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暴力自古有之，早在戰國時期，當時的大學問家孟子極力反對楊朱的“人人為自己”和墨子的“兼愛非攻”思想。於是，他在《墨子》一書中寫道。“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孟子在書中對楊朱和墨子的言論和行為進行了指名道姓的指責，就是最初的語言暴力。
當下的網絡大虛擬環境中，網民們爬上所謂的道德制高點，自詡站在道德正義的立場上，在不斷的群體傳播中對當事人進行譴責，網絡暴力作為一種道德狂歡，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一種暴力消費。網絡暴力可以說是一種變相的信息傳播，進而引起受眾的思想乃至行為上的變化。但你有沒有想過，這種傳播效果是隨機的嗎，還是說有著相應的理論支撐？
無論傳播效果是顯性還是隱性，只要信息傳播至群體中，形成某種變化，我們就認為它是受傳播效果影響的。那如果用傳播學理論怎麼去看待這種傳播效果呢。
聽風就是雨，受眾只能被動的接受傳播信息嗎？
當我們圍觀層出不窮的網絡暴力事件時，我們多多少少能夠看見背後人為策劃的影子，但是仍有很多人陷入進去，被一些未經確認的信息所誤導，又或者被背後策劃的人當做“提線木偶”，不明所以的將事件擴大。
這種現象在傳播學中有個有意思的稱呼——魔彈論，也被稱為“子彈論”，它的基本思想就是大眾傳播具有強大的傳播效果，它就像子彈一樣將信息射向坐以待斃的靶子，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信息接收方——受眾，這種“被灌輸”的效果論過分強調了大眾傳播的力量，認為人只能被動接受媒體傳播的信息。
雖然之後受眾的認知水平、文化素養、信息儲備和分析能力不斷提升，“魔彈論”逐漸被人放棄。但在當下新媒體魚龍混雜的背景下，“魔彈論”又有冒頭趨勢，受眾如果不具有清晰的辨識能力，很容易被背後有心之人利用，成為信息傳播的靶子。因為魔彈論認為，受眾大多是受本能驅使的，沒有個性和獨立見解的人群，他們往往孤立無援，難以溝通，一旦傳媒將信息命中目標，就會產生傳播者預期的效果。
我們拿曾經的“瓜農誤會案”舉例，江蘇的某瓜民通過網絡將自家西瓜爆炸的消息告訴了媒體。他原本希望通過媒體幫忙找出自家西瓜爆炸的原因。結果媒體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竟然是瓜農普遍使用膨大劑來催熟而導致的炸瓜。這一偏頗且未經證實的消息藉由媒體報道，很快成為大眾傳播的焦點。導致當年的西瓜因此嚴重滯銷。這就是典型的“魔彈論”的傳播效果影響的，在人人敏感的食品安全問題下，經過媒體“眾口一詞”的報道，接受信息的受眾毫無例外的認定消息的準確性，並直接導致了嚴重的連鎖反應。媒體發送的信息導致受眾全盤接受並引導受眾進行下一步的行動。
以上雖然是個例，但許多涉及負面的社會新聞，往往會有著超常的傳播效果。引起非常嚴重的社會後果。官方或者權威、專業的消息稍有所拖延，流言就會隨風擴散，不明所以的受眾往往以初始印象進行價值評判，從而衍生網絡暴力。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受眾作為信息的接收方，在被接受的情況背後是否有著“被安排”的命運。
韓國影視劇《匹諾曹》講述的就是新聞工作者的工作案例，劇情講述了一場工廠大火，擋板的工廠保安翫忽職守，卻錯誤的告知消防員樓內仍有人，導致消防隊長帶領隊員進入後，大樓爆炸，隊長失蹤，所有隊員無一生還。事後，保安卻告訴警察，自己是在已經告知消防隊長樓內沒人的前提下，隊長仍執意進入所造成的後果。新聞記者和憤怒的民眾開始了對消防隊長惡意的批判，最終導致社會暴力。但最終的真相卻是，新聞機構受到有關指示，將輿論的導向轉到消防隊長一個人身上，為了掩蓋另一件政治上的犯罪事故。這件事情告訴我們，整個新聞事故到網絡暴力的產生，就是新聞部門運用議程設置引導民眾輿論的過程。
我們在這裡提出了“議程設置”理論，議程設置理論認為，大眾傳播不能決定人們對某一事件或意見的具體看法，但是可以通過提供信息和安排相關的議題來有效左右人們關注某些事實和意見。新聞媒介在背後提供給了受眾他們安排好的“議程專題。”
在過去消息閉塞的環境下，議程設置理論可以讓大眾更有效的獲取信息，滿足大眾的需求。而在如今越來越發達的新媒體環境下，大眾開始掌握一部分議程設置權利後逐漸把視線轉移到自我感興趣的事件上，加上網絡環境的虛擬性，大眾發表議題的空間和範圍也逐漸擴大。但這種擴大也會導致某些議題掌握在某些極端分子手中，造成網絡暴力等不良社會影響。
有人說，“在即將到來的時代裡，我們擁有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去創造一個傳播系統，它具有強大的力量推動社會的平等、人性化、可持續性和創造力，公正和自治是該時代的秩序。”議程設置作為隱藏在網絡背後的“看不見的手”，需要更規範化的制約和控制。
受眾除了被動接受信息之外，還深受“有限效果論”的影響
伴隨著受眾知識水平的提高，很多人已經不承認“魔彈論”的影響，反而趨向認為，個人的政治、經濟、文化、心理等因素對傳播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這種與“魔彈論”相悖的理論傳播學家稱為“有限效果論。”怎麼理解呢？大眾傳播的信息沒有力量直接改變傳播者對事物的態度，在人們作出某種決定的時候，個人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也相應的影響了受眾的選擇。但這種影響是否是件好事呢？如果是網絡“鍵盤俠”，他們對信息的認知明顯帶有偏激的心態，在這種環境圍繞下，他們不免在負面情緒的溫床培育下，不斷滋生逆反心理，在網絡上充當施暴者的角色。
對於“有限效果論”對於受眾的直間接影響，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在信息傳播過程中，影響受眾獲取的多種外在因素，甚至有些因素會導致受眾趨向暴力，淪為“網絡暴民”的角色。不僅如此，如果個人的態度和想法佔據主導地位，那就更難得到事件背後的真相。群體中的個人往往各執己見，最終導致的結果是社會更加混亂。
在現如今的多樣化傳播媒介中，受眾獲取到了更多的信息。但如果受眾知識層面低、盲目地全盤接受，就會受“魔彈論”影響淪為網絡暴力的助推者；其次，受眾不僅僅是單純的獲取信息，在媒體背後有受到一隻“看不見的手”影響，容易受到“議程設置”的影響，如果被利益和政權操控的議程，將對社會帶來極大的麻煩。最後，我們談到了受眾同樣受到“有限效果論”的其他影響，在自我認識不清或者受到其他因素影響時，容易對信息給予錯誤的判斷。
閱讀更多 郗鬱雜食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