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长安的繁华兴盛，不仅因为朝廷的大政施策和官员们的勤奋理政，更有许多普通劳动者在为这个世界级大都市“添砖加瓦”。对此，文学家、诗人们自然不会等闲视之，他们用一支支妙笔，记载了许多普通劳动者的风采。
韩愈记载的睿智瓦匠
《圬者王承福传》是唐代大诗人、文学家韩愈为一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写的一篇传记，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在长安揽活的泥瓦匠的精神风貌。
那时，泥瓦匠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生活在社会底层，也许是与泥水打交道吧，这群人被人们称为“圬者”，就是干脏活的人，可见其社会地位的卑微。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离开徐州节度推官的位置回到长安，准备第四次参加吏部考试。为了更好地研读复习，韩愈找了个住处，把自己“宅”了起来。正是此时，韩愈遇到了王承福。通过与他的聊天，韩愈发现了王承福的许多独特观点，“听其言，约而尽”，韩愈决定为其作传。
王承福本是农民，因为安史之乱成了一名驰骋战场的士兵，屡立战功，朝廷要封赏他为官，他却没有接受。他认为自己能力有限，应该“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于是便在长安当了一名泥瓦匠。韩愈了解到，王承福干了三十多年的泥瓦匠，却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子，而是寄居在别人家里，按时交房租和生活费。有了剩余的钱，他就送给更困难的人。对于王承福的想法和做法，韩愈很不解，王承福告诉他：“多年来，我一把抹板走过无数的富贵之家，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世间多变，沧海桑田。当年的豪宅有的已经破败不堪了。我向他们的邻居打听得知，有的是，主人犯了死罪，已死了几年了；有的是，老主人已经去世了，他的子孙不务正业，没能守住祖宗留下的家产；还有的是，人死后，财产都充公了。幸福来得慢，灾难也来得慢，比如清贫人家；幸福来得快，灾难也来得快，比如王侯门第。我虽清贫，几十年了，我没失过眠，没得过病，没有过忧虑，看到身边人那么多的烦恼和灾祸，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韩愈记载的是一个泥瓦匠的朴实想法，其中也透着他的思考和智慧。从另一个侧面，也让人们看到了当时长安广厦千万间，离不开王承福他们的劳作，正因为有了千千万万个王承福，人们才能安居乐业。
柳宗元笔下的木匠
韩愈的朋友，也是唐代著名诗人、文学家的柳宗元在《梓人传》中，记载了一个木匠，同样是一位普通的劳动者，他的身上透着劳动者的睿智。
柳宗元文章记载的是：他有一个好朋友叫裴封叔，在长安光德里有一处宅子。一天，有一个木匠想要租他的房子，木匠随身携带了量尺、圆规、曲尺、墨线和墨斗等木工用具，裴封叔就问他有啥技能，木匠回答道：“我善于计算建筑材料。看房屋建筑的规模，考虑怎样用料才适合高低、深浅、方圆和长短的需要，然后我就指挥工匠们具体劳作。若是没有我，工匠们就无法建成一座房屋。”
后来，京兆尹要修建衙门，门口来了很多建筑工人，他们大多都带着斧头和刀锯，而被工人们簇拥在中间的正是那个木匠。之后，木匠拿着度量的工具，估量房屋的规格，挑选可用的木头，然后开始指挥大家干活。这些工人都听他的话，木匠怎么说他们便怎么做，即使有人因为做不好而挨了木匠的骂，也不怨恨。房屋建好之后，正梁上的题字，却是这个木匠的姓名。对此，柳宗元感慨万千，他觉得，一个愿意放弃自己的手艺、成为用脑子干活的人，便是有智慧的人。他成为木工们的领袖也就不足为怪了。这难道不值得辅佐帝王、治理国家的人学习吗？
这篇文章记载的是一位善于动脑的木匠。在长安，这样的木匠何止一人？他们设计房屋，包括装修房屋，甚至能够调动许多工人来建造广厦，他们同样为长安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唐长安手艺高超的厨师
