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嬴政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说通俗点，李鸿章只是为了个人私利，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的一条走狗而已。
大家看看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伊藤博文和李鸿章的对话。
多年前，他们有过类似的对话。
伊藤博文指出，经济改革、军事改革的前提是政治改革。如果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和军事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他劝告李鸿章，中国必须政治改革，不然迟早会被列强吞掉。
多年后，吞掉中国一部分的，竟然就是日本这个刚刚政治改革的国家。
他们的对话很有意思。
伊藤博文说：“数年前与阁下在天津相会时，敝人曾进言：贵国之现状，实有改进之必要，想阁下尚能记忆此事。但尔后贵国晏然依旧，不图改进，以至今日，实深感遗憾。”
翻译一下，几年前我们在天津见面时，我曾经劝告你，中国的现状真的有（政治）改革的必要。我看你应该还记得这件事。可惜随后中国还是老样子，不思进取，才有了今天战败，我也深深感到遗憾。
李鸿章回答：“实感遗憾……迩来虽常以素志未伸为憾，但夙愿未能一日或忘。唯限于时势积弊，以致虚度岁月至今。”
翻译一下，我也很感到遗憾。我虽然以无法实现志向遗憾，但这个志向并没有忘记。可惜限于中国现实的问题，到今天还是一事无成。
以李鸿章的远见卓识，不可能不知道满清是朽木不可雕的。
早在剿灭太平天国时期，李鸿章就成为满清重臣，随后40年时间他基本都在最高层。
自然，李鸿章没有最高决策权，只是各种政策的执行人。
随着满清一系列胡来妄为，尤其是高层倒行逆施，李鸿章应该明白国家民族会给他们糟践完了。
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却为虎作伥，执行慈禧的一个个命令，维持了满清残局多年。
搞到李鸿章自己吐血而亡时，八国联军刚刚杀入北京，签订了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李鸿章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为了他自己。
在成为淮军领袖之前，李鸿章只是曾国藩手下普通幕僚，两袖清风。
李鸿章死后，仅仅公开留下的遗产就高达几百万两白银。
一般认为他的总资产高达上千万两。
肥了自己和子孙，苦了国家。
萨沙
以前上学的时候，在历史书上，李鸿章多次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无疑是个典型的卖国贼代表，典型的封建王朝历史罪人。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思考，这李鸿章权力再大，也只是爱新觉罗家的一条狗，皇帝想要臣子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李鸿章能私下里不经过皇帝的同意，去卖国吗？显然不可能。
后来又看了一部历史还原度很高的剧——《走向共和》，在这部剧里，把清王朝的覆灭，洋务运动为何不能拯救清王朝，孙中山先生如何建立民主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的过程，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李鸿章作为慈溪太后的红人，在朝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朝宰相，也是清王朝为什么会走向覆灭的见证者。
从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李鸿章是封建王朝的守护者，可是从当时的旧中国来看，李鸿章是忠君爱国的典范代表。
不管清王朝如何的堕落不堪，他都第一个站出来力主维护，在朝内大小事上，虽然喜欢重用身边的人，但谁又不是这样，包括今天又有何区别，用自己人才能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千古不变你的道理。
李鸿章如果真坏的话，应该会是个贪官的典型代表，可惜一生从政的他，并没有去像和珅一样，大贪特贪。
第二李鸿章多次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这并非是他所建议的，要恨就恨那老态龙钟的慈禧，每次被外国人欺负，就割地赔款，只要保证他晚年衣食无忧，那么至于百姓的死活，国家的安危根本不顾。
这些条约的背后，也都是慈禧这个老太婆一手弄起来的，只不过每次出席签字的代表，都是李鸿章罢了。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非得每次都是李鸿章，不能是别人。
