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平
山东人
抗疫志愿者
部队退役干部
知识产权法务从业者
毛平，在北京生活的山东人。武汉疫情期间，他一个人只身来汉，进行了50多天的心理援助志愿者工作。从方舱到医院、从社区到病患家中，他一直在用“真诚”与“专业”，抚慰着那些需要心理疏导的人们。他说，我是一个普通人，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好好做普通的事儿。
很荣幸有机会在这里分享，今天给武汉的朋友们分享一下我做志愿者50多天的一个心路历程。
做志愿者初衷
谈到为什么来武汉做志愿者，我想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 我有这方面的经验能力，我是从部队转业的干部,退役军人。我有急救护理的经验，同时又学了大概有12年的心理学，对心理疏导有一定的知识和过往比较成功的经验。在2008年，我刚从部队转业的时候就去汶川做过志愿者, 地点在绵阳市北川县的陈家坝，大概有两周左右的时间，类似灾后的一个清理吧。
另一方面，我现在也是个人创业者，因为这次疫情，没法开展工作，所以来武汉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第二个原因，我在1月5~6日时，来武汉出过差。出差回来后，又在北京、广州、郑州、深圳、还有济南出差。1月17日，我回到山东日照老家，回去之后就开始莫名其妙发烧，当时没有在意，躺了五天，就恢复了。
1月17日到19日的时候，我高烧不退，39.2摄氏度，一直咳嗽，咳得很凶。那时，正是钟南山院士来武汉研究疫情，我对照他对新冠病情的描述，觉得自己状况很像，所以有一点恐惧，但经过五天之后，我的身体很快恢复了。
所以不管那次到底是普通细菌感冒，还是新冠肺炎，这个说不清楚。但，整个过程和新冠肺炎的症状很像。所以中间发病时候，心理上是有一个变化的。那种由恐惧到担忧、到接受，最后坦然面对，去慢慢恢复。这个心理状态和过程，我觉得可以跟新冠肺炎患者去分享。这是我第二个来武汉的原因。
第三个原因，其实与我的个人行事风格有关。当时是1月27, 28日的时候，武汉曾经有一个数据提到，发热门诊的就诊人数降低了一半，确诊人数从900多例，第二天降到315例。我当时觉得这个现象有好转。我以为1月28日的时候，武汉新冠肺炎的拐点已经到了，而其他地区的输入型新冠肺炎疫情，会达到一个高峰期，事实上，那两天，也确实是输入型肺炎进入高峰期的一个初期。
于是，我在1月28日发了一个朋友圈，我的预判是：武汉的新冠肺炎的疫情拐点已经到了，而武汉以外的输入型的疫情正在高峰期。现在看来，我当时对这个疫情还是比较乐观的。
但是，没有想到在1月29~30日的时候, 武汉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的数据一下子超过了千例,越来越多。我觉得我的判断是错误的。这种误判会误导其他相信我的人。因为，我当时在朋友圈儿发了这个信息，我好多朋友比较信任我，但我却误导了大家。
那时候，我就决定直接来武汉，一是做一些工作，第二个就是要向大家证明，我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我是自己一个人回老家过年，跟父母在一起。我父母年纪比较大了，我母亲71岁，父亲也72岁了。他们其实比较担心我。我跟他们说我是回北京工作。但是，我去做志愿者一定要跟孩子，还有孩子妈妈说清楚，当我给她说的时候，她们是不同意的，非常担心我的安全。我也有一点犹豫，因为毕竟她们说的也有道理，万一有什么问题，孩子还小。最后我还是决定来武汉。
到了武汉的时候，给孩子她妈发了一个微信。我当时也是很心酸的，她说：“新新还小，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新新不能没有爸爸。”
当然，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比较个人。我来这儿其实也是为了我的女儿新新，因为我要向新新证明：他爸爸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父亲。父爱如山，高山仰止。父亲就是要有一个榜样的作用，而不仅仅是陪伴。
这些就是我大致来做志愿者的一个初衷。
开启武汉志愿者工作
接下来谈一谈，我在来武汉将近50天的志愿者工作到底做了什么？
这段历程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我刚到武汉的时候。我来武汉之前跟两家医院已经联系好了，一家是中南医院，一家是同济医院，本来我想去协和，但是这两家医院都需要我去，都同意接收我。因为毕竟我懂护理，又懂心理。男护士比女护士，体力上也占优势。
