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写道：“人类一切问题的问题,隐藏在所有问题背后,而且比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有趣的这个问题,是确定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以及他与宇宙之间的关系。
赫胥黎
赫胥黎是有名的“达尔文斗士”,他曾与极为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展开激烈的辩论,维护进化论。对于当时大多数的英国人来说,人类傲然屹立在造化的正中心;不仅太阳系是宇宙的中心,而且人类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最高成就,是上帝神圣杰作的巅峰。上帝就是按照他本人的模样创造我们的。
面对宗教势力的万箭齐发,赫胥黎公然挑战这一宗教正统观念,捍卫达尔文理论,从而帮助我们更科学地认识了自己在生命之树中的地位。今天,我们认识到,在科学巨匠当中,牛顿、爱因斯坦和达尔文在帮助确认我们在宇宙中的正确地位方面进行了艰辛的耕耘。
哥白尼
他们为确定人类在宇宙中的角色地位所做的工作,都对神学和哲学造成了冲击，为此他们各自都极力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在《原理》一书的结论中牛顿宣称：“太阳、行星和彗星所构成最美丽的体系只可能出自于一个智慧和强大的生灵的指引和主导。”如果说,是牛顿发现了运动定律,那么必然有一个神灵的存在,是它制定了这些定律。
爱因斯坦也相信存在着一个他所称的“老家伙”,但它并不干预人类事务。他的目标不是颂扬上帝,而是要“读懂上帝的心思”。他常说:“我想知道上帝是如何创造这个世界的。我所感兴趣的,不是这种现象或那种现象我想知道上帝的心思。其他都属于细枝末节。”对于自己对这些神学问题的浓厚兴趣,爱因斯坦做出的结论性的解释是:“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但是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
伽利略
但是达尔文对人类在宇宙中的角色问题上则是无可救药的莫衷一是。虽然达尔文是公认的把人类从生物宇宙的中心宝座上拉下来的人,但是他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要把这个无限绝妙的宇宙,包括人类可以回顾过去以及遥想未来的能力都看成是盲目的偶然或必然结果,是极其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他曾私下对一个朋友说:“我的神学观点完全是一塌糊涂。”
不幸的是,“确定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及其与宇宙的关系”也是充满危险的尤其对于那些敢于挑战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及僵化教条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尼古劳斯·哥白尼在1543年临终之前写下了其开创性著作《天体运行论》,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使他得以免受宗教裁判之苦。伽利略虽然受到了美第奇家族中强有力的保护者的长期庇护,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激起了梵蒂冈的震怒,因为他普及了一种仪器:望远镜它所揭示出来的宇宙与教会的信条截然不同。
科学、宗教和哲学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的确是一剂猛药，一触即发。伟大的哲学家乔达诺·布鲁诺由于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认为上天有无穷数量的行星，蕴藏着无穷数量的生命体,1600年竟被在罗马的街道上绑在火刑柱上烧死。
他写道:“这样,上帝的美德才得到弘扬,他的王国的伟大之处才得以昭示;他的荣耀不是因为一颗太阳,而是因为有无数的太阳;不是因为只有一个大地,一个世界,而是因为有千千万万,我要说,有无穷数量的世界。”伽利略和布鲁诺的罪不在于他们敢于探究上天的法则:他们真正的罪在于他们把人类从我们在宇宙中心至高无上的宝座上拉下来。梵蒂冈过了350多年,直到1992年才向伽利略作了迟来的道歉。对布鲁诺则始终不予道歉。
布鲁诺被处以火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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