因为当时日本等国家，尤其是日本首相，都是强力要求，必须是李鸿章过来签字，否则这个条约无效。
这慈溪太后，为了保护腐败的清王朝，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凡是列强提出来的条件，只要不影响到她的个人利益，都一一应允。
第三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假如不明白实情，只看过历史书的巨婴，定会把北洋舰队的惨败，这个重罪放到李鸿章头上。实际上这李鸿章，也是多方求援筹款，没钱的话，连炮弹都买不起。
清王朝本来就国库空虚，那慈溪为了满足一己之私，动用了大量的资金去修建颐和园。再加上清王朝里面，很多王爷大臣，贪腐非常严重，而皇帝根本只是个傀儡罢了，真正的皇帝是“慈禧”。
对于“慈禧”来说，哪管什么下面贪污啊，只要你忠于我，什么罪皆可免除。李鸿章虽然是当朝宰相，但面对皇亲国戚，根本没有丝毫的办法，也只能任凭他们继续贪污腐败。
为什么李鸿章深得慈禧和皇帝的喜爱，就是他把中庸之道发挥的淋漓尽致。
对皇帝忠心耿耿，对封建统治坚决维护，其治国之才也是当世数一数二大的。
清王朝的没落，是封建王朝走向覆灭的必然结果，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日本这样的小国，也来瓜分蚕食，最后不管李鸿章怎么想挽救，也只不过是延缓历史发展的进程。
这样的人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因为所有的封建思想，不管是精华还是糟粕，都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仅仅是读历史书，是很难还原历史的真相，建议对最后的清王朝覆灭，感兴趣的同学，一定要去看下《走向共和》。
看完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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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伟平财经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争议的一个人，他的争议和他的成就恰恰是分不开的。
他是清朝的一个高官，而且还是慈禧太后最倚重的人，甚至慈禧太后在听说她去世之后，都是忍不住当场落泪，抽泣不已。
要知道慈禧太后可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她杀人无数，手上沾满了鲜血，但是，她对李鸿章却是一直都是敬重有加。
可见，李鸿章在朝中的地位真的是不一般。
李鸿章当然是因为给慈禧，办理了很多事情，所以，慈禧才对他委以重任的。
也恰恰是李鸿章手握大权，让他个人的威望，达到了极点，这成为了日后大家诟病他的原因。
李鸿章为什么会被别人诟病，甚至是加以指责呢？
说实话正是因为他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那时候清政府面对八国联军的咄咄逼人，屡屡吃败仗。
每次吃败仗需要谈判的时候，慈禧就派李鸿章去和外国人交涉。因为谁都知道，和外国人签订协议，是卖国，是会被后人辱骂的。
所以，没有人去干这件事。
在当时若是皇家的人，没有站出来担当这个责任，也只有李鸿章可以了。因为除了李鸿章，外国人谁也不信，毕竟其它人的威望，没有李鸿章那么高。
李鸿章官场上的老手了，难道他就不知道慈禧是让他背锅的？
他当然知道了，因为他没得选，当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这样的一个老头子，也不怕别人骂了。
这个字必须要他来签，毕竟其它人还年轻，签了这个字，可能就会毁了自己前程，但是，李鸿章不一样，他是不怕的。毕竟他的两只脚，都快迈到了棺材当中。
为了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亲自跑到了日本和伊藤博文谈判，两个人因为赔偿问题迟迟没有谈判成功。
这件事就这么压了下来，当时日方提出来要清政府赔偿3亿两白银，李鸿章说这个数额太高了，不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总之，李鸿章是各种打太极拳，就是不签这个字。
清政府给李鸿章的回复是，若是日方不让步3亿就3亿吧。反正战争不能在打了，国家吃不消了。
李鸿章的意思是最好能减少三分之一的赔偿，他就去照着这个目标去谈判，但，若是真谈不下来，那也只好这样了。
所以，李鸿章还是继续给日本讨价还价，可是，谈判还没有谈好，就出了意外，因为李鸿章被日本的一个右翼份子打中了脸部。
本来那个日本暴徒，是想要了李鸿章的命的，但是，李鸿章命大，并没有死。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因为李鸿章是奉了大清的命令，去和日本谈判的，他是清朝的重臣。
清朝的大臣在日本遭到了暗杀，这就是日本的一个短板，一时之间国际舆论，纷纷开始指责日方。
最终，伊藤博文为了息事宁人，赶紧把条约给签订了，答应了李鸿章提出的只赔偿2亿两白银的事。