“民以食为天”，大诗人白居易也曾亲自制作美食，享受劳动的快乐。他在《寄胡饼与杨万州》中说：“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从中不但可以领略胡麻饼的模样与特色，还可以知道，白居易学着做了些胡麻饼，寄给自己的朋友杨万州。当时胡麻饼是长安的著名美食，没有相当技艺是做不出来的。
唐长安有个著名的厨师叫膳祖，后来被称为中国古代十大名厨之一。她是宰相段文昌的家厨，其烹调技艺十分精湛。经过多年的潜心苦练，她对原料选择、滋味调配，以及火候把控，无不得心应手，具有独特厨艺。她烹制的名食菜肴，后来大都记载到了段文昌之子段成式编著的《酉阳杂俎》中，而得以流传后世。
正是因为有了一些像膳祖这样的厨师，当时长安的餐饮水平得以大大地发展和提高，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和韦巨源《食谱·烧尾食单》中均记载了烧尾宴，这是当时长安餐饮的典型代表。唐代士子登科、荣进及迁除，好友同僚前来祝贺，必须宴请大家，而款待的盛宴置酒馔、音乐，谓之烧尾宴。
宋陶谷在其《清异录》中记载了韦巨源在拜尚书左仆射后，以烧尾宴宴请唐中宗时留下的一份食单，使人们得以窥见这次盛筵的概貌。食单中的饭食、点心多达二十余种。主要有：单笼金乳酥（蒸制酥点）、曼陀样夹饼（炉烤饼）、巨胜奴（酥蜜馓子）、贵妃红（加味红酥）、婆罗门轻高面（笼蒸面）、御黄王母饭（多味盖浇饭）、七返膏（七卷回花糕点）、金铃炙（酥油饼）、生进鸭花汤饼（鸭杂臊子面）、玉露圆（凋酥）、水晶龙凤糕（枣馅蒸糕）、双拌方破饼（花角饼）、赐绯含香粽子（蜜淋粽子）、八方寒食饼（木模制饼）等。这充分说明，唐代厨师在主食的制作上，工艺水平有了较大提高，面点花色品种增多、风味独特，在我国面点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作为普通劳动者，这些厨师为长安的发展繁荣付出了汗水、做出了贡献。
王建吟咏的技高艺人
唐代诗人王建有《寻橦歌》一诗，其中写道：“人间百戏皆可学，寻橦不比诸馀乐。重梳短髻下金钿，红帽青巾各一边。身轻足捷胜男子，绕竿四面争先缘。习多倚附欹竿滑，上下蹁跹皆著袜。翻身垂颈欲落地，却住把腰初似歇。大竿百夫擎不起，袅袅半在青云里。纤腰女儿不动容，戴行直舞一曲终。”诗中记载的是表演顶竿的惊心动魄场面。顶竿，又称戴竿、都卢寻橦等，是当时百艺杂技之一。由一名艺人顶一根长竿，然后另一艺人或多名艺人沿竿爬上，在竿上进行各种惊险的表演，而顶竿人则要始终保持长竿的平衡。这种空中技艺，在盛唐已达到顶峰，在技巧和表演方法上都有新发展。
那时的长安，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戴竿艺人。唐德宗时，有一个叫王大娘（三原人）的戴竿艺人，能首戴十八人而行；唐敬宗时一个叫刘交（幽州人）的艺人，戴竿高七十尺，他十二岁的女儿爬到竿顶，然后站在一个托盘里，毫无惧色，技艺十分了得！唐敬宗时一女子名叫石火胡，其戴竿技艺更是高超。石火胡出生在幽州一个贫民家庭，为了生存，她苦学当时最为流行的戴竿。功夫不负有心人，渐渐地，其技艺非同一般。神童宰相刘晏在京城长安观看了石火胡的表演后，写诗赞道：“楼前百戏竞争新，惟有长竿妙入神。”
唐苏鹗在《杜阳杂编》中记载了石火胡到京城给皇帝表演的经过：“上（敬宗）降日，大张音乐，集天下百戏于殿前。有伎女石火胡，挈养女五人，才八九岁，于百尺高竿上，张弓弦五条，命五女各居一条上。衣五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曲，俯仰来去，越节如飞观者目眩心怯。火胡立于十重朱画床子上，令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持五彩小帜，床子大者始一尺余，俄而手足齐举，为之踏浑脱。歌乎抑扬，若履平地。上赐甚厚”，这段记载让人看了真是惊心动魄！即使今天来看，也是十分了得的技艺；同时让人感受到了她们在艺术上的开拓和创新。
可以说，正是有了各行各业、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的奋斗和付出，才有了大唐长安的辉煌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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