另外，当时和武汉医生沟通时，他们也提到过有些医护人员，尤其是一些护士，都是小姑娘，她们当时的心理压力非常大，一是工作压力很大，第二她们对这疫情也是有一些恐惧和焦虑的。这些护士也需要一些心理疏导。
我来武汉的当天，就直接去了同济医院。在同济医院的门口等了半个小时，当时遇到这样一个情况:武汉市不准医院接受个人医护志愿者了,他们只接收集体派过来的医疗队志愿者，需要统一安排。
医院护理工作干不了，我就开启了大概有十天的心理咨询工作。我的一些朋友，知道我在武汉，就把我的电话发出去了。每天收到的咨询求助电话非常非常多。当时，患者和患者家属在这种状态下是很慌乱的，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就医，更为主要的是，需要帮助患者及家属做心理疏导,进行危机状态下的心理干预。
有时候，从早晨六、七点就开始接电话，最晚的时候忙到十点半，到了下午才想起来没有吃饭，因为外边儿没有饭买，所以一直吃泡面。我发现吃泡面很容易发胖，来武汉这段时间还胖了几斤。
2月10日，当时武汉战令是“应收尽收，刻不容缓”，但社区基层工作压力很大，我依然会收到求助电话。我与患者、社区、医院紧急联系，了解到某个街道大概还有180多例未收治，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危重症患者，这无疑增加了病毒传染的风险。在武汉，像这样的街道基层社区还有100来个，保守估计还有10000多未收治的病人。
我和师兄把收集的这些情况写成了一个报告，建议社区要进行拉网式的排查，把病人都找出来，这份报告被辗转递给了上面，据说上面很快就批示了。过了几天，2月13日，武汉市新增了13436个确诊患者，是前几天的六七倍。我想，也许和这个文件有些关系。
面对这么大的疫情，对政府的应对能力是很大的挑战，这一点我是非常理解的。我们作为民间的力量，只能尽其所能地做点事情，我一直密切关注疫情动态。当13400多例之后，第二天是4000多例，之后就在1000多例，后来几百例甚至最后到几十例到现在的归零。我觉得武汉疫情的好转就是那次收至13000人开始的，快速收治感染人员，最大程度避免更大范围的疫情传染。
和朋友们一起捐赠物资给贫困家庭
在这段时间，我发现向我求助的一些朋友, 要么是大学教授、要么是省公务员儿、包括一些清华的师妹。他们家庭环境比较好，工作比较好，应该在武汉属于中产阶级。我想，他们都要向我一个来武汉没多久的志愿者去求助，那么有可能有更多的，一些家庭收入不太好的，人脉关系薄弱的人，比如说孤寡老人，还有文化程度可能比较低的一些患者，他们更是求助无门。
当时，我就决定去帮助这些人。我自己出了一部分钱，包括我师姐、师兄，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资助了我一些资金，去购买了一些物资。主要是酒精、口罩、双黄连口服液、还有菊花茶、金银花等，然后送到社区，通过社区的下沉干部，直接给到一些比较贫困的家庭，给他们献一点爱心。
当时隔离点的物资也比较缺，尤其是酒精，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捐赠。差不多到2月份，我们大概物资捐赠有十几万元。当然主要是我朋友给我的帮助，我自己是我很难去承担这个经济负担。
第三阶段，在方舱进行心理援助
从2月19日开始，我开始进驻武汉客厅方舱医院。那里有一位阿姨,她的老伴儿，因为这次疫情去世了，她的情绪很不好，一直在哭诉。这种哭诉在方舱医院，这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封闭空间内，会非常影响其他的病人。
于是，我耐心倾听她的哭诉，积极帮助疏导，阿姨就逐步平静下来了。后来，我在方舱医院上了三个整班，第二次去,这位阿姨就已经不在打电话哭诉了，情绪平静了一些，第三天，我感觉她的精神状态，都变得更好了一点。
因为我是心理援助者，可能跟其他医护人员不一样，我要坐那儿倾听，跟他们讲话，给他们做疏导，甚至有的时候要握住他们的手，这样一听一说，可能就几个小时。当时，穿着全套防护装备，我都感觉有点儿窒息了。
我每次去病区的时候，他们非常欢迎我，我走的时候也是挺不舍的，那个情景让我觉得挺感动的。
后来，我在方舱的一些病人转到了中南医院，病情加重了，他们跟我求助，我就去了中南医院,做了两次疏导。他们说在中南医院没有牛奶喝，我就和朋友一起给他们买牛奶，还有一些高维C饮料，还有其他的一些营养品,包括像龙眼肉啊,枸杞呀，菊花茶呀，送给他们。
再之后，我又去了其他医院做心理援助。其中，有一位小伙子，因为这次疫情，他的女朋友不幸去世了。他的心情肯定是非常非常低落，很抑郁，有时候会无意识的去扮演一些他女朋友的角色。于是，我就尽力去帮助他，让他感受到真心有人在关心他，比如说他需要眼药水，我会去购买眼药水，之后给他送过去，跟他一起聊天，去谈谈感情问题。他平静下来之后，现在已经出院了。