也就是说，因为李鸿章在日本挨了一颗子弹，让清政府少赔偿了一亿两白银。
我想正是因为李鸿章，干了这样的事，才有了少年不识李鸿章，长大方知真中堂这句话的吧。
年轻的愤青们，都觉得李鸿章在条约上签了字，他就是卖国贼。他就是十恶不赦，他就应该千刀万剐。
但是，随着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也许，你也就理解了，这位老人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这么做还不是为了大清，还不是为了大清王朝的子民。
若是条约不签订，势必会引起战争，清政府打又打不过人家，到头来吃亏的还是百姓呀。
史学达人
当李鸿章签下《辛丑条约》、《中俄密约》以及《马关条约》的时候，他已经被定格成了卖国者。现在，我们以局外人的眼光看过去，面对中西差距、中日差距，即使没有李鸿章，还会有刘鸿章、陈鸿章签下这些条约。而李鸿章签下这些条约之前，慈禧又何尝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清廷遗老撰写的《清史稿》这样评价李鸿章——勇于任事。一个“勇”字说明了李鸿章知难而上，也说明了这件事很难做，没有人愿意去做而李鸿章挺身而出，担当了起来，又终于因为自己所做的事身败名裂，背上了千古骂名。
李鸿章初出茅庐。
李鸿章的崛起跟曾国藩有关，而曾国藩的崛起又与洪秀全有关。曾国藩和洪秀全的战争，说白了就是两个书生领着怀有不同梦想的农民在群殴。洪秀全因为四次科举落选走上了反抗之路，曾国藩因为考中进士而入仕，因为回家丁忧而操练团练。洪秀全领导着一群追求平等富足的农民走上反抗之路，而曾国藩另起炉灶领导着一群梦想发财的农民去镇压反抗。
一开始，书生带兵连吃败仗，直到天京事件爆发，石达开兵败大渡河，湘军从此找到感觉。
1861年九月，湘军攻克安庆，太平军“保卫安庆，合取湖北”的计划落空，随即进行战争调整，采取“西线防守、东线进攻”的战略。很快，负责东线围攻太平军的清军溃不成军，浙江大部分地区被太平军占领，兵锋直至上海，大有把宁、沪、杭连成一片的态势。
情急之下，上海的官绅乱了方寸，派出了以钱鼎铭为首的代表去安庆拜见曾国藩。请求曾国藩出兵救上海。
令与太平军在西线对峙的曾国藩尴尬的是，他手底线已经无兵可分。一旦分兵，西线力量自然疲弱，如此岂不是给太平军创造各个击破的机会？万一情况真的发生，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曾国藩以“地辟远，即有急，声援不达”为由拒绝了请愿团的请求。
钱鼎铭又找到了在曾国藩手下做幕僚的李鸿章，让他劝说曾国藩。
李鸿章的建议是再编练出一支新的军队去救上海。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何召集足够的兵勇，又如何让他们尽快的拥有战斗力，这绝非易事。
那带队的将领，又应该选谁？“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弟弟曾国荃，然而，曾国荃一心想要攻入金陵，夺得头功（因为咸丰临终说过，入金陵者为王，最终，曾国藩只封侯），断然拒绝。曾国藩又找到了老部下陈士杰，陈士杰又以老母亲需要照顾为由，推脱掉了这件差事。
于是，这件差事落到了李鸿章身上，李鸿章欣然应允，并且坚持前往。为何？因为李鸿章看到了三点好处：
一、经济上，上海集结了中外大量货物，每月的厘捐就有六十万金，实属膏腴之地。军饷不用愁。
二、军事上，守住上海，可以和湘军一起，对太平军形成合围之势。
三、政治上，一旦取得成功，谋取“避处海隅、无所作为”的薛焕头顶上那顶江苏巡抚的帽子，易如反掌。
如此有前途的事情，最后才落到李鸿章头上，看来曾国藩还是亲疏有别。
然而，李鸿章为很快组建了一支自己的军队——淮军，并且成功守住了上海，进而顺手得到了江苏巡抚的乌纱帽。李鸿章成了真正的封疆大吏。
李鸿章镇压捻军。
太平军被扑灭之后，北方又兴起了捻军之乱。1865年6月，在两江总督任上的曾国藩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北上山东镇压捻军。
清廷认为曾国藩有镇压太平军的成功经验，又有号称“满清第一勇士”之称的曾格林沁率领的“满清第一精锐”骑兵做策应，一定会“手到擒来”。
然而事实是，曾国藩连吃败仗，致使局势更加严重，再加上曾格林沁被捻军击毙，让大清引以为傲的八旗骑兵彻底灰飞烟灭，清廷脸面尽失，对曾国藩极为不满，曾国藩也一病不起，急忙上书朝廷谢罪，同时希望清廷派李鸿章过来帮助自己。
然而清廷的决定大出曾国藩以外，擢升李鸿章为钦差大臣，彻底取代了曾国藩。
李鸿章很为难，如果自己出任钦差大臣，那两江总督的位子自然空出，如果兵败，将一无所有。再有一点，就是会伤害恩师曾国藩，让他认为是自己抢了他的位子。
李鸿章急忙上书朝廷，如果曾国藩不回任两江总督，自己剿捻的粮饷难以得到供应，朝廷知道李鸿章的为难之处，让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两人换了个位置，总算给曾国藩留了点颜面。
这一次，李鸿章又成功了。1868年8月，捻军被平息。
处理天津教案。
