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
高麗在政治正統性上對北宋的依賴
北宋建國伊始，高麗就表現出了極強的依附意願。公元９６０年北宋建立，９６２年，高麗國王王昭即遣廣評侍郎李興佑等人宋朝貢，成為第一個向宋朝朝貢的國家。９６３年，高麗改用宋太祖乾德年號，自此兩國正式建立朝貢關係。
這種朝貢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高麗對北宋文化的尊崇所維繫的。在高麗使用北宋年號後的三十年間，高麗曾向北宋派遣使團２６次，北宋也向高麗派遣使團１０次。高麗希望通過與北宋的政治往來，為吸收漢文化創造必要的條件。９７６年，高麗主動派遣留學生到北宋國子監學習中國文化。９８２年，高麗成宗發詔書求建言，高麗著名儒學學者崔承老提出《時務論》２８條，其中第１１條稱：“華夏之制，不可不遵，……其禮樂詩書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宜法中華，以革卑陋。”
在這種文化認同的影響下，高麗將北宋的政治承認視為本國政權正統性的重要來源。９８１年，高麗國王胄病重，禪位於其堂弟治。國王治隨即派使者向北宋報告即位的原委，請求冊封，在得到冊封之前，只以攝位者自居，自稱“知國事”。這種在政權正統性上對北宋的依賴甚至在遼通過軍事手段完全主導高麗之後依然存在。９９４年２月，高麗在遭遇遼大規模人侵的情況下被迫向遼稱臣，第一次“兩面結盟”宣告終結。依據遼麗雙方的議和條件，高麗應斷絕與北宋的關係，但高麗卻於同年６月遣使赴北宋，“訴以契丹寇境”，“乞師以報前年之役”。
９９７年，高麗國王治卒，弟誦立。此時高麗已奉遼為正朔，並“受制於契丹”而中斷對北宋的朝貢，但仍然“遣兵校徐遠來候朝廷（指北宋）德音”，無奈“遠久不至”。
１０１０年遼第二次人侵高麗後，高麗又遣使赴宋。１０１４年，高麗遣內史舍人尹徵古入宋，“仍請歸附如舊”，並“請降皇帝尊號、正朔”。
與對北宋由衷認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高麗對由少數民族建國的遼國從一開始就持鄙視的態度。高麗建國不久，曾主動與當時的後唐、吳、越等政權建立政治上的宗藩關係，後來又相繼與後晉、後漢、後周等政權保持外交往來和宗藩關係。而對於同一時期興起於中國東北的契丹政權，高麗不僅一開始低估了其實力，並未在戰略上給予重視，而且還以儒家文化的華夷觀標準對其採取公然的蔑視態度。高麗開國之主王建在給後世子孫的《訓要十條》中明確宣示，“惟我東方，舊慕唐風，文物禮樂，悉尊其制。殊方異士，人性各異，不必苟同。契丹是禽獸之國，風俗不同，言語亦異，衣冠制度，慎勿效焉”。高麗太祖的這種感情與政策，直接影響了當時乃至以後的麗遼關係。
遼在軍事上控制高麗的優勢
正如徐兢所說，高麗距遼近而距宋遠。高麗與遼陸路相鄰，壤土相接。而自從後晉割棄燕雲之後，高麗和中原王朝陸路就不再接壤。雙方隔海相望，只能靠海上交通維繫交往。受此影響，遼雖然在文化和政治上不佔優勢，但在軍事上卻能更容易地對高麗施加控制，這是高麗在軍事上不得不臣服於遼的重要原因。
９８６年，北宋為收復燕雲十六州，出師征伐契丹，史稱“雍熙北伐”。為配合伐遼，宋派監察御史韓國華齎詔書到高麗，要求髙麗出兵，“可申戒師徒，迭相犄角，協比鄰國，同力蕩平”。但高麗卻一再拖延，“遷延不發兵”。經宋使“（韓）國華諭以威德，（高麗）王始許發兵西會”。但因遼國此前的軍事威脅，高麗軍隊事實上並未與契丹軍隊交戰。９８３年，遼國開始制定討伐高麗的計劃。９８５年７月，遼聖宗詔令諸道修繕兵甲，“以備東征高麗”，只是因８月“遼澤沮洳”而罷師。《但遼仍然一舉掃蕩了鴨綠江下游一帶的女真部落，不僅為後來的伐麗掃清了障礙，而且向高麗充分展示了其軍事實力，從而對高麗形成了有效的威懾，使高麗最終選擇了在隨後的遼宋戰爭中保持中立。
