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为何失去出现于《资治通鉴》的机会
历来关于《资治通鉴》为何不载屈原的意见，不外乎两种：或讥司马光疏漏，或强调《资治通鉴》有不录文人的原则。
1.1
第一次
《资治通鉴》中，屈原有机会出现的地方有两处，都在第三卷。一是周赧王四年：“秦惠王使人告楚怀王，请以武关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愿易地，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此后有张仪再度入楚事。《通鉴》这段叙事以“楚王已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乃许之”终结，即又听从了张仪的游说之辞。主要文字是根据《史记·张仪列传》改写的。《史记·张仪列传》在“楚王已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与秦，欲许之”这句之后，尚有以下文字：“屈原曰：‘前大王见欺于张仪。张仪至，臣以为大王烹之。今纵弗忍杀之，又听其邪说，不可。’怀王曰：‘许仪而得黔中，美利也。后而倍之，不可。’故卒许张仪与秦亲。”
但同样是屈原劝楚怀王杀张仪，《史记》的记载是自相矛盾的，在《楚世家》和《屈原列传》里有不同的说法。《史记·楚世家》：“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怀王悔，使人追仪，弗及。”《史记·屈原列传》：“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对比《张仪列传》，《楚世家》《屈原列传》所讲述的内容差异之处有二：一是增加了屈原使齐而返的细节；二是怀王后悔，只是张仪已去，追之不及。尤其是第二点，明显与《张仪列传》中怀王坚持采纳张仪之说相悖。这个情节被《资治通鉴》删去，很有可能是《史记》自相矛盾的缘故，且删去之后并不影响之后的故事进展。故事最终是按照张仪设计的套路走的，司马光采用了《张仪列传》作为史源，于是屈原失去了第一次出场机会。
1.2
第二次
元代学者李冶在《敬斋古今黈》卷三中对《史记》有这样一段评论：
《屈原传》原劝楚怀王杀张仪，其事纤悉备书。然《楚世家》载劝杀张仪者乃为昭雎，而屈原没不复见。若以为简策繁多，要使姓名互着，则在《左氏春秋传》有之，在《迁史》故无此例。若以为昭雎本主此事，原特副之，则《屈原传》略无昭睢一言，而原之事迹明白乃尔。两者皆无所据，何耶？此盖旧史去取失当，司马迁笔削时不暇前后照顾，随其所载，各自记之，遂使《世家》与《列传》异辞。
按，《史记》无昭雎劝怀王杀张仪事。《世家》与《列传》异辞者，乃谏怀王入秦事，即下文将提到的屈原第二个可能的出场机会，李冶误记。
《资治通鉴》周赧王十六年，秦昭王诓骗楚怀王入秦，楚大臣昭雎劝怀王勿行。在此，司马光取的是《史记·楚世家》中的说法。《史记·楚世家》：“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怀王子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欢心。’于是往会秦昭王。”然而《史记·屈原列传》却说：“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
劝怀王勿入秦的究竟是谁，《史记》本文内有两说。关于这一点，上文曾提及，黄汝成也注意到了，他认为《通鉴》将此事属昭雎而不属屈原，乃是“脱漏”。这个判断恐怕有些武断。纪传体史书中，纪传异词是常见现象。在没有相对合理的证据、理由判定哪一说更为准确时，比较谨慎的方法是暂采本纪，这似乎是很多史学家在实践中常用的方法，《通鉴》亦有此例。如卷五周赧王五十一年“秦武安君伐韩，拔九城，斩首五万”条，依据的是《史记·秦本纪》的记载：“（昭王）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韩，拔九城，斩首五万。”而《史记·白起列传》所载这次战争的战果是“拔五城”，并非九城。
1.3
第三次
然楚国为战国之一，在《史记》中没有本纪，但我认为《楚世家》相对于《屈原列传》等楚国名人的传记而言，发挥着与本纪统摄列传相等同的功能。这样理解的话，《楚世家》的史料等级当优先于《屈原列传》。《资治通鉴》前六卷关于战国的叙事中，是否有其他取世家而舍列传的例子？有，且仍可以《史记·楚世家》与《史记·屈原列传》的差异取舍为例。《资治通鉴》卷三赧王三年春，“秦师及楚战于丹阳”条叙事，乃综合《史记》中的《秦本纪》《楚世家》《张仪列传》等文献而成。其下文有“韩、魏闻楚之困，南袭楚，至邓。楚人闻之，乃引兵归”，即采用《史记·楚世家》之文。此事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被表述为：“魏闻之，袭楚，至邓”，少了韩国的参与，也缺乏对楚国应对措施的交代，不为《通鉴》所取。
又如卷四周赧王三十七年：“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烧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徙都于陈。秦以郢为南郡，封白起为武安君。”这段整体上取自《史记·白起列传》，但相比之下，《资治通鉴》少了一个细节。《史记·白起列传》：“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遂东至竟陵”这个细节，《史记·六国年表》秦昭王二十九年的条目中也有。但对比《史记·楚世家》：“（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没有“东至竟陵”的说法。因是楚事，司马光落笔的时候虽主要参考了《白起列传》，但还是依据《楚世家》删去了“东至竟陵”一节。
1.4
结语
通过以上数例，我们看到，当世家与列传相龃龉时，司马光舍列传而取世家的案例是多见的。即便不能说是绝对原则，也应该被视为是《通鉴》弥缝纪传矛盾的常用手法。以这一标准反观屈原事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治通鉴》不载屈原事迹，并非由于司马光对屈原其人、其文有何特殊看法而刻意删削，而只是史料选择的自然结果。《史记》所载屈原两次重要的政治参与，都自相矛盾，屈原因此失去了出现在《资治通鉴》里的机会。
当然，这个结论仍然无法完全解释屈原不见于《通鉴》的现象。比如《资治通鉴纲目》所补充的屈原沉江事迹，《通鉴》能补一笔也是可以的。本文的真正目的，是想通过这个案例解示一点：重视《通鉴》的史料来源，及其取舍之意，不仅可以为很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开启新思路，也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这部经典著作。
閱讀更多 家常讀書923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