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A股市場有著較海外市場更大的一二級市場溢價，對於大多數從事傳統行業的實際控制人而言，在境外上市並不是第一選項。由此，在美股、港股市場上上市的境內企業，相當部分是科技創新企業，這些企業高度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
數據不看不知道，2018年新增境外上市公司最多的城市，竟然不是北京，而是上海。今年上海有12家企業（北京9家）在美股上市，20家企業（北京15家）在港股上市，均超過北京。
上海境外上市公司多，顯示兩個清晰的信號。其一，上海的創業環境逐漸改善，新經濟活力確在增強。2018年在美股上市的上海企業拼多多、B站、趣頭條等，雖然多有話題性的爭議，但卻正說明上海在新經濟領域的影響力和話語權逐漸增大。其二，傳統的地產等受“脫虛向實”政策影響直接的行業，積極將境外市場作為融資渠道，大發地產、正榮地產、易居企業控股等都屬此類。廣州情況和上海也相似，主營小額貸的泛華控股赴美上市，物業公司雅生活服務赴港上市，都屬於在內地上市不易的行業。
圖一
圖二
成都2018年境外上市的企業達到5家，在二線城市中是最多的。民辦教育新政，刺激境內民辦教育企業紛紛境外上市，成都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2018年成都新增4家港股公司，1家美股公司。4家港股公司中有3家都是教育培訓企業（博駿教育、希望教育、天立教育）。再看看北京的尚德機構、樸新教育，上海的精銳教育，廣州的卓越教育……在焦慮的年代裡，教育真是一門好生意。
圖三
我們來看中西部地區的整體情況，這張表就更加清晰。成都、長沙、合肥、武漢是中西部經濟活力較高的城市。2017年、2018年兩年累計，成都新增上市公司是重慶的2.5倍。但和東部沿海地區相較，中西部城市的企業發展水平仍然較低，即使是成都、長沙這種中西部地區的明星城市，放在東部也不過就是和常州、佛山一個水平，和南京都有差距。有人或許會問，上面這張圖裡為什麼沒有西安？答案是，在過去兩年裡，西安和瀋陽是副省級城市中的兩個難兄難弟，同樣連續兩年掛零。這些年西安可謂大出風頭，網紅城市，搶人大戰，賺足了媒體的眼球，搶人之後，怎麼留人可能是個更大的問題。“孔雀東南飛”的大勢很難逆轉，2018年陝甘寧青四個西北省份，IPO集體掛零，經濟腹地如此，西安未來的挑戰還相當之大。
圖四
新增上市公司數量，作為反映區域經濟活力尤其是中小企業成長性的重要指標，從某種程度上是具有先行性的。當一個區域連續多年少有新的公司上市，這個城市的資質多多少少就有些問題。
先來看山東。2017年山東尚新增25家A股上市公司，到2018年，山東A股上市公司增量僅剩下青島的海容冷鏈一家，算上濟南的兩家港股（齊魯高速、山東黃金）（這兩家還都是山東省屬國企，山東黃金早就在A股上市2018年在香港發行H股，嚴格來說還不算新增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增長也只有3家。山東全省只相當於同期成都市（10家）的不到三分之一，足見山東省經濟的老邁。
東三省就更慘了。2017年，東三省共計有4家公司在A股上市，2家長春公司在香港掛牌，共計6家，不到深圳市的零頭。2018年，東三省在A股、港股和美股全線掛零，一家新增上市公司都沒有。大連、長春、哈爾濱2017年尚各有1家A股公司上市，瀋陽則是連續兩年零上市。
天津、重慶近來均曝出增長失速。2018年，天津新增A股公司1家，港股公司1家，較上年的A股4家縮水一半。重慶更慘，2018年沒有一家公司在A股、港股或美股上市。
圖五
過去兩年新增上市公司（含港股、美股）達到10個的20個城市，有13個位於廣東、浙江和江蘇，廣東四個（深圳、廣州、佛山、東莞），浙江5個（杭州、寧波、紹興、台州、嘉興），江蘇4個（南京、無錫、蘇州、常州），如果只算A股上市公司超10個的，則是廣東3個（東莞未達10家），浙江4個（嘉興未達10家），江蘇4個。
深圳對廣東的重要性太突出了，無論是新增A股上市公司的數量，還是新增全部上市公司（含港股、美股）的數量，深圳都超過廣州、佛山和東莞三市的總和。如果剔除深圳，廣佛莞新增上市公司數和杭甬紹、杭紹臺、寧蘇錫、蘇錫常這四組城市PK，基本都沒有優勢，除了略高於蘇錫常三市之和，低於杭甬紹、杭紹臺、寧蘇錫等組合。
圖六
一個城市的上市公司多寡，突出反映了當地的民營經濟活力、財富聚集能力，也直接影響著一個城市的中高端人才吸引力。因而，這一指標的重要性並不亞於GDP和稅收收入。富士康這樣的大型製造業廠商，可以給一個城市帶來巨大的經濟產值，但實際上留在當地的財富並不多，也不可能集聚除產業工人以外的大量中高端人才；但一個城市多幾家上市公司，就可能吸引更多的高級管理者和技術骨幹，形成人力資源的正循環。
天津即是最典型的例子，天津GDP總量曾長期高居全國第五，增速斐然，然而過去兩年僅僅新增6家上市公司，不要和京滬深比，這個成績僅相當於蘇州的三分之一、南京的四分之一、杭州的六分之一。所以天津的GDP雖然高於蘇州、杭州和南京，但整個城市的競爭力，完全不可能與後者同日而語。
還有另外一個不得不提的因素。新增上市公司，關鍵看公司自身的質地和資本需求，它不是一個可以被地方政府用短期政策意志操作的結果。地方政府可以通過擴大投資、招商引資等多種手段拉抬和刺激經濟，在舊的核算體系下還可對GDP等統計數據進行技術性處理，但新增上市公司這個指標不可能，這也更體現這一數字的含金量。IPO
圖七
2018年，在境外IPO的中國公司達到119家，較2017年的71家增長了67.6%。我簡單梳理了2018年在境外上市的公司，大致情況有以下兩大類。
第一類是比較典型的新經濟公司，這些公司一般本來就有VIE架構，而且往往處在虧損期，無法達到A股上市相應的利潤標準，一些企業還面臨著較大的投資人退出壓力，如拼多多。若干年來，這類公司在境外上市都是常態。
第二類是因政策原因難以在A股上市的公司，大致又可以細分為三種，一是地產、民間金融等一直受到融資限制的行業；二是互聯網金融等存在較大爭議的行業；三是民辦教育、醫療等存在境內上市政策障礙的企業。
而2018年在A股新上市的企業，大多仍是盈利能力相對穩定的製造業和傳統服務業企業，城商行、券商等金融類企業也佔有一席之地。
城市的上市公司數量和增量，是觀察城市經濟活力的重要指標。雖然中國上市公司的質量良莠不齊，但能在A股、港股和美股上市的公司，整體上仍是中國經濟中最優秀的成分。
一個城市的上市公司多寡，突出反映了當地的民營經濟活力、財富聚集能力，也直接影響著一個城市的中高端人才吸引力。因而，這一指標的重要性並不亞於GDP和稅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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