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作为“民间自组织的集联络乡谊、服务科举、祭祀乡贤，甚至客死善后功能于一体的提供集会、餐饮和住宿服务的半公共活动场所”，明清会馆在设立、组织和营运中有如今十分时髦的互联网金融概念——“众筹”的影子。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郑志刚讲述了明清会馆设立、组织和营运的一些基本特征和为今天的众筹营运模式带来的有益启示。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20年第1期。
会馆是明清时期民间自发组织的集联络乡谊、服务科举、祭祀乡贤，甚至客死善后功能于一体的提供集会、餐饮和住宿等服务的半公共活动场所。它既不同于古代郡邸、讲奏院、朝集院等类似于现代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的古代官设机构，也不同于古代逆旅等向全体公众开放的商业性质的旅馆和客店，而是由来自同籍的乡党依据自愿原则捐资合伙设立，主要向应试或经商的同乡开放，并为旅外的同乡岁时祭祀聚会提供场所。 会馆最早出现在明朝永乐年间，在清乾隆嘉庆年间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省州府乡人在各地争相建馆”。到清光绪年间，仅在京建成的各地会馆数量达500多个。
对于会馆在明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往研究存在两种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明清会馆是中国社会地方乡绅自治传统在各地的延伸，有助于道德教化和秩序维护，与传统儒家文化的理想和实践相契合。例如，福建汀州会馆在馆约中有“惟礼让之相先，惟患难之相恤，惟过失之相规，惟尊君爱国之相砥砺”等语。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会馆的兴建为原籍乡绅、在京官员和工商巨贾的政治勾兑提供了温床，出现了地域性的帮派集团，成为近代臭名昭著的乡党政治的古代渊薮。例如，在明朝宣德年间，民间流传着“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说法。宣德年间共录取进士2081名，其中江西一省就有559名，这被认为是当时执掌朝中重权的江西籍内阁大学士杨士奇“私其同乡所致”。而同期江西在京会馆的无论数量还是规模位居各省前列。
抛开明清会馆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有争议的角色，本文特别关注的是，作为“民间自组织的集联络乡谊、服务科举、祭祀乡贤，甚至客死善后功能于一体的提供集会、餐饮和住宿服务的半公共活动场所”，
明清会馆是如何设立、组织和营运的。让我感到十分惊奇的是，明清会馆在设立、组织和营运中有如今十分时髦的互联网金融概念——“众筹”的影子。 明清会馆的设立、组织和营运的背后有“众筹”的影子
提起“众筹”，人们很自然地与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的资金供需双方的直接资金融通等互联网金融实现形式联系在一起。出于对某项产品或服务的兴趣，众筹项目的投资者从最初体验者，转为积极的投资者，进而成为稳定的需求者。“点名时间”和“我们一起喝咖啡”等采用的就是标准互联网金融概念下的众筹营运模式。
对照明清时期会馆的设立、组织和营运，我们从中可以观察到浓郁的现代互联网金融概念下的“合伙众筹”的痕迹。在记录会馆修葺历史的碑刻中，研究者经常会看到很多类似于“经我先贤热心资助，慷慨乐输”（《玉行规约》）等表述。这表明，会馆设立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同乡贤达的捐赠，而非股东投资。同样重要的是，会馆设立修缮是以所在地域同乡会为基础形成的全体同乡大会共同决定的，而并非按照出资额大小进行股权表决。所谓“召集全体大会，共同议决，兴工翻修”。我们看到，上述两个特征使明清会馆从设立到组织和营运都具有十分浓郁的“众筹”，而不是“现代股份公司”的色彩。
从众筹这种互联网金融实现形式衍生出来的是目前在投资领域十分流行的“众筹”投资理念。例如，由全国工商联发起，董文标、卢志强和史玉柱等一干商界大佬深度参与的中国首家“中字头”民营投资公司——
中民投即采用众筹理念募集资金，形成由59家行业领先企业联合设立的所谓“超级众筹”。按照董文标先生在中民投成立之初的设想，“中国100家大型民营公司，每家民营企业出1个亿，就是100个亿”。然而，2019年2月13日，中民投在债务兑付危机下雷暴，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而在此前的2018年10月29日，清华大学总裁班34名学员通过微信群成员众筹开了一家餐厅，该餐厅后因经营不善申请破产。面对数见不鲜的现代众筹失败案例，让我们感到颇感惊奇的是，同样以众筹理念设立、组织和营运的明清会馆却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并成就了一时的辉煌。
