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A股市场有着较海外市场更大的一二级市场溢价，对于大多数从事传统行业的实际控制人而言，在境外上市并不是第一选项。由此，在美股、港股市场上上市的境内企业，相当部分是科技创新企业，这些企业高度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
数据不看不知道，2018年新增境外上市公司最多的城市，竟然不是北京，而是上海。今年上海有12家企业（北京9家）在美股上市，20家企业（北京15家）在港股上市，均超过北京。
上海境外上市公司多，显示两个清晰的信号。其一，上海的创业环境逐渐改善，新经济活力确在增强。2018年在美股上市的上海企业拼多多、B站、趣头条等，虽然多有话题性的争议，但却正说明上海在新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逐渐增大。其二，传统的地产等受“脱虚向实”政策影响直接的行业，积极将境外市场作为融资渠道，大发地产、正荣地产、易居企业控股等都属此类。广州情况和上海也相似，主营小额贷的泛华控股赴美上市，物业公司雅生活服务赴港上市，都属于在内地上市不易的行业。
图一
图二
成都2018年境外上市的企业达到5家，在二线城市中是最多的。民办教育新政，刺激境内民办教育企业纷纷境外上市，成都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2018年成都新增4家港股公司，1家美股公司。4家港股公司中有3家都是教育培训企业（博骏教育、希望教育、天立教育）。再看看北京的尚德机构、朴新教育，上海的精锐教育，广州的卓越教育……在焦虑的年代里，教育真是一门好生意。
图三
我们来看中西部地区的整体情况，这张表就更加清晰。成都、长沙、合肥、武汉是中西部经济活力较高的城市。2017年、2018年两年累计，成都新增上市公司是重庆的2.5倍。但和东部沿海地区相较，中西部城市的企业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即使是成都、长沙这种中西部地区的明星城市，放在东部也不过就是和常州、佛山一个水平，和南京都有差距。有人或许会问，上面这张图里为什么没有西安？答案是，在过去两年里，西安和沈阳是副省级城市中的两个难兄难弟，同样连续两年挂零。这些年西安可谓大出风头，网红城市，抢人大战，赚足了媒体的眼球，抢人之后，怎么留人可能是个更大的问题。“孔雀东南飞”的大势很难逆转，2018年陕甘宁青四个西北省份，IPO集体挂零，经济腹地如此，西安未来的挑战还相当之大。
图四
新增上市公司数量，作为反映区域经济活力尤其是中小企业成长性的重要指标，从某种程度上是具有先行性的。当一个区域连续多年少有新的公司上市，这个城市的资质多多少少就有些问题。
先来看山东。2017年山东尚新增25家A股上市公司，到2018年，山东A股上市公司增量仅剩下青岛的海容冷链一家，算上济南的两家港股（齐鲁高速、山东黄金）（这两家还都是山东省属国企，山东黄金早就在A股上市2018年在香港发行H股，严格来说还不算新增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增长也只有3家。山东全省只相当于同期成都市（10家）的不到三分之一，足见山东省经济的老迈。
东三省就更惨了。2017年，东三省共计有4家公司在A股上市，2家长春公司在香港挂牌，共计6家，不到深圳市的零头。2018年，东三省在A股、港股和美股全线挂零，一家新增上市公司都没有。大连、长春、哈尔滨2017年尚各有1家A股公司上市，沈阳则是连续两年零上市。
天津、重庆近来均曝出增长失速。2018年，天津新增A股公司1家，港股公司1家，较上年的A股4家缩水一半。重庆更惨，2018年没有一家公司在A股、港股或美股上市。
图五
过去两年新增上市公司（含港股、美股）达到10个的20个城市，有13个位于广东、浙江和江苏，广东四个（深圳、广州、佛山、东莞），浙江5个（杭州、宁波、绍兴、台州、嘉兴），江苏4个（南京、无锡、苏州、常州），如果只算A股上市公司超10个的，则是广东3个（东莞未达10家），浙江4个（嘉兴未达10家），江苏4个。
深圳对广东的重要性太突出了，无论是新增A股上市公司的数量，还是新增全部上市公司（含港股、美股）的数量，深圳都超过广州、佛山和东莞三市的总和。如果剔除深圳，广佛莞新增上市公司数和杭甬绍、杭绍台、宁苏锡、苏锡常这四组城市PK，基本都没有优势，除了略高于苏锡常三市之和，低于杭甬绍、杭绍台、宁苏锡等组合。
图六
一个城市的上市公司多寡，突出反映了当地的民营经济活力、财富聚集能力，也直接影响着一个城市的中高端人才吸引力。因而，这一指标的重要性并不亚于GDP和税收收入。富士康这样的大型制造业厂商，可以给一个城市带来巨大的经济产值，但实际上留在当地的财富并不多，也不可能集聚除产业工人以外的大量中高端人才；但一个城市多几家上市公司，就可能吸引更多的高级管理者和技术骨干，形成人力资源的正循环。
天津即是最典型的例子，天津GDP总量曾长期高居全国第五，增速斐然，然而过去两年仅仅新增6家上市公司，不要和京沪深比，这个成绩仅相当于苏州的三分之一、南京的四分之一、杭州的六分之一。所以天津的GDP虽然高于苏州、杭州和南京，但整个城市的竞争力，完全不可能与后者同日而语。
还有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因素。新增上市公司，关键看公司自身的质地和资本需求，它不是一个可以被地方政府用短期政策意志操作的结果。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扩大投资、招商引资等多种手段拉抬和刺激经济，在旧的核算体系下还可对GDP等统计数据进行技术性处理，但新增上市公司这个指标不可能，这也更体现这一数字的含金量。IPO
图七
2018年，在境外IPO的中国公司达到119家，较2017年的71家增长了67.6%。我简单梳理了2018年在境外上市的公司，大致情况有以下两大类。
第一类是比较典型的新经济公司，这些公司一般本来就有VIE架构，而且往往处在亏损期，无法达到A股上市相应的利润标准，一些企业还面临着较大的投资人退出压力，如拼多多。若干年来，这类公司在境外上市都是常态。
第二类是因政策原因难以在A股上市的公司，大致又可以细分为三种，一是地产、民间金融等一直受到融资限制的行业；二是互联网金融等存在较大争议的行业；三是民办教育、医疗等存在境内上市政策障碍的企业。
而2018年在A股新上市的企业，大多仍是盈利能力相对稳定的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企业，城商行、券商等金融类企业也占有一席之地。
城市的上市公司数量和增量，是观察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指标。虽然中国上市公司的质量良莠不齐，但能在A股、港股和美股上市的公司，整体上仍是中国经济中最优秀的成分。
一个城市的上市公司多寡，突出反映了当地的民营经济活力、财富聚集能力，也直接影响着一个城市的中高端人才吸引力。因而，这一指标的重要性并不亚于GDP和税收收入。
閱讀更多 多元體系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