自９９３年起，遼曾先後三次大規模入侵高麗。９９３年的人侵直接導致了高麗第一次“兩面結盟”的結束。隨後的１０１０年和１０１８年，遼又發動了兩次伐麗戰爭。除此之外，１０１４至１０１７年間，遼幾乎每年都對高麗所佔據的鴨綠江下游東岸的“江東六州”發動軍事侵襲。正是這些軍事進攻，最終迫使高麗於１０２０年２月遣使奉表至契丹，“請稱藩，納貢如故”。１０２２年，高麗最終放棄北宋年號，改用契丹紀年，以這種全面倒向契丹的方式獲取遼的負面安全保證。遼之所以能如此頻繁和有效地對高麗施加武力脅迫，顯然與其地理上的臨近性有直接關係。
宋遼戰略僵持使高麗“兩面結盟”成為可能
北宋建立後雖號稱統一全國，但其勢力並未到達長城以北，華北一部分地區和整個東北為遼朝所統治。也就是說，自北宋建立開始，宋與遼就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９７５年，宋遼曾一度建立外交關係。但到９７９年，宋太宗發兵親征北漢，宋遼斷交。宋滅北漢後，決定乘勝北伐，收復燕雲之地，遼宋間的直接對抗由此開始，並影響到了髙麗的行為。在宋遼對抗之前，高麗與北宋為宗藩關係，而與遼的官方關係則處於中斷狀態。
如前所述，為消除與北宋作戰時腹背受敵的隱患，更為了建立以本國為中心的宗藩關係，遼自９８３年起開始計劃東征高麗。９８５年，遼聖宗欲親征高麗，卻因“遼澤沮洳”而罷師。儘管如此，遼在遼麗邊境大肆用兵討伐女真的行為，已經使高麗清楚地感受到了遼對其國家存亡的威脅。於是，在９８６年春“契丹遣厥烈來請和”時，高麗就在宋遼對峙、勝負不明，而自身國家安全又受契丹極大威脅的情況下，接受了遼的提議，與遼國結盟。
而此時的北宋對此卻沒有能力阻止。為了籠絡髙麗，北宋不僅未對這種違背藩屬國義務的行為加以責難，兩國來往一如從前，而且在公元９８８年，宋帝甚至還加封高麗成宗為“檢校太尉”。公元９９０年，又加封成宗“推誠順化功臣，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餘戶”。兩國朝貢關係繼續存在。這意味著，從９８６年遼麗議和到９９３年遼國第一次征伐高麗的８年時間中，高麗處於與北宋和遼同時結盟的狀態。
在９８６年“雍熙北伐”失敗後，北宋的對遼戰略由進攻轉為防禦。９８９年，遼國攻陷易州，宋太宗決定採納主和派意見，遣使向遼請和。至此宋遼進人短暫的和平期，但兩國軍事實力的高下已然清晰，遼國佔有相對明顯的優勢。在此情況下，遼開始考慮徹底解決高麗問題。如果說遼在９８５年還沒有足夠的實力要求高麗脫離北宋的話，此時則已具備了獨佔髙麗的可能性。９９３年，遼大規模入侵高麗並獲得大勝，高麗於９９４年２月被迫向遼稱臣，改用遼“統和”年號，並遣侍中樸良柔赴遼“告行正朔，乞還俘口”。如果說９８６年由於宋遼的戰略僵持，高麗尚有可能“兩面結盟”的話，那麼到９９３年，在遼實力優於北宋、而髙麗又面臨來自遼的生存威脅的情況下，高麗只能選擇徹底倒向遼國一邊。
韓退之
後金崛起於明朝末年，在明朝為後金所滅之前，雙方曾有過一段戰略對峙時期。在這期間，朝鮮曾於１６２７至１６３６年同時與明和後金結盟。
後金在軍事上控制朝鮮的優勢