清廷为了打压曾国藩，让他来处理1870年的天津教案。曾国藩是这样处理的：下令处死肇事者21人，流放4人，徙罪17人，天津府县流放宁古塔，赔偿法国人白银损失49万两。
如此处理，洋人安抚下去了，但是国人却骂声一片。曾国藩不堪重压，上书另请高明来处理。
而接任者又是他的学生李鸿章。结果，李鸿章很快将此案处理完成。
这一次，李鸿章升任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至此，李鸿章的权利和地位都超过了曾国藩。直到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任上，李鸿章彻底取代了曾国藩，成为晚清第一汉族重臣。
成也洋务，败也洋务。
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到达上海不久，就见识了洋人武器的厉害，从此萌发了搞洋务的念头，他认为只有知洋务、懂洋务、用洋务，才能自强自立，抵御列强的欺凌。
基于对中外形势的估计和判断，李鸿章认为，当时的中国处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又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应该“自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而洋务运动就是建立数千年之奇业的必由之路。
那搞洋务运动顺序是什么？——先购买，后制造；先兵用，后民用；先实业，后文教；先外交，后内政。
对于洋务运动的核心要素，李鸿章归纳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而“和局”又离不开“战局”，从外交上实行“羁绊”的政策，对内争取时间，借法自强，最后方能战则胜、守则固、和则久。
就现在看来，他的思想是先进的，是务实的。但是，问题出现在了落实上。在“外须和戎”这一点上，李鸿章努力去“和”：朝鲜危机发生后，李鸿章希望借助俄国的力量对日本施压，迫使日本退兵；甲午海战发生后，他又希望借助英、法的力量给日本施压，以求解困。李鸿章如同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到处游说，到处裱糊。
然而，在没有强大实力做支撑的情况下，李鸿章只能做一个远古时代的纵横家，去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
然而，李鸿章不仅是一个纵横家，他身上还背负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的悲剧，不仅是他自己的，更是这个国家的。
梁启超批评李鸿章“只知外交，不知内政。”但是，李鸿章知道内政又如何？他能改变清廷的内政吗？他能改变清朝的政治制度吗？不能。
所以说，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充其量也只是一位一条腿走路的“瘸子”，而“瘸子”是无法和正常人进行赛跑并且取胜的。
中国和日本是两个重要的东方大国，在进入19世纪几乎同时遭到西方王列强的经济渗透和军事侵略，两国同样因此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并且为此而努力。所寻求的路径也大体差不多，都是从学习西方入手。但是，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日本学习的比较彻底，尤其是19世纪中后期，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等一系列改革，经济迅速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国力迅速崛起。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李鸿章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彻底划上句号。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假如李鸿章早死五年或者十年，对于他来说，就没有那么多的条约在等着他，他也不会承担北洋全军覆没的责任。他会成为一个近代中国改革的英雄人物而载入史册。
但是如果真的那样，我们或许不能那么迅速的知道李鸿章的路是走不通的，因为他给我们留下了悬念，我们不会那么快的认输，那么快的清醒，这也许是更大的悲剧。
没有洋务运动的失败，就没有戊戌变法的发生，更没有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
老天让李鸿章活的足够长，也许是让他为自己开创的洋务运动划上一个悲怆的句号。
结束语——
曾国藩是近代儒学、理学大师，在学问上李鸿章不如曾国藩，但是在经世致用的能力上，曾肯定不如李。
执着是曾国藩的整体特征，但是曾国藩执着而又脆弱，他曾经五次兵败自杀未遂。而李鸿章执着而又时时变通，而他的变通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坚持？