明清会馆的经验有值得今天的“众筹”借鉴的地方
在讨论众筹下的明清会馆为现代众筹营运模式带给哪些启发之前，让我们首先简单了解一下明清会馆设立、组织和营运的一些基本特征。
其一，在文化传承上，会馆以“敦亲睦之谊，叙桑梓之乐”为主旨，成为客居异乡的官宦、试子和游商寻求思乡情怀抒发和慰藉的聚集地。例如，在福州会馆，“承平时，京曹乡贯，或同举进士举人者，每岁首，必衣冠会饮，谓之团拜”。会馆的存在由此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乡绅自治传统的延续。官僚倡导和资助创设使会馆成为地方经济文化实力的象征。这体现在，会馆的规模，“大都视各地京官之多寡贫富而建设之”。
从“敦亲睦之谊，叙桑梓之乐”的主旨出发，明清会馆开放对象往往以同乡为限，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排他性。例如泉郡会馆明文告示，“本会馆为泉属各县旅平同乡公共之处所，凡非泉属各县同乡不得住馆”。而地域色彩浓郁的明清会馆一方面成为对“流寓人员”实行有效管理的理想社会组织，客观上发挥着政府与客居群体之间的中介管理调控组织功能，以至于，“奈人杂五方，莫相统摄，欲使之萃涣合离，非立会馆不为功”。另一方面，则借助会馆的社会连接功能，会馆加强了与皇权制衡的绅权的影响力和抗争性，成为乡党政治的社会源头。
其二，在宗教情节上，会馆的设立和营运不仅迎合了客居试子和商人的祭祀家乡先贤和特定宗教信仰的需求，而且相关宗教信仰成为会馆成员行为的一项精神约束。会馆往往首先祭祀的是“吾郡城隍之神”，“春秋享祀，以主其福”。例如，山西会馆非常崇祀关公（三国关羽），不仅是因为关公为山西同乡，而且关公重义轻利，成为“以管鲍之风经陶朱之事业”的晋商的典范。而主要功能为服务科举的试馆，祭祀的主神则是保佑各省举子金榜题名的文昌帝君。各类行业会馆则供奉的是庇护行业兴旺发达的行业之神。例如，福建延邵纸商会馆，“每岁由闽航海，荷神庇，得顺抵天津”，因此，“合建会馆，已祀天后（妈祖）”，“商人每于岁之冬十月，售纸入都，敬享（天）后。因会饮于一堂，既答神䔃，而乡谊亦可敦焉”。而为了迎合乡党不同的信仰需求，在一些会馆中更是同时设立各路神仙的塑像和牌位，便于乡党各取所需，求同存异。除了通过共同的宗教信仰基础聚拢乡党，在会馆文化建设中引入宗教礼仪和特定风俗同时成为会馆成员行为的一项潜在精神约束。例如，一些会馆规定，有不照向章入捐者，届期馆中祭祀，“不得到馆拈香”。这就如同一个宦游的子弟由于担心一旦做了对不起列祖列宗的事无法落叶归根，进入祠堂，因而在行事做官上无不严守祖训恪尽职守一样。
其三，在资金筹措上，会馆依据自愿原则，以乡党捐赠为主，辅以“喜金”和“房租”收入。在福建龙岩会馆的馆约中，明确写明，“凡有慷慨乐捐者，毋分爵秩，自一两以上，悉登记簿籍”。喜金收入则是那些金榜题名的举子和补授官位的候补官员以及其他捐请诰封、除授官职等的同乡为了感谢会馆在其困顿艰难期间提供帮助的酬献金。喜金通常随品级不同，自行“填捐”。但也有一些会馆会对喜金“捐赠”下限做建议性规定。此外，会馆的稳定收入还包括出租给同乡候补官员和试子会馆房屋所收取的租金。为了保证试子获得优先居住，一些会馆建立了“京官让试子”的“住馆之例”，很好体现了会馆设计“服务科举”的初衷。其四，在会馆管理上，主持会馆的多为地位显赫的京官或绅士，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有号召力，而且在经济上也有一定的实力。作为“掌管簿籍，收支银两，经理祭祀，并料理馆中一切器皿”的馆主，在很多会馆，“通常由京官出任，如一时未有京官，以候补候选者代之”。这些通常没有报酬，或只有微薄的车马费的馆主，往往实行轮值制，任期一年到三年，不等。因而馆主有时又被称为“值年”，或“值年馆主”。一些会馆除设馆主或值年一人总管会馆的簿籍银两和处理会馆的重大事务外，还设置干事、庶务、会计等职位若干名，协助馆主管理会馆。例如，“董理庶务会计者，每年于二月内，将先年收入租金及支出费用，开具清册，请众核算”。即“将清册另抄一单粘于馆内，備使众周知有无存积，以示大众”。我们看到，这是会馆实践中形成的传统信息披露制度，构成明清票号十分重要和基本的内控制度。 其五，会馆的公益性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明清时期，为数不少的会馆把收入的余资作为应试卷资，“遇文武会试乡试，诸君子试卷笔墨之费，可取资于是，聊为斯文润色”。有的会馆还资助考生盘缠，对于家庭贫困和落地举子予以特别关照，再次凸显了会馆最初作为试馆，服务科举的初衷。会馆的公益性还体现在一些附属会馆的戏楼成为普通市民观赏戏剧的公共剧场。例如，清朝时期的湖广会馆、安徽会馆、阳平会馆和正乙祠等会馆附设的戏楼蜚声京城，成为当时享誉全国的戏楼。