耕地的畜力，平時的主要任務是耕地，除非老病而死，否則很少會被拿來當做肉食。
所以雖為六畜，但真正能夠出現在人們餐桌上的肉食，主要是羊、雞、犬和豬。
兩漢時期（公元前202年-220年）
從先秦到兩漢，由於戰亂的影響，百姓吃肉依舊很難，平時能吃飽肚子就不錯了，一般也只有逢年過節才能打打牙祭。羊、雞、犬和豬作為主要肉食來源的格局變化不大，不過狗肉的佔比可能要比今人想象的要大一些，因為根據《史記·卷九十五·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中記載：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與高祖俱隱。
根據這段話，我們可以得知漢朝初年跟隨劉邦起義的猛將樊噲，本職工作就是屠狗，既不是宰豬或宰羊，更不是殺雞，由此可見，在當時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狗肉很常見，以至於會有專門的人負責宰殺。
兩晉到南北朝時期（266年-589年）
漢朝以後，北方遊牧民族（匈奴、鮮卑等）開始大規模南下，他們在建立政權的同時，也將遊牧民族的飲食習慣帶到了中原，
其中就包括以牛、羊為主要肉食的傳統。
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中原百姓的主要肉食從較為複雜的六畜，變為單一的牛羊肉。同時遊牧民族的飲食習慣也受到了農耕文明的影響，上文提到由於牛是主要的畜力，所以從兩晉開始，到了南北朝時期，羊肉已經取代其他幾種六畜，成為人們主要的肉食來源。
隋唐時期（581年—907年）
早在魏晉時期，由於整個國家對羊肉的需求量不斷上升，因為出現了專門管理牧羊的機構，當時太僕寺下專門設有司羊署，主管全國的養羊行政事務，並分設特羊局（公羊牧養）和牸羊局（母羊牧養），如此精細的分類可見其重視程度。
隋代統一全國後，這部分機構索性分離成立單獨的部門——牛羊署，唐代改成典牧署，專門掌管隴右牧監送來的牛羊。這一時期的唐朝從中央到地方的監牧，已經建立起一套十分完善的羊肉產業鏈，並且還包含了進口貿易。
隋唐人愛吃羊肉，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最明顯的表現就是與羊肉相關的各色美食越來越多，吃法之多，不能列舉，工序之精巧，也是今人望塵莫及的。在史書中就有記載關於當時權貴對羊肉的喜愛，比如唐太宗長子李承乾愛用白水將羊肉煮熟後用佩刀割著吃，武則天則喜歡風雅些的冷修羊，其做法是將羊後腿加調料煮至酥爛，撈出切片搭配蘸料吃。
據說女帝品嚐羊肉美味後曾詠詩讚曰：珍郎殺身以奉國。這裡的“珍郎”便是對羊的擬人化比喻，看來對美食的喜愛，上到帝王下到平民都是一樣的。《清平樂》中描述的北宋初年的故事，正是在這種全民愛吃羊肉的歷史背景下展開的，而此時的羊肉卻出現了供應不足的問題。
羊肉因何變得匱乏？
和隋唐以關中平原為中心不同，宋朝的政治和經濟中心南移，來到了中原腹地汴梁，也就是如今的黃河之濱開封，中後期有進一步南移到了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和臨安府（今浙江杭州）。
之所以產生這樣的變化，一方面是因為關中平原經過連年的戰亂洗劫和環境破壞，已經無法承載大量的人口，另一方面隋唐大運河向關中平原運送糧草需要逆水而上，對人力的消耗過於巨大。
此外還有其他因素的考量，比如政治博弈和國防戰略（強幹弱枝、重內輕外），總之兩宋時期整個國家的人口和資源都南移了。
這本身的影響在剛開始的時候並不明顯，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開始發現羊肉供應無法像前朝那樣便利，因為關中平原和北方草原並不遠，牧民趕著羊就可以來搞羊肉貿易，但宋朝首都南移以後，牧民就很難這麼做了，一是路途太長病死率高，二是走得太遠羊會瘦下去大半的肉。
因此北宋年間，民間想要保證羊肉的供給，就只能就地養羊，適量的通過進口貿易補充。用原本可以種莊稼的土地牧羊，不但羊肉的產量有限，而且價格也會上漲。與此同時，宋朝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關係經常搞的十分緊張，邊關緊張的情況下想搞貿易發展，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在這種大環境下，宋朝全國的羊肉供給就成問題了。
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何《清平樂》中，宋仁宗吃到羊羔做的羊肉羹時會大為惱怒。
原因無他，實在是羊肉在當時已經開始變得越來越貴，以至於大戶人家都無法做到敞開了吃，也就是我們當下喜歡說的羊肉自由，那麼羊肉對普通人來說，也成了頗有些奢侈的享受。
如果說北宋時期，百姓對於羊肉的供應緊張還可忍受，但到了南宋就以後，經濟和行政中心進一步南移，羊肉就基本成為奢侈品了。
原來南方的環境溼熱，在北方生活習慣了的羊一時間無法適應適應這樣的氣候，很容易病死，羊肉的供給出了大問題。要知道古人既沒有基因科技，也沒有遺傳學上的理論知識，想要培育出適合環境的品種，往往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可能實現。
沒有足夠的羊肉可以吃，人們只好將目光再次投向六畜，此時作為六畜之一的豬，因為方便圈養，且產肉量大的特點，開始被人們當做羊肉的替代品廣泛圈養，越來越多的豬肉開始出現在南宋人的餐桌上，並逐漸取代了之前羊肉的地位。
伴隨後世飲食文化的積澱和發展，以豬肉為原料的美食數量也越來越多，與此同時，羊肉美食開始逐漸被人們所淡忘，此消彼長下，國人在愛吃豬肉的道路上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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