“做人要学曾国藩，做事要学李鸿章”就是说，做人要学习曾国藩的“忠、信、笃、敬”四个字，做事要学习李鸿章勇于任事，敢于担当，执着而又变通，真正做到“勇于任事，善于任事”，从而做到善始善终。
品读春秋001
所谓的“少年不识李鸿章，长大方知真中堂”是一群喜欢历史新说的专家和吃瓜群众们朗朗上口的“名言”，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整天把这句话挂在嘴上的人如果不是真的有自己的历史观，那就是人云亦云的炒作。乍一听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提升，对李鸿章的看法就会慢慢的改变，但是不管怎么改变，李鸿章的历史功过就摆在那里，不会因为时代的局限有什么本质的影响。
虽说过去的历史，特别是官方的一些历史教材对李鸿章不太友好，存在着一些不公正的评价，但是过分的给李鸿章脸上贴金粉，甚至是为了洗白而洗白就没什么意思了。作为晚清时代掌握军事和外交的大臣，李鸿章对于国家的衰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绝不是一句做事越多，骂名就越多能解释的。但是李鸿章毕竟也不是国家的一把手，国家衰落的责任根本上还在于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
首先，简简单单的用一个“卖国贼”来评价李鸿章是非常不公平的，应该给与“平反”。
李鸿章一生中为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背了无数的“黑锅”，晚清时期绝大多数的不平等条约都和李鸿章有关，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这是李鸿章被后人谩骂的最主要原因。客观的说，李鸿章一次又一次的签订不平等条约，并非真的是心甘情愿，更不能因此就背上卖国贼的骂名。国家一步步走向衰落，甚至最后连日本都搞不定了，根本责任在于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李鸿章夹在帝党与后党之间，虽然也是想为国家做点事情的，但是他本人根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没有天然的“卖国贼”，没有人不热爱自己的国家，即使是慈禧也一样，李鸿章更不可能主观上就想做一个“卖国贼”。
其次，李鸿章政治生涯中的“劣迹”也确实不少，过分的洗白只能解释为哗众取宠。
作为晚清时代的中兴名臣，李鸿章组建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兴办洋务实业兴国，洋务外交为大清争取最有利的外交局面，对于国家还是有很多功劳的。但是如今的有些网民，开口闭口就喜欢称李鸿章是一己之力对抗日本，挨了一枪为中国减少了一亿两白银的赔款，是晚清时代唯一一位做事的高级官员，李鸿章离民族英雄也就一步之遥了。针对这些为了洗白而洗白的言论，就只能理解为哗众取宠，一笑而已。因为李鸿章政治生涯中的“劣迹”也着实不少，对国家的衰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海防与塞防之争，两者本身都很重要，关键在于根据具体的形势作出决断。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迅速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日益成为中国的心腹大患，这点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英国和沙俄早就觊觎中国的内陆地区，新疆虽为“不毛之地”，但是战略地位极其重要。重视海军建设并没有错，但是因为重视海防就忽视塞防，甚至提出可以暂时放弃新疆，这样的建议实在是难以理解。值得庆幸的是左宗棠等人的坚持得到了慈禧的支持，也得到了大量富贾士绅的赞助，为中国保住了新疆，让“西出阳关无故人”仅仅停留在诗词之中。
在中法战争中，清政府在海战中自然是不占优势，不愿意提前开炮更是让福建水师遭遇全军覆没的惨败。但是在陆战中，清军一度取得胜利，不过李中堂乘胜求和的洋务外交让中国不败而败，承认了越南是法国的宗主国，为日后侵略西南打开了门户。
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并不是不正确，因为两国海军的实力决定着北洋水师不能轻易出击，与其盲目的出海寻敌，不如保存主力，只要两艘7000吨的巨舰在，就足以威慑日本海军。在这一点上，李中堂的决定还是非常高明的，但是“保船制敌”与一味的退让却是两码事，海上的劣势并不代表陆上也毫无胜算，陆上的溃败似乎就不能用武器装备来解释了。而北洋水师在黄海大战后完全龟缩在威海卫，将制海权彻底交出，日军随心所欲的攻击各个港口，运输兵力，最终用中国自己的大炮击沉了残存的北洋舰队。毫无疑问，李鸿章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最后，李鸿章充其量只能纳入一手做事，一手捞钱的官员，“宰相合肥天下瘦”是对他最好的评价。