朝鮮對於距其僅一江之隔的建州女真的崛起從一開始就保持著警惕。早在努爾哈赤統一建州女真之前，宣祖就曾幾次出兵，視建州女真為最大的憂患：“觀其所為，殊非尋常之乎”，“此賊最可慮也”。而且朝鮮也意識到女真在地理上的臨近性對朝鮮的巨大潛在威脅，“與此賊相連，無渤海之隔，虜騎飈乎，數日可至”。１６０７年，努爾哈赤與海西女真部在朝鮮鍾城附近展開大戰，建州軍隊“穿過我（指朝鮮）境，如入無人之地”，進一步加深了朝鮮的安全憂慮。１６１６年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建立後金政權後，出於軍事安全的考慮，朝鮮不得不更加重視並防範努爾哈赤的擴張。
１６１８年，努爾哈赤發表“告天七大恨”，正式嚮明朝宣戰，作為明朝盟友的朝鮮異常擔憂，“朝鮮兩界列鎮，士兵盡散，沿江一帶，蕩然無備。若使伊賊不得志於上國，而怨我國應援天兵，移兵於我，則將何兵力，可以抵擋”這種懼怕因觸怒後金而招致報復的顧慮，直接影響了朝鮮的對外行為。選擇“兩端外交”的光海君雖最終勉強派兵助明，但採取了敷衍、拖延之策，建議明軍“但當陳兵揚武，以作虎豹在山之勢，更觀伊賊之所為，相機而動”，反對“輕行進剿”，並曾一度只承諾將軍隊開至義州等邊境地區，“以為犄角聲援”。朝鮮對後金的畏懼，正是後金軍事上壓倒性優勢的直接反映。
後金兩次征討朝鮮的決策本身則更加直觀地展示了這種優勢。１６２７年，後金決定攻打明將毛文龍，同時又將朝鮮作為次要進攻目標。“朝鮮屢世獲罪我國，理宜聲討。然此行非專伐朝鮮也，明毛文龍近彼海島，倚恃披猖，納我叛民，故整旅徂徵。若朝鮮可取，則並取之。”在攻打毛文龍未果的情況下，後金遂轉而進攻朝鮮，即“丁卯之役”。結果朝鮮大敗，仁祖避難江華島，最終與後金簽訂兄弟之盟。這場戰爭也迫使朝鮮與明朝和後金同時結盟。後金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調整作戰目標並取得勝利，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李朝與後金僅一江之隔”，後金無需過多軍事上的準備即可征伐朝鮮。１６３７年，後金因發覺李朝並不忠心於己，未發兵助其攻打明朝，旋即對朝鮮進行了第二次征伐，僅月餘就攻至朝鮮都城，最終使朝鮮（至少在形式上）徹底臣服於自己。
朝鮮在政治正統性上對明朝的依賴
與高麗一樣，朝鮮對明朝的依附也首先體現在文化領域，在接受漢字和漢文化的過程中，朝鮮國內形成了強烈的正統性思潮，這種思潮深受朱熹理學的影響，並在朝鮮王朝內部發展出了堅持漢族正統觀的性理學。正統性思潮將朝鮮的政權正統性和合法性完全植根於對中原漢族王朝（明朝）的歸附，深刻地影響了朝鮮執政者的決策。
朝鮮建國伊始，就主動與明朝建立朝貢關係，還以“權知國事”的名義，嚮明朝請賜國號，朱元璋賜國號為朝鮮。明亡後，朝鮮將明朝為其賜名一事視為“大造之恩”。正如有學者所分析的那樣，朝鮮之所以要嚮明朝請求賜予國名，是出於對王朝正統性的考慮，通過箕子朝鮮接受周武王冊封的傳統爭取明朝天子的冊封，從而獲取宗主國的認同，以確立其政權的正統性。自此之後，朝鮮國王或世子要獲得真正的名義，都必須經明朝冊封。燕山君和光海君因政變被廢，未得明朝賜諡，因此只能稱為“君”，不能稱“王”，也無廟號。
明金戰略僵持使朝鮮“兩面結盟”成為可能
努爾哈赤統一建州後，由於自身實力尚弱，曾幾度借刷還朝鮮人的機會致書朝鮮，請求通好，還請求朝鮮授職，“請如北方藩胡例，上京師受職”。但朝鮮因明朝規定其與女真各部不能私相往來，擔心明朝責備，同時認為女真人“其心所在，為難測度”，從而拒絕了努爾哈赤的要求。在１６１８年後金攻打明朝撫順前夕，努爾哈赤又致書朝鮮國王光海君，希望得到朝鮮的軍事支持，但朝鮮“堅決站在明之一方，反對後金”。
