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一旦一个王朝将要崩溃，首先归咎的是天灾。人们总会在史书上发现，战乱年份的天灾人祸特别多。事实上，任何时候都有天灾，只是在繁荣时期，一次天灾不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毁灭性打击，皇帝放些粮食，亲戚救助一下，不知不觉间就把天灾应付过去了。只要天灾没有产生巨大影响，史书就可能不去记载。
但如果一个王朝政权正处于下降期，那么天灾发生后，可能社会力量不足以救助灾民，就会产生更多的次生灾害，造成重大损失，这时史书才会记载下来。比如北宋末年，由于与金国合力征辽花费了太多的财力，北宋朝廷因此提高了税收，结果，民间抵抗天灾的能力大幅度下降。比如京师、陕西和河东地区发生了大地震，两河、京畿、浙西地区发大水，西北的环庆、邠宁、泾原出现了大量的流民，更大规模的则是山东、河北地区的盗贼肆虐。所谓盗贼，其实是因为搜刮粮草过甚，加上连年凶荒，引发饥荒，榆皮野菜吃光后无以为继，饥民只能落草为寇。大大小小的寇乱让北宋无暇顾及北方问题，也让北宋对金国的防御系统迟迟无法建立，于是，靖康之难发生了。
对于晚明来说，机理同样如此。关于明朝是怎么亡的，史学界说法不一，有说明亡亡于万历的，有说明亡亡于嘉靖的，也有史学家说明朝亡就亡在崇祯皇帝，因为他当政17年，即使前朝的皇帝留下什么劣政顽疾，他也有时间弥补，但他没有做到。
不管众说怎么纷纭，明朝确实在一场关乎国运的战斗中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掉以轻心的结果是此消彼长，从那一场战役之后，明朝只能勉强维持并不断搜刮民脂民膏供应辽东前线，即所谓的辽饷，导致民怨沸腾，恰恰又正逢地球的“小冰期”，天灾不断，最终老百姓揭竿而起，明朝灭亡。
这场战役就是萨尔浒之役，这一役，明朝在关外辽东的精兵丧失殆尽，刘鋌、杜松等名将悉数阵亡，从此只能勉强固守。而后金（即后来的清朝）则声势日隆，抓住时机，入住中原。
萨尔浒的失败原因主要归咎于杨镐的愚蠢指挥、努尔哈赤的排兵布阵以及后金骑兵的骁悍，如果一次大规模的失败只是简单的归咎于某些人蠢，就有些甩锅的嫌疑，那除了这些原因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呢？
萨尔浒之战，明朝四路大军被灭了三路
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正月，后金努尔哈赤趁明朝朝廷党争激烈、防务松弛的时机，决意对明用兵。努尔哈赤在农历四月十三日以“七大恨”誓师反明，历数明朝对后金国（建州女真）的七大罪状，率步骑2万向明朝发起进攻。抚顺城以东诸堡，大都为后金军所攻占。后金军袭占抚顺、清河后，曾打算进攻沈阳、辽阳，但因力量不足，翼侧受到叶赫部的威胁，同时探知明王朝已决定增援辽东，便于九月主动撤退。
抚顺等地接连失陷，让明神宗（万历皇帝）感到事态严重，派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主持辽东防务。并决定出兵辽东，大举进攻后金。
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二月，明抵达辽东的援军约87000余人，加上叶赫兵一部、朝鲜军队13000人，共约11万，号称20万（一说47万）。由于明朝朝廷财政紧张，无力长期供养辽东集结明军作战部队，明神宗一再催促杨镐发起进攻。于是杨镐坐镇沈阳，命兵分四路围剿后金。
四路明军出动之前，作战企图即为后金侦知（其实是杨镐提前将行动计划以书信形式告诉了努尔哈赤，本意是恐吓，却让努尔哈赤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努尔哈赤探知明军行动后，认为明军南北二路道路险阻，路途遥远，不能即至，宜先败其中路之兵，于是决定采取“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集中兵力、逐路击破的作战方针，将6万兵力集结于都城附近，准备迎战。