在晚清的众多官员中，李鸿章既不是那种只会贪污的类型，也不是那种迂腐的书呆子。相比满清贵族，李鸿章办了很多的实业，是一位踏踏实实做事的官员。而相比翁同龢这类迂腐的书生，李鸿章自己的腰包也没少赚。所以该表扬的应该表扬，但是该承担的责任也没必要天天强行的洗白。
因为满清贵族的无能，致使国家一步步走向了衰落，这口黑锅丢给李鸿章绝对是不合适的，“卖国贼”的帽子扣给本泽马也不应该扣给李鸿章。但是如果整天把李鸿章抬到民族英雄的地位，把甲午战败的责任全部推给翁同龢，归结为北洋水师的炮弹问题，也是哗众取宠。李鸿章如果真的那么艰难，死后为何留下了巨额的私产，当然了，有人可能会说这些私产是他兴办企业的合法收入，公私应该分开。是的，李中堂的确就是这样一位官员，说的好听点是一手做事，一手捞钱，说的难听点就是一边做事，一边贪污。为满清贵族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未必是出于自愿，但是如果真的不愿意完全可以辞官不做，没必要把李鸿章搞得那么伟岸。适当的洗白没有什么毛病，但是如果为了贴金粉刻意的去美化，等于鼓励高官一边做事，一边贪污。
总的来说，“宰相合肥天下瘦”是对李鸿章最好的概括，他绝不是单纯的“卖国贼”，但也绝不是什么民族英雄，“少年不识李鸿章，长大方知真中堂”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过分的曲解就另当别论了。
徽南城意
之所以对李鸿章有这样一个评价，一方面是教科书造成的第一印象。再就是很多宣讲带来的负面影响，让很多人看李鸿章的种种事迹都是戴着有色眼镜。其实晚清的中兴四大臣里，每一个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评价。曾国藩会做人，左宗棠会做君子，张之洞会做面子，李鸿章会做官。
李鸿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因为签订了《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并且主张对法战争议和，还有出卖东北的铁路权益，以及贪污了数量相当庞大的钱。
但是他也有好的一面，像组建北洋海军，不管结果怎么样，至少曾经辉煌过。而且近代的很多兵工厂和制造厂都出自于李鸿章派系下。为了中国的近代化，李鸿章也是出了不少力。
因此对于这样一个有亮点又有污点的人，我们一定要更深度的去剖析。
李鸿章可以说在整个中兴四大臣中，最有国际眼光和外交天赋的一个。这个眼光和天赋，既成就了他，也给他留下了污点。
之所以说他最有世界眼光，是因为他很清楚整个世界的形式，明白大清国在世界上是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因此在镇南关大捷后，李鸿章极力主张议和，因为他清楚，一旦法国大举进攻，那么大清损失的利益会远比《中法新约》中的损失还要大，权衡利弊，最小的损失就是赚了。
但也是因为李鸿章过于相信列强之间的制衡之术，以至于在甲午战争中，始终不敢放开了和日本人打，以至于从开始就陷入被动局面，而西方列强也是看出了大清中干外强的本质，转而纷纷支持日本，也实在是李鸿章的失职。
至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这并非李鸿章的本意。在前往日本之前，李鸿章曾静告诫过光绪和慈禧，日本方面有他拖着，但是北京方面也一定要拖住。这点从《马关条约》签订的时间和内容的变化上也可以看出，李鸿章确实尽力了。赔款从4亿砍到了2亿，这确实是靠李鸿章的外交能力解决的。因为当时清朝就是打不过日本，百姓浑浑噩噩，朝廷懦弱可欺，财政濒临崩溃，不是说你吆喝着打下去就能打的。因此割地赔款已经是个定局，屈辱是必然的，而怎么减少损失，才是关键。
另外一说，这两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也是清政府要求李鸿章去签的，多少受一定愚忠思想的禁锢，李鸿章只能去做这个背锅侠。
今天的人们总是去称赞左宗棠，而去贬低李鸿章，这其实是一种很不厚黑的想法。因为多数老百姓不懂政治，大部分人依然是认为不贪污又能办事的才是好官，然而这样的官员终究只是少数，而且能不能混到权力巅峰就又是另一回事了。左宗棠这样的大儒大君子，终究只是个例外，官场这趟浑水，一旦陷进去，能出淤泥而不染的自古以来屈指可数。
李鸿章的贪污，这在当时很正常，李鸿章的问题在于受到俄国人的贿赂，而出卖东北权益。李鸿章干这么干，也是他的世界观在作祟，他很清楚，列强们觉得不会坐视任何一方独自强大，这就和前面我说过的，李鸿章对于自己的眼光过于自信，这是他的一个败笔。
有人说，作为一个官员，李鸿章没有做到让国家走向正轨，这是不称职的。但其实客观来说，恰恰是李鸿章把大清的官场看的太透了。这个腐败的政府，没有任何生气，腐朽的势力还在互相党争，没人想着如何让国家彻底走向富强，只是不亡就好。在官场抹水很深的李鸿章很清楚，就行自己一己之力，改变不了什么，所以只是尽力的做一个裱糊匠就好。因此李鸿章办海军、建工厂其实客观上也是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所以说，李鸿章很不容易，他不是君子，但是他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一个合格的大官僚。