有一些咨询者，好了之后也会给我发短信，有问题，就会咨询我，我跟他们说两句之后，他们就觉得很有信心，这种互动的感觉很让人欣慰。
第四阶段，给社区居民做心理疏导
因为这次疫情，普通的居民也会引发一些比较严重的应急心理反应。
其中有一位保安小伙子，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对我是极度不信任。当时我带了菊花茶，给他泡了之后，他是不喝的。我喝，他母亲喝，他也不喝，防范心理很重。后来，我一共去了四次，了解这个小伙子喜欢中医，然后跟他从中医入手，让他慢慢打开心结，他也开始明白自己要干什么，自己想干什么，这样的话，慢慢就恢复了。这个小伙子状态的改变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现在有一辆可以出行的电动车，也是一个向我咨询的朋友借我的。当时，他因为担忧恐惧、精神极度紧张，再加上比较肥胖，湿气比较重，引起了严重的疱疹，又不能去就医，我就告诉他怎么去用药，告诉他怎么去缓解情绪紧张。等他好了，他就把电动车借我，以表感谢，人与人的缘分挺有意思的。
第五阶段，心情放松，做社区志愿工作
基本上来说，这个阶段就很轻松了。主要做一些社区志愿活动，北京红丹丹基金会为我们提供了7000箱饮料，高VC饮料，对接了差不多几十家医院，因为那个饮料还是不错的。一箱15瓶，一瓶500毫升，大概七千箱的话有将近50吨。都是我一个人在武汉对接的，还好当地朋友和一些志愿者帮我，挺给力的。这次疫情，我接触到许多人，包括医院，包括社区，包括之前的民警，派出所，还有基层干部，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前几天刚去菜地收爱心菜莴苣
这两天武汉的确诊数字清零了，我的志愿者工作就变得比较少了，我觉得可以开启在武汉的度假模式了。然后，这个期间还会接到一些求助，尤其是做心理疏导，应该是灾后的一个心理重建。
疫情期间有一种叫“幸存者内疚”，大家都以为这是灾后的一个心理创伤。其实不见得是一种创伤，而是一种很自然的必定要经历的过程。这个过程说明什么？说明人性是本善的，有一种悲悯，我觉得是蛮好的，但不要过度，怎么去化悲痛为力量，然后重新开始疫情后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包括方方说疫情之后，武汉人民会有一个比较深层的悲痛心。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出现。
有空去武大转转
现在我可以有机会去休息了，我觉得蛮好的。有很多朋友知道我在武汉做志愿者。他们一直说，你这是大爱，很感动，你是英雄。其实，我这个人受得了责难，受得了诋毁，但受不了赞美，我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我个人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大爱，也不是什么英雄，就是一个普通人，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做的普通事儿。如果真的说这是英雄主义的话，那我觉得做英雄其实真的非常简单，只要大家想去做事儿，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那么大家都可以成为英雄。
后记：
观察员明星: 感谢毛平老师分享，千里逆行，而且做了那么多事情，谢谢您对武汉的付出和努力。
观察员王文丽:感谢毛平老师为我们详实的志愿者行动的心里路程和服务路径，我代表武汉人民感谢您的义举，您用行动为孩子做了最好的榜样。
观察员雪芬:感谢毛平老师这么多一线的真实事件分享，您真的是一个普通的人做了好多量力而行的事，感谢您量力而行的付出。
观察员明星: 尤其是能够转换思维 优先去照顾那些资源贫乏的武汉市民，明显是有底层关怀情怀的公民。
观察员童小兰:谢谢毛老师分享，千里逆行为我们武汉人民做了那么多事！谢谢你。
观察员罗霞:那份被签发的报告,真的加速挽救了多少人,谢谢您!感谢您作为普通的个人做了那么多普通的事情,带给我们这么多温暖和感动!
观察员Ai:谢谢毛老师分享，千里逆行为我们武汉人民做了那么多事！谢谢你
雪芬:多少感谢都表达不完对毛平老师的谢意，这就是平凡人的故事，不平凡的意义。
观察员鱿食间-胡斌:谢谢您，一直对志愿者很佩服！今天听志愿者的经历！
特别是心理辅导过程中的反复，受益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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