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三月初一，由杜松率领的明朝主力突出冒进，进至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努尔哈赤看到杜松军孤军深入，兵力分散，亲率4万5千人进攻萨尔浒的杜松军。次日，两军交战，明军西路军主将总兵杜松、保定总兵王宣、原任总兵赵梦麟，都在战斗中阵亡。明西路军全军覆没。
努尔哈赤在歼灭杜松军后，即将八旗主力转锋北上，去尚间崖方向迎击马林军。从东面和南面两路夹攻，大明军队抵挡不住进攻势头，大败而逃，满州军兵乘势追杀，击破潘宗颜部，北路明军大部被歼。明军副将麻岩等皆被杀，总兵马林仅自己率数人逃走。
明朝刘綎所率的东路军因山路崎岖，行动困难，未能按期进至赫图阿拉。因不知西路、北路已经失利，仍按原定计划向北开进。努尔哈赤击败马林军后，立即移兵，迎击刘军。三月初四，明军东路刘铤军从宽奠出发时，后金东边的人民都躲避到深山老林中去了。刘铤率军一路上攻占山寨，将瘸子、瞎子等不能动的人杀死，一路向前进军。刘綎先头部队进至阿布达里岗时，遭到伏击，兵败身死。努尔哈赤乘胜击败其后续部队。
杨镐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兵力，对三路明军没有作任何策应。及至杜松、马林两军战败后，才在三月初五，慌忙传令李如柏军回师。李如柏军行动迟缓，仅至虎拦岗（在清河堡东）。当接到撤退命令时被后金哨探发现，后金哨探在山上鸣螺发出冲击信号，大声呼噪。李如柏军以为是后金主力发起进攻，惊恐溃逃，自相践踏，死伤1000余人。朝鲜军队元帅姜弘立则率领剩余的五千兵下山来投降，后被努尔哈赤礼遇并放回。
萨尔浒之战，以明军的失败、后金军的胜利而告结束。此战之后，后金军乘势攻占开原、铁岭，征服了叶赫部，酋长金台吉、布扬古被杀死，余部俱降建州。朝鲜王朝的光海君于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农历五月，派遣使者去后金致谢，从此对后金与明朝采取中立政策，直至后来仁祖反正。
明军主帅杨镐兵败之后立即引咎辞职，后被拘押，崇祯二年（1629年）被处决。杜松与刘綎已死于战场，马林也于3个月后在开原战死，明军四路主将四人已失其三，仅有李如柏始终未遇敌，但在战役之后数日即为言官弹劾。一年半后辽事更坏，此事再被提及，李如柏自杀以明志。
萨尔浒之役失败原因分析
对于萨尔浒一役的失败，在明崇祯朝的内阁大学士徐光启看来，失败是由于偶然的和个人的错误造成的，他指责有关官员玩忽职守，却为了回避制度问题。
首先，明朝军队人员和物资供应的程序太僵化了
直到十七世纪前期，明朝军饷的供给仍基本上遵从明太祖之制。民户直接供应军饷，这避免了许多中间环节。通常是一个县供应几个所，一个卫从几个县得到所需物资。明朝制度本身就会产生漏洞，此时出于这个原因，彼时出于别的原因，总有一些卫所供给不足，而其他卫所也不愿意去弥合这个漏洞，缺少这一供给系统所需要的职能上的统一协调性，到十六世纪末越来越明显。
这种供给手段的不良结果的典型就是军备不足，正如徐光启自己所说，现代化的枪炮可以遏制骑兵攻击。如果明军设法使火器现代化、标准化，提升质量，而满洲军队又没有火炮的支持，就绝不可能出现萨尔浒那样的战争结局。