各会馆戏楼以演唱豫剧、黄梅戏、昆曲等地方戏曲为主，一方面丰富了当时京城市民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则有助于地方戏剧文化的传承和保守。这些会馆附设戏楼的一个间接成果是最终促成了清朝乾隆末年四大徽班进京和“京剧”的诞生。那么，明清时期同样在“众筹理念”下组成的会馆的设立、组织和营运可以为今天的众筹营运模式带来哪些有益的启示呢？第一，不排斥盈利，但高于盈利的众筹设立宗旨和目的。明清会馆没有沦为当时一般的逆旅、客店，而是在明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恰恰与其服务科举，联络乡谊的初衷联系在一起。看似不以盈利为目的，但会馆在明清时期实现了持续稳健的经营，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今天很对企业渴望的“基业长青”。今天我们似乎很少有人了解明清时期一些著名客店的招牌，但是有名的明清会馆即使作为遗迹在全国主要城市存在今天依然不在少数。 第二，通过建立透明公正的管理和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取信于乡党。我们注意到，在那些声名卓著的会馆中，不仅对会计簿籍日常管理严格进行信息披露，所谓“将清册另抄一单粘于馆内，備使众周知有无存积，以示大众”；另一方面，对于从设立到中间修葺乡党的捐赠款项，会馆必严格记录在案，立碑纪念。现在看来，在古代信息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记录和保存真实事件的碑刻扮演着历史见证者的独特角色。比普通人生命更长的石质碑刻会使每个捐赠者相信，未来会有人记住一个叫做“XXX”的捐赠者的名字。碑刻的记录因而不仅是写给当下人看的，它更是写给后人和历史看的。第三，利用位尊声显者的声誉约束馆主的自利行为，并使其在必要时承担会馆经营风险。从明清会馆的馆主产生的人选中，我们看到，馆主或者来自地位显赫的京官、候补官员，或者来自德高望重的绅士。对于这些人，为家乡谋福利，造福乡里的动机和意愿比从会馆经营中徇私舞弊获得蝇头小利的动机大得多。更加重要的是，其污秽不洁的名声不仅会在会馆所在区域的同乡间流传，甚至会通过流动性颇高的会馆辗转传回原籍，使其面临“无颜再见江东父老”的风险。因而，看起来甚至“没有报酬”的明清会馆的馆主，在 “声誉”的约束和激励下，其行为比高额薪酬激励下的客店的“掌柜的”似乎更加尽职，更加勤勉。而馆主的轮值一方面是为了使更多声高名望的京官和绅士参与其中，使会馆变成“大家共同的事业”，另一方面则客观上避免了某一馆主长期把持会馆可能形成的现代公司治理实践中所谓的“内部控制人”现象。官员或绅士出身的馆主所具有的高于普通乡党的经营风险的承担能力则来自这些人往往“在经济上也有一定的实力”。第四，宗教的精神约束成为在世俗声誉约束的基础上对馆主及其他经营者行为的另一层约束。在明清时期人们普遍寻求内心平衡的宗教盛行的时代，宗教的来世惩罚有时比世俗的现世肉体惩罚有时更加可怕。今天的很多人们显然很难理解，为什么届期馆中祭祀，“不得到馆拈香”这一今天看似十分荒诞的规定，但当时对于一些同乡却会成为可置信惩罚，并被列入相关的馆约中。第五，通过社会责任的履行建立友好的外部环境。 会馆对于家庭贫困和落地举子予以特殊关照一定程度上赋予会馆公益性色彩，使其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和尊重，也为会馆的顺利营运营造了平稳友好的外部环境。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众筹下的明清会馆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众多因素的复合下使其成功具有了某种历史必然性。而对照我们今天举办的一些众筹项目，我们又做到了其中的几条呢？
郑志刚，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世界经济》、《管理世界》等学术期刊匿名审稿人，兼任深圳股票交易所《证券市场导报》特约编委，中国建设银行等博士后合作导师。2013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研究领域包括公司治理、经理人薪酬、法与金融、公司财务等。出版《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公司治理机制的整合》（2007）、《中国公司治理的理论与证据》（2016）、《从万科到阿里：分散股权时代的公司治理》（2017）等著作。
来源 《经济学家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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