火器工坊
年少的时候不好好读书。
长大了却整天看地摊网文。
没看过史料，没看过记载，就看过个《走进共和》，就看过一些“历史真相”，什么“历史揭秘”什么“震惊你的历史“……
就学了些什么“裱糊匠”，什么“真中堂”，什么“背锅侠”。
中堂粉们总是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
扣毛
1901年11月7日（光绪27年），清末名臣李鸿章辞世。
今人说起他，大多没什么好话。《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条约的签订，让李鸿章打上了「卖国贼」的标签。时人对于他，评价也不甚完满。士大夫对其西化主张多有弹劾，激进之人又怒其对旧势力的维护。
李鸿章的政治生涯，见证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巨变。他算是有识之士，从前人的经验和自身的经历出发，选择了「中体西用」的现代化路径，却在甲午海战之后，成为了永远的殉道人。
不同于李鸿章，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在甲午战败和日本崛起的经历中吸取教训，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国家，选择了「变法图存」的现代化路径，结果还是遭到了惨烈的失败。
李鸿章和梁启超，一个是旧式官僚，一个是新派文人。无论政见还是立场，都存在矛盾和冲突，可谓一对政敌。但正是因为如此，他们能够将彼此走过的路看得更清楚。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李鸿章还和他通信，并多有劝诫。
李鸿章逝世仅月余，梁启超就为他著书立传，并在序言中发出感慨：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敬惜与悲叹之间，既是梁启超对李鸿章的定论，又何尝不是梁启超对其自身、对维新、对中国近代的反思。
01.
守与变
李鸿章的现代化之路始于洋务运动。1862年，他率领成立不久的淮军抵沪，镇压太平军。彼时的淮军作战力很强，但是军容不整，装备破败。对此，李鸿章颇为自傲，他认为「军贵能战，非徒饰美观」。
很快，李鸿章目睹了美国人飞特烈·汤森德·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汉名又叫华飞烈）组建的洋枪队把太平军打得毫无招架之力，而且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也组建了他们自己的洋枪队，颇有「力可及远」的优势。至此，李鸿章的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开始他的「求变」之路。
作为洋务先驱，李鸿章的改革主张，追随了林则徐和魏源的理论先导，期翼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下，达到「求富」与「自强」之目的。
1865年，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制造军械生产之器，同时还配备相应的翻译馆和各类基建工厂。同年，李鸿章再主持建立天津机器局，专事生产枪械火器。
1873年，轮船招商局成立，「闲时民用，战时应急」。这也成为了李鸿章提倡官督商办的近代民用企业的雏形。而后的矿务局、电报局、铁路局等相应的洋务活动，李鸿章也参与其中。
同时，李鸿章也认识到：「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途」，他主张兴洋学，开设学堂，培养专门的技工和近代士兵，并派遣留学生。
洋务几乎是李鸿章现代化之路的全部，他因此为人赞，也因此为人谤。梁启超说：
「吾之所以重李，责李，而为李惜者，亦以洋务。」
在梁启超看来，李鸿章通晓洋务，却不懂洋务。他不知道洋务与西方国家现代文化互为充要，不仅仅只是一个升级的手段。
梁启超评李鸿章不知国务和政务，「以为中国政教之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李鸿章在和日本外交大臣森有礼关于「易服」的谈话中，也体现了他的守旧与傲慢。李鸿章看到了大局，却依然不明大局，「殊不知今日国家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
李鸿章有开明的视野和思想，但也是典型的中国旧式官僚。他的现代化之路是绕道而行，避开皇权中枢的权力斗争，尽量不触及统治阶层最核心的利益。
主张变法却因循守旧，这不仅是李鸿章的问题，也是中国近代官僚阶层的整体悲剧。梁启超说李鸿章「不学无术」，其实天下之人皆不学无术。
洋务是李鸿章自平叛以后最辉煌的功绩，在此之后，「李鸿章得意之历史终，而失意之历史方始矣」。当时中国人期盼通过西化而完成的强国之梦，甲午一战，会同这一时期最精彩的成果——北洋水师，一起覆灭，李鸿章的现代化之路终于此。
02.