以戚继光为例，萨尔浒溃败之前四十年，戚继光在把火器引入他的常规战术中就遇到此类问题。他的供给，包括军械，都取之于地方。即使是火器，没有政府的统一只能部门实现标准化、统一化管理，所以只能靠戚继光自己给府县官僚提供一个模型。这样，火器制造就停留在农村技术的水平上，而不可能是标准化的。戚继光抱怨说，枪弹炮弹不合口径，枪管经常爆炸，点火器不燃。士卒不敢举枪瞄准，子弹不知所向，重新装弹也要花很长时间。显然，四十年后这些问题并未解决。1618年，即辽东战役的前一年，火器在试用时爆炸，操练者死亡。辽东战役之后徐光启从澳门和菲律宾招募造炮工匠，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从清太祖一朝的老满文原档看，满洲人并不害怕明军火器。据说，有些满洲人多次被射中，却安然无恙。一个士兵的头盔在缝合处被枪弹穿透，他的脑袋却没被伤着。
与明朝不同，朝鲜枪支的制造是标准化的，1615年曾设置机构统一监造，其质量令明朝人称羡不已。但它们没有在萨尔浒战役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明军被击溃时，他们还不知道应占据的防御位置在哪里。
努尔哈赤并非忽视战争技术之人。但他在辽东战役前后根本不注意火器，既不注意有效地使用它，也不注意防备它。他最后就是在宁远战役中饮弹而亡，他的态度并不说明他缺乏理智，而是反映了对手用之无效，他不屑于模仿。
此外，明军在萨尔浒战役中是否有效地使用重炮，也缺少足够证据。它们搬运起来太吃力了。在1619年，汉语或满语的炮不一定指现代的炮，它通常指一个装满火药和碎石、点燃后掷向敌人的竹筒。这个装置在近战时可造成一定杀伤，但其效力更多是心理上的，而不是肉体上的，所以对持续的、训练有素的骑兵的进攻起不了什么作用。
其次，明军的传统武器也未占优势
据徐光启说,满洲人披戴优质头盔、盾牌和臂铠，作战时敢于冲上前搬开守敌设置的鹿砦。相反，明军得到的防护用具只是一堆废铁，满洲射手一般瞄准他们的脸部和肋部，五步之内多毙命。
满档的有关材料说，可汗之矛、箭可深刺体内，如得天助，其工艺胜过明朝兵器是不言而喻的。这与徐光启的话相互为证，满洲的刀刃越锋利，就越显出明朝兵器的钝劣。
第一，士兵和战马的质量参差不齐
明朝士兵和战马也取之于地方。不同地区和阶层的人户有其固定义务，征兵制对此也不能完全改变。不管谁来当兵，军饷都出自纳户。军费如何规划，不但决定物资的供应，而且决定士兵和战马的供给。十七世纪明朝的根本问题在于，当明初确定的税收摊派和征集不再适应人户的状况时，没有一个彻底的改革与之适应。劳役的管理和征集总带有某些强制性质，凑足数额已很麻烦，哪里还顾得上质量。用熊廷弼的话来说，此等士卒弱至不会放箭，不能驭马。由于这些固有的弱点，不可能把全军训练成善战之师，明朝将领深知于此，便挑选精兵，别成一队，通常称为家丁。刘綎赴辽东，随带家丁七百三十六人。所谓家丁，由将领自筹给养，调任时同行，作战时服从他个人的命令。这些队伍是明军中惟一有战斗力的成分，其他士卒则徒有其名。
这些有战斗力的家丁，在明史中能够多次看到，说明这是明朝武将普遍的操作。
第二，由于缺少强有力的骑兵，明朝方阵战术显得不堪一击
明朝方阵以火器与骑兵为主，但主要以防守为主，只有在敌军几经出击、力量耗尽时，骑兵才冲出方阵发起反击。这种战术反映了军队组织的消极性。明军从来没有建立起一支能发挥其特殊作用的骑兵。明后期的骑兵既无速度，又无冲击力，只不过是马背上的步兵，凡作决战，均需路障保护。另一方面，后金常以数千骑兵横扫战场，明朝骑兵无法与之抗衡，在1619年战役的全过程中，甚至未曾交手。由于缺少攻击力量，许多战术无法运用，防卫也难以成功。事实上，后金骑兵很容易找到方阵的薄弱处发起攻击。
明末的关宁铁骑也只能与后金的骑兵堪堪打个平手
据满档资料，马林在尚尖峰本来能用栅墙和步兵困住数量上占优势的敌骑兵，但准备时间过长，终丧失良机，这种情况是与明军士兵和物资的低质量分不开的。劣等的士卒和武器只能各自为战，而不可能卓有成效地组织协同作战。缺少将才姑且不论，没有充分的军事训练，而这是军队本身无法解决的。
戚继光发明的火器+骑兵的战术方阵介绍
