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生于上世纪70年代。从小便听母亲说二姐很“攒”，从不舍得“挥霍”。
小时候，家里常揭不开锅，但每到孩子过生日，就能吃上一个荷包蛋。二姐生日时，她就着蛋汤吃饭，吃完了，碗底还能留下半个荷包蛋。我们姐妹嘴馋，凑过去问她：“能不能给我吃点？”她会毫不犹豫地把剩下的荷包蛋夹到我们碗里。
二姐上小学时，秋天的周末，她会跟着生产队的小伙伴一起去深山，爬到树上采摘山胡椒。每斤山胡椒可以卖两分钱，几个周末下来，可以攒到几毛钱。有时运气好摘的多，就能攒到一笔几块钱的“巨款”。其他小伙伴用这些钱买新鞋新衣，二姐却只买作业本。一天，二姐不小心把准备买本子的钱弄丢了，大哭一场后，她把留在家里的“巨款”用手帕包好，交给母亲保管。
一天，我和二姐跟着母亲去姨家走亲戚，还没进姨家门，就见表妹阿梅在门外抽泣。原来，阿梅要升四年级了，可得去十多里外的小学读书。姨家经济困难，姨和姨丈认为两个儿子在读中学，家里已很难支撑，就打算让阿梅辍学。
从姨家回去的路上，二姐拉着母亲的手说：“妈，我不想表妹这么小就没书读，把我的那些钱拿去给表妹做学费吧，姨听你的话，你去跟姨说。”
几天后，二姐的“巨款”不见了，阿梅重新背起了书包。
二姐上高中后，由于学校离家比较远，再加上来回车费“昂贵”，所以她半年才回一次家。那时，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二姐跟家人、亲友和同学联系全靠写信。我上初中时，她写给我的信就有厚厚一沓。信中有她的学习方法，有我迷茫时她给的建议，也有她和同学间的趣事，最多的是她对我的鼓励。
二姐大学专业选了医科。那年，七十多岁的奶奶中风瘫痪，由于条件所限，没法去医院医治，只能找一些偏方为奶奶治疗。二姐利用学校的便利，白天去图书馆查找与奶奶病情相关的资料，晚上把整理好的信息写好寄给父亲。家里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她的信。
期末回家时，我看到奶奶床头放满了二姐写的信，父亲说，是奶奶让他把信放到那儿的，每一封信奶奶都要让父亲念好几遍，听后的精神状态会好些，病情也能得到缓解。
二姐大学毕业后去了外省工作，虽然有了公用电话，但每分钟两块钱的话费常让人望而却步，二姐仍保持着写信的习惯。
后来，母亲在给二姐整理房间时，问她那“攒”有满满信件的纸箱能否处理，二姐坚决地说：“不行，这些信都是我情感的积累。”
工作后的二姐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还清了我们姐妹从中学到大学读书期间所借的债务，并且将抵押给银行的房子赎了回来。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二姐依然很“攒”，从不乱花钱，可每每我们买房买车或其他方面需要钱时，未等我们开口，知道消息的二姐就会马上打电话过来：“你需要多少，我帮着想想办法。”
其实，我们知道，并不是二姐手头有多宽裕，只是她那份帮扶家人的热情始终不减。
这么多年过去，二姐就像一条缓缓流淌的山涧小溪，而我们就是溪边的田地。尽管小溪的力量并不强大，却汇聚所有的泉眼，用尽全力浸润着身边的每一寸土地，滋养着，爱着，永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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