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爆發了全球金融危機。11月5日，倫敦政經學院的一棟新樓落成，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應邀為其剪綵。倫敦政經學院是社會科學的超級精英大學，盛產政界首腦、商界領袖和諾貝爾獎。
當經濟學家們正大談特談金融危機的解決之道時，女王轉頭問：“這（金融危機）太糟了，之前誰都沒想到嗎？”。經濟學家面面相覷，管理系主任稟告女王：“（危機發生前的）每個階段，每個人都在依據別人的結果做事，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做的事是對的”。
每個人都對，然而結果卻錯了，大家都要買單。女王也被金融危機“割了韭菜”，她持有1億英鎊的英國藍籌股，縮水了四分之一。由於皇宮修繕、對外接待需要鉅額開支，女王當時也面臨財務危機。
社會科學領域的很多重大問題都沒有定論，不僅經濟學，政治學也是如此。從小區業委會選舉到聯合國大會辯論，如何就能夠爭出個一清二白呢？經常需要“難得糊塗”——只要日子過得去就是好的，這叫“經濟解釋”；也可以“有錢難買我願意”，這叫“文化解釋”。
當然，不甘渾渾噩噩的學者們不會止步。社會哲學的理想主義者本質上都在追求這樣一個因果關係：基於善的出發點，設計完美的制度。
完美的制度
世界上存在完美的社會選擇制度嗎？諾貝爾獎得主肯尼斯·阿羅給了制度崇拜者當頭一棒，他的研究結論是：當面臨多種社會選擇的時候，投票可能根本就反映不了真實民意，這叫“
阿羅不可能定理”。 阿羅的研究過程很嚴謹，有一套無懈可擊的假設和邏輯論證。
我們可以嘗試簡化了解一下，假設學校食堂經理想要滿足115個同學吃水果的要求，但只能在蘋果、香蕉和梨之間選擇採購一種水果，請大家投票，結果為：
45票——蘋果>香蕉>梨（45人更喜歡蘋果而不是香蕉，更喜歡香蕉而不是梨）
40票——香蕉>梨>蘋果（40人更喜歡香蕉而不是梨，更喜歡梨而不是蘋果）
30票——梨>蘋果>香蕉（30人更喜歡梨而不是蘋果，更喜歡蘋果而不是香蕉）
看起來大家只能吃蘋果了，滿意度39.1%。然而，從第二、三選項可以看出來，相對於吃蘋果，有70人（60.9%）更喜歡吃梨。
所以，食堂經理經常掛在嘴邊的“眾口難調”確實是真的。
即使制度在理論上不是絕對可靠，對制度的研究也是極有價值而且相當迫切的。尤其是移動社交條件下，發現和影響民意的成本低、質量高、速度快，其中的機會和挑戰並存。
這也帶來一個新的問題，原來那套制度還走不走得通？以及，制度設計的技術極限在哪裡？
制度的極限
制度設計的技術極限目前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叫“主觀概率論”，就是承認和尊重每個人的“真實想法”，以蒐集每個人的真實想法作為民意基礎來構建社會制度。另一種說法野心勃勃，叫“
客觀概率論”，認為每個人的想法是可以預知的，為了達到社會的目的可以操縱每個人的想法。客觀概率論在哲學上否認自由意志的存在。
絕大多數社會學者都是“主觀概率論者”。例如開創宏觀經濟學的凱恩斯，它認為概率是無法客觀定義的，概率的原因就是概率本身，人們對一件事情具有某種看法，這種看法本身就會導致事情如此發生，所以概率是一種自洽的體系。