在１６１９年的薩爾滸之戰前，努爾哈赤再次提出與朝鮮結盟，“當寫盟言之書，殺白馬祭天，烏牛祭地，當天歃血，焚香盟誓”，希望朝鮮在後金與明的戰爭中保持中立。而此時主政朝鮮的光海君自己雖然對明朝並無多少好感，但仍然對後金的結盟要求予以回絕，“明與我國，猶如父子……蓋大義所在，不可拒也”，並勸後金與明“同歸於善”。
由於自身實力尚未構成對明朝的優勢，因此面對朝鮮助明抗金的舉動，努爾哈赤反而致書朝鮮國王：“爾朝鮮以兵助明，吾知非爾意也，迫於其勢，有不得已。且明曾救爾倭難，故報其恩而來耳。”對朝鮮不得已參戰表示諒解。對於朝鮮而言，此時明金兩國實力對比尚不明朗，且後金的戰略重點是與明朝作戰，因此朝鮮尋求獲得後金負面安全保證的需求尚不十分迫切，因此選擇繼續站在明朝一方。
薩爾滸戰役之後，“明在遼東之主力盡失，元氣大傷”，從而“奠定了金盛明衰的基礎。隨著明朝的接連敗退，後金相繼攻佔了瀋陽、遼陽等遼東重鎮。到１６２１年，後金已取得在遼東的絕對優勢。隨著明金實力的消長，朝鮮的心態也開始發生變化。在此期間，明朝曾多次要求朝鮮出兵助明，但皆被其婉言謝絕，始終未遣一兵一卒。而另一方面，主政朝鮮的光海君基於“此賊（指後金）累勝強盛，桀驁難當，則雖以天朝兵力難必其一鼓盪滅矣”的認識，執行對明朝“事大”和與後金“交鄰”的“兩端外交”，朝鮮的對外戰略開始由此前堅定的對明朝一邊倒逐漸轉變為在明朝與後金之間尋求某種程度的戰略平衡。
１６２６年皇太極繼位，後金國力進一步增強，於是調整了努爾哈赤時期的對朝戰略，於１６２７年發動攻打朝鮮。由於當時的明朝已無力及時救援，朝鮮很快被後金征服。在議和談判中，朝鮮拒絕了後金提出的“不必仍事南朝，絕其交往，而我國為兄，貴國為弟”的要求，表示“此則君臣天地，大義截然，有以國弊，不敢從也”。最終後金也作了讓步，“答以朝鮮不背天朝，亦好意思，任從之”，雙方約為“兄弟之國”。雖然沒有上升到宗藩朝貢關係，但卻使得“兩國處於一種近乎於宗藩關係的狀態”。自此至１６３７年後金第二次征伐朝鮮間的十年時間裡，朝鮮同時與明朝和後金保持著結盟狀態，向這兩個大國同時表示臣服。
如前所述，朝鮮保持與明朝的同盟關係是出於政權安全的考慮，與後金結盟是為了獲得其負面安全保證。而朝鮮在這段時期之所以能夠保持與明金兩國同時結盟的狀態，則是源於當時明朝與後金的戰略僵持形勢。對於朝鮮與後金的結盟舉動，當時已內憂外患的明朝只能表示諒解，認為是“權宜緩急，本非王意”，同時還表彰朝鮮“君臣大義，皎然日星”，要求繼續合作對付後金，“彼此協心，冀收桑榆”。而此時的後金同樣也對明朝頗有顧慮，不敢全力壓服朝鮮。正如丁卯之役後後金將領對主將阿敏所說，“吾等來此，事已成矣。我國中御前禁軍甚少，蒙古與明皆我敵國，或有邊疆之事，不當思預備乎！……宜令朝鮮國王盟誓即可班師”。
１６３６年１２月，清第二次征伐朝鮮。朝鮮在答清使書中辯稱：“當約和之初，我國以不被中朝為第一義，而貴國乃謂朝鮮不背南朝，自是善意，遂定交鄰之契。今者每以向南朝接漢人責我，此豈約和之本意也。以臣向君，乃窮天地、亙古今之大義也。以此為罪，則我國豈不樂聞而順受乎！”但當時清在與明的對峙中已佔據明顯優勢，因此這一次完全無視朝鮮的“春秋義理”，在丙子之役後與朝鮮締結盟約的第一條即規定“去明國之年號，絕明國之交往，獻納明國所與之誥命冊印”。丙子之役也標誌著明朝和朝鮮宗藩關係的結束和清朝與朝鮮宗藩關係的開始。
如上所述，古代朝鮮半島國家之所以會在某些時期出現“兩面結盟”現象，歸根結底是出於兩方面的原因：（１）這麼做能夠保證本國的兩種重要需求——生存安全和政權安全——都得到滿足；（２）兩個大國的戰略僵持使其客觀上具有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