战与和
办洋务是李鸿章的济世之策，而外交则是他在政治上的一个救国之图。天津教案之后，李鸿章开始着手处理与他国的相关事宜。他处理对外事件的手段其实很简单，就是借力打力，以夷制夷。
梁启超认为，在中法越南问题上，李鸿章是借了普法战争，法国无暇东顾的便利，才得以顺利解决纠纷。而在中日朝鲜问题上，李鸿章利用多国在朝鲜的利益，彼此牵制，而对于朝鲜则多加怀柔，劝服其开放门户，接受西化。但是，正是他对朝鲜的忽视，对日本的轻慢，最终导致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
19世纪中后期，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下，朝鲜一批有志青年提出向日本学习，并借助日本的力量推翻朝鲜的守旧势力，让朝鲜走上变革之路。1884年12月4日，金玉均等人在日本的案中帮助下，带领其麾下开化党人在朝鲜宫廷实施暗杀和破坏行动，并颁布带有现代色彩的改革纲领。守旧势力向清政府求救，袁世凯奉命带兵入朝平叛。中日事后签订《中日天津条约》，名义上实现了朝鲜与清政府的地位对等，而且也为甲午战争埋下了定时炸弹。
正如梁启超总结的：
「中日之战，起于朝鲜。推原祸始，不得不谓李鸿章外交遗恨也。」
梁启超认为，李鸿章对甲午海战负有直接的责任。首先，他「不明近代公法，酿成战端」。李鸿章对于朝鲜和对于越南的理解是一样的，仍然是宗藩体制下的主国心态。殊不知当时的国际关系，所谓的朝贡已经不复存在了，「属国无外交」已成旧历。
其次，「战略上一再失机」。李鸿章处理外交事务的一贯手段就是「以夷制夷」，中日之战一触即发之际，他还「日冀俄英出为调处」，此为失先机之一；战起之后，不顾前方军将的请战意图，令北洋舰队退回军港，此为失先机之二。再次，「用人不当，治军不严」。
总结来说，李鸿章在甲午海战上的重大失误，战术都还是其次，最要命的还是他的战略视野太过狭窄。然而，这并不能完全怪罪于李鸿章，见识与眼光是当时整个中国最致命的缺憾之一。
梁启超说：
「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
李鸿章周旋于西方各国之间，赢得了极佳的外交名声，一方面在于他实属当时首屈一指的外交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求和与求盟的态度。梁启超认为，西方列强对于中国更多是求财，而李鸿章也确实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始终坚持「以夷制夷」，但是他并未认识到「我有自立之道，方能致人而不致于人」。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迅速迈入现代文明的行列，而当时的中国还在前近代的门前徘徊，甚至都不知道从何而入。
03.
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战后闲赋在家，反思了他为何没能通过洋务让中国强盛，留下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既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补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在《李鸿章传》的最后，梁启超给予了李鸿章极高的赞誉，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一人物」。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兴衰，从「中兴」良相，到「变通」之才，再到后面的「误国」庸臣，确实是可敬、可惜，却也可悲。
梁启超写的是一个时代的伟人，写的也是一个时代的变化。他在传记开篇就说到，他是跟随太史公的笔触，表现一种「史识」，即一种「知兴替」的认知，重点在于对历史理解和时代的反思。
李鸿章最辉煌的四十年，是中国近代巨变开始的四十年，也是中国人近代之路抉择时机的四十年，他的路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近代中国的选择。「千年未有之变局」从李鸿章开始，却远没有完结，前行的路线如何，或许还能从李鸿章处找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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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大卖国贼真有点要翻身的感觉？我们看看与李鸿章同朝的、同样是晚清四大名臣的左宗棠是如何评价李鸿章的。
左曾怒斥李“十个法国将军都没有一个李鸿章对中国的破坏大！”
李鸿章，不管如何，早已被历史钉死在国家民族的耻辱柱上，永远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那些为李鸿章开脱的，粉饰的，也不过是借此为那些向西方弯腰屈膝，涎脸讨赏的奴才脸上涂些粉罢了。
用户64903710
要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李鸿章生平都做了哪些事情?
李鸿章一生中，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30多个不平等条约，以至于现在人们一想起他就会与“”丧权辱国”这四个字联系在一起，认为他是卖国贼。但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他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以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德国海军大臣柯纳德称他为“东方俾斯麦”，慈禧视他为“再造玄黄之人”。李鸿章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
少年时我们读到晚清历史的时候都为李鸿章的卖国而感到羞耻，等风华逝去，我们再读晚清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李鸿章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物。他有自私的一面，在组建淮军之时，为了巩固地位，建立了自己的淮军幕府。在苏州杀降事件中，利用洋人赫德等人为说客，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就曾经评价过李鸿章。书中写到，“李鸿章在戎马压境之际，有忍气吞声之言，旁观者尤为酸心，更何况李鸿章身临其境的感受。”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若以中国之失政归罪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我4万万同胞放弃国民之责任者，又应该负什么责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