喬治·索羅斯，在大眾印象裡是一個不友好的金融大鱷，其實他還是個哲學家。他的名著《金融鍊金術》並不描寫生財之道，而是論證人是不可預測的“思維主體”，是一道無法克服的屏障，這道屏障使得社會也是不可測（計算）的。然而相信“客觀概率論”的也大有人在，腦科學和人工智能領域的外圍活躍著一大幫“算法決定論”的擁躉。例如已故英國物理學家霍金稱“人工智能發展起來可能導致人類滅亡”，這是因為“人工智能可自我提升，並不斷加速自我設計”，而“而受限於緩慢生物進化的人類無法與之抗衡，將被其取代”；美國天才企業家埃隆·馬斯克也多次發佈人工智能威脅論，認為研發人工智能無異於“召喚惡魔”、“比核武器還危險”，公眾必須為此感到擔心；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則表示，他同意埃隆·馬斯克和其他人關於人工智能可能威脅人類的觀點，並且不理解為什麼會有人對此不感到擔心。
因此，“思維主體”這個屏障是否守得住，還需要走進去考察認知神經科學和人工智能對大腦及心理的解構前景。
善的出發點
“完美的制度”還需要“善的出發點”。還是用哈耶克和波蘭尼關於要“市場”還是要“計劃”的辯論舉例。
哈耶克 搬出的“善的出發點”是“人性”，描述金錢和市場看似競爭排他，其實內涵了深刻的“善”的本質，渲染權力後面隱藏的“惡”的本質。波蘭尼則搬出了“天性”，遠古祖先並沒有金錢和市場，因而自由市場至上是非自然的，何況市場自我調節經常失效。
作為圍觀者，很容易被哈耶克說服，同時批駁波蘭尼的立論也很容易，所謂“天性”就是過去的“人性”，遠古人不貪財不愛錢，但我們肯定不能用過去的“人性”來對抗今天的“人性”，過去曾經茹毛飲血，如今也不必“法古”。就連哈耶克的學術死敵——“宏觀調控”鼻祖凱恩斯也被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深深說服：“就我來看這是一本偉大的書……在道德上和哲學上我都不由自主地同意了書中幾乎所有論點：不只是同意之，而是深深地被其說服。”
儘管如此，至今也不乏學者重視波蘭尼的觀點，主要是經濟領域的跨學科（歷史、人類、社會）學者。在“市場”和“計劃”以及相關制度長期爭執不下的時候，他們希望能夠從更廣闊的視角發現新的線索。更廣闊的視角既包括信息通訊、人工智能、大數據、腦科學等技術對“制度設計”的影響，也必然包括“善”的根源問題——“人性”到底是什麼？
“善”（人性）的根源
在各個社會實現啟蒙以前，“善”的基礎來源於宗教、宗法和王權體系。
而今的“善”卻是一個眾說紛紜的東西：自由是善、平等也是善；個人是善、集體也是善，互相沖突時如何取捨？國家競爭時，一國的善能不能對抗他國的善？當我們把善總結成了12個詞的時候，其排列總數高達（12！）=4萬8千種，這種民意發現的難度，更是想起了“阿羅不可能定理”。
有沒有根本的“人性”？這是生物學家痴迷的領域，基因決定論者相信“人性”是刻在基因裡的，這種論調非常危險——生物學如果出面定義“善”，往往就是人道災難的開端。幸而這些論調往往也是愚蠢的，譁眾取寵而已，例如：生物學家找到“好鬥”的基因，但一個人可能小時候好鬥，長大了不好鬥；父母可能好鬥，子孫未必好鬥；甚至一國一族也是如此，開始好鬥，捱打就長記性不好鬥了，但時間長了淡忘了也說不定再次好鬥起來。
因此我們前面的文章付出了一些努力，試圖論證“信息”也是一種複製因子。在人的行為與基因之間加了一道“信息”作為屏障，基因可能決定了一些“人性”，更多的還是要靠每個人“長記性”。
那麼，人類都長了些什麼記性？真要刨根問底定義何為“善”（人性），還必須基於對人與動物、遠古人類、文明起源的研究，從中尋找線索。
社會哲學的基本命題就是“基於善的出發點，設計完美的制度”。
要同情和理解社會哲學家，世俗社會的實踐才短短几百年，而且從來都是列國虎視眈眈，沒有一個孤立的國家社會可供觀察和實驗。
當今遇到的挑戰更嚴峻：不成熟的答案剛寫到一半，題目的約束條件卻又全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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