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一个“乐”字贯穿全文，司马光的《独乐亭记》也是一个“乐”字贯穿全文。
二者相同的地方当然是不少的。而二者相异的地方也是不少的。究竟谁更乐，谁是真乐呢？下面不妨且从两篇文章各方面的异同聊开去。
《醉翁亭记》与《独乐园记》的相同处：
1、两篇文章的作者的写作处境相同。二人写作此二篇文章的背景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官场失意后而作的。
欧阳修是因支持范仲淹变法而被贬到滁州，在滁州欧阳修写作了《醉翁亭记》。司马光是与以王安石为代表的革新派在朝堂廷辩失势后，辞官归隐到洛阳而作的。虽不是被贬，但也是政敌得意，使他被迫辞去职位，《独乐园记》是他官场失意后在洛阳购了二十亩地修建了独乐园后而作的。
2、二者处境相同影响了其心情也是相同的。单看其标题，《醉翁亭记》《独乐园记》，一个是“醉翁”，一个是“独乐”。醉酒之人总是不理智的，独乐之人未免是自私的。总之心情都是糟糕的。
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不如意的事来了，失意不开心，那就要用开心的事、高兴的心情来调节呀。欧阳修、司马光二人失意了，总得自我安慰解脱、调整心情情绪吧，那就写关于乐的事，于是，写作手法也颇类似，整体心态是自嘲、自愚、难得糊涂。因为不乐，所以才写乐，正谓是缺啥吆喝啥。归根，其实都是官场失意，同是自我安慰开脱，寄情于物而已。
3、《醉翁亭记》与《独乐园记》所表达的“乐”之下其实都是一种烦恼心情的排遣方式而已。
无论是醉翁，还是独乐，既没有屈原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直傲世。也没有表现出李白那种，借酒浇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的率真阔达。也没有范仲淹那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凝重的忧思的直抒胸臆的意思。有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有的是，“各尽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乐也。”
无论是醉翁之乐，还是迂叟独乐，都内涵有难得糊涂、自得其乐之意。无非是失意后的一种烦恼心情的排遣法而已。这点是相同的。
同是写到乐，《醉翁亭记》与《独乐园记》的不同处
1、 描写的对象——亭与园的归属的属性不同。欧阳修描写的醉翁亭不是自己修建的，司马光的独乐园是自己修建的，属于自家的私有财产。
欧阳修所写的醉翁亭不是自己开工建造的、独有的，而是欧阳修在外遇见的，是“山之僧智仙”建造的，只不过“醉翁亭”这三个字是欧阳修取的。
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醉翁亭记》
而《独乐园记》的独乐园是司马光自己购买了20亩地由衷的随从自己的心意自家规划建造的，独乐园这个名字也是司马光自己取的。二者描写的亭子与园子归属属性截然不同。
熙宁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关，以为园。……因合而命之曰：“独乐园”。——《独乐园记》
2、《醉翁亭记》中的“乐”与《独乐园记》的“乐”品味相反，同是写到乐，乐的感受及取向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追求众乐乐，与民同乐、与众人乐；一个但求独乐乐，自乐乐。
或许也是因为，醉翁亭这个亭子是人家的，不是欧阳修本人的，欧阳修只是借亭宴饮自乐而已，这本就是必须与人分享的一种状态，是分享僧人智仙的亭子，由此，欧阳修即便想独享独乐也是不可能的呀，亭子不是自家的嘛。只能随遇而安、随遇而乐，俗中取乐。于是，欧阳修估计就想了，那好，大家就来共同享用吧，亭子大家共同乘凉，我欧阳修再招待些酒食，大家共饮，这么就有了共乐、与民同乐的氛围、品味。
相反，司马光因朝堂上的失意，使他多想一个人静享独处时光，摆脱烦恼呀。遂生出独乐乐的想法，独乐园完全是司马光按着司马光自己的当时的心意一手出资打造的，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为此园起名“独乐园”且为此园写下《独乐园记》，完全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有一种隐居了，自作优雅清高的，孤芳自赏的不关俗世杂事的品味。
3、两位作者对革新变法的立场不完全一样。
毋庸置疑，二人虽因不同的变法活动而牵涉被贬和被迫辞官隐居，欧阳修是因支持范仲淹变法而被贬，司马光是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迫辞官隐居，但总之都是因变法活动而官场失意后而写作的《醉翁亭记》、《独乐园记》。但他二人对待革新变法的立场不尽相同。
欧阳修比司马光年龄稍长些，在1043年宋仁时，范仲淹发起领导了 “庆历新政”，此时，欧阳修是支持者，还算是革新派。而此时，司马光对范仲淹变法的立场不太确定，司马光是1038年，登进士第，又毕竟是与范仲淹是否在同一个朝堂相遇也未有史料文字记载。
但可以肯定的是，后来宋神宗一朝，1069年王安石领导“熙宁变法”，欧阳修当初对王安石的变法有支持也有反对的地方，如青苗法欧阳修就反对。当然后来随着新法施行过程中用人的不当和各种问题的出现，欧阳修也极力反对王安石新法。
然而，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是从一开始就彻底的完全反对，且一直反对到底。司马光是反对变法革新的头号保守派人物。直到宋神宗去世后，宋英宗继位，司马光被召回朝廷，任职宰相，把王安石的所有变法全部都废除了。
《醉翁亭记》与《独乐园记》相比较而言孰是真乐呢？
欧阳修的“醉乐”、“与民同乐”的精神更符合儒家正统观念中的仁人君子的道德标准，而且，似乎也能说其超越儒家，更具有普世价值；而司马光的自乐独乐，就显得有些自私之味，当然这是表面文意上、名义上而言。但实质，一如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本质则一。
《醉翁亭记》与《独乐园记》同是写到乐，其背景、心情大抵相同。而细致比较的话，虽然二者之乐的取向，方式等是截然不同。但是，不论欧阳修的“醉乐”、“与民同乐”，还是司马光的“独乐”、“自乐”，都是失意后的一种心理调节和心情状态而已。虽乐的具体方式、取向不同，终究都是为了排遣心中的忧闷。与范仲淹所谓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样，是自我心理调节安慰而已。
所谓借酒浇愁愁更愁，所谓，闭门造车孤芳自赏，都不是且也不能达到真正的快乐的。醉翁借酒取乐，实际是一种麻醉自己，不敢正视不尊重客观实际，遂不可能有正常状态下的真正喜悦快乐；迂叟独乐，不与外界联系，这是割裂的处世法子，也是不尊重客观联系的世界这么个实际。当然也不可能真正的喜悦快乐。
综上，“乐”字贯穿全文的《醉翁亭记》与《独乐园记》两篇文章，反映的正是欧阳修与司马光两位作者现实的不快乐。知与行不合，都是被迫的，违心的，不得以的，欧阳修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醉翁，司马光也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自扫门前雪的独乐。也可以说二人都没达到真正的放下，其二人的作品反映的二人的心境不过是自嘲、自娱而已，因此，“醉乐”与“独乐”都不是真正的快乐。否则，欧阳修朝廷失意后，也不用做什么太守了，辞官归隐得了；而司马光还写什么资治通鉴，到了宋英宗还返回朝廷当什么宰相干嘛呢？足见二人，所写之乐，调节心情，自我安慰而已，是一种方法，实是不乐，才写乐弥补不乐。在这点上此二人，倒是都没有范仲淹更敢于直抒胸臆，表露实际心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若说，《岳阳楼记》贯穿着一个“忧”字。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透露着进取探险的精神。则欧阳修的“醉乐”“与民同乐”和司马光的“自乐独乐”大都有自愚自嘲、难得糊涂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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