戚继光在蓟州创造的战术，可以称之为“步兵军官的各兵种协同”。当时北方士兵的素质极不理想，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仍然是来自南方的旧部，为数约一个旅左右。他把这一个旅的兵力作了适当的配置，并以此为全军的核心，以防御蒙古的十万铁骑突然来袭。抗倭战争中使用的“鸳鸯阵”，是一种以小股步兵为主的战术，目的在于对付倭寇并适应南方的地形特点。而蓟州军镇的任务是防御蒙古的大部队骑兵，因而这种在“鸳鸯阵”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战术也就初具了各兵种协同作战的规模。
战车的使用成为这种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战车的性能以防御为主。形状和民间的大车相似。所不同之处，在于民间大车的车厢两侧各有厢板，而这种战车只有八片可以折叠的屏风，共长十五尺，平时平放在车辕上，作战时打开树立在一边车轮之后以代车厢，所以又称“偏厢车”。几十辆战车可以并肩衔接，摆成圆形或方形的防御据点。屏风最靠边的两扇可以前后摇摆，有如门叶，以供步兵出入。
每辆战车装载“佛朗机”轻炮两门。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种欧洲式的火器只能算作大口径的火枪，而不能算作炮。它以青铜或铸铁铸成，长度自三尺至七尺不等，口径则小于二寸，从炮口装入铅弹。最大型的佛朗机，射程为二千尺。
土兵二十人配属于战车一辆。其中十人直接附属于战车，任务为施放佛朗机。另外十人就是戚继光所强调的“杀手班”，任务为以藤牌和长柄单刀迎敌。杀手班的距离和战车保持在二十五尺以内，他们如果前进战车也随之而推进。
其他步兵部队仍然使用鸳鸯阵的战术，稍有差异的是藤牌手应当匍匐前进砍斫敌人的马蹄，长枪手则主要在于挑刺敌军使之落马，竹制的狼筅有一部分已易为铁制。
这一混成旅有骑兵三千人，步兵四千人，重战车一百二十八辆，轻战车二百一十六辆。迎敌时骑兵在前阻挡敌人，使战车得以有充裕的时间构成战斗队形。当敌军逼近，骑兵就退入战车阵内。敌骑数在一百以下，混成旅拒不接战，只有来犯的大批敌骑进入火器的射程中约二百五十尺时，佛朗机、鸟铳和火箭等才同时施放。
混成旅也可能携带重炮，其中之一俗称“大将军”。这种重炮重一千斤，以骡车装运，点放时则需使用大木楔入地面使本身固定。炮筒内不用弹丸，而以小铁球和石块紧紧填实，作用是在零距离大量杀伤敌军人马，炮手在点烧火药以后也要跳进附近的工事里以避免受伤。
当火器的威力发挥以后，步兵就从战车之后冲出，形成几道攻击波和敌人格斗，而以喇叭的声音指挥动作的协同。等到敌人攻势被挫，队形散乱，骑兵也从车后整队出击。这种骑兵实际上是马上步兵，他们同样以鸳鸯阵的队形带着不同的白刃作战。
这样一种经过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战术，由于不久以后明朝即与蒙古人和解，所以并没有经过实战的严格考验，也没有在军事历史上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从纯粹军事的角度来说，这个结果多少是有所遗憾的。
结语：
萨尔浒之役以后，虽然明朝也出了一些名将，如孙承宗、袁崇焕、毛文龙等，但基本是守势，无法光复寸土，即使是关宁铁骑，也只能与后金骑兵堪堪打个平手。沉重不堪的辽饷最终拖垮了明朝的财政。
为什么明朝不能与后金讲和呢？一方面是由于皇权的政治体制到了明朝，已经彻底僵化，很多人都说明朝皇帝有骨气，宁死不降，宁可国破家亡也不签卖国条约，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主要原因是体制僵化，崇祯皇帝根本就不敢公开支持与后金的和谈，袁崇焕、陈新甲其实都秘密代表崇祯皇帝与后金和谈，但都以失败告终。
为什么和谈失败？借用《建国大业》中蒋介石的那句话：
战场上打不赢，谈判桌上怎么谈结果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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