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万历四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619年，东亚大陆上两个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在经历了多次的你来我往后，终于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正面硬刚，史称萨尔浒之战。
战事起因还是在一年前，后金的老大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由誓师反明，并厉兵秣马，相继攻下了抚顺、清河等辽东重镇，之后或许只是想试探一下大明朝的底线，又或许真的是力量尚不足以继续往前推，在攻下抚顺后，主动撤回了。
大明朝震怒了，皇帝派了杨镐为辽东经略，从全国各地抽调兵力增援辽东，号称四十七万大军。杨镐自己坐镇沈阳，总兵杜松作为主力由沈阳出抚顺关从西面进攻；总兵马林出开原，从北面进攻；总兵李如柏从西南面进攻；总兵刘綎会和朝鲜援军从南面进攻，兵分四路向赫图阿拉围剿过去。
战役结果大家都知道的，努尔哈赤说了那句著名的“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史名言，四路大军除了李如柏的南路军因行动迟缓未能赶上战役侥幸逃脱外，其余三路大军就像打地鼠一样，被努尔哈赤来一个敲一个，几近全军覆没。《绣春刀2修罗战场》开头一幕就是描述这一场战役，明军伏尸遍野，被俘者跪在一旁等着被砍头，简直惨不忍睹，真实的战场情景恐怕比电影里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是一场在历史上堪比赤壁、淝水想等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几百年来一直为史学家津津乐道。然而翻看这一页的历史，再仔细研读了战役的经过之后，不禁产生了三个疑问：第一、大明和后金的兵力到底有多悬殊？第二、为什么要分兵？第三、到底是谁导致此次战役的失败？
先说说双方的兵力对比吧，杨镐曾给努尔哈赤写过一封劝降信，里面号称拥有47万大军，而后金方面也号称有十几万兵力。显然双方都在吹牛逼，大明朝经过万历三大征，国库已经非常空虚，别说47万的大军，就是二十万的军队也很难调集。那么双方到底有多少兵力呢？
先看大明朝这边吧，关于此次战役的明军兵力，史料非常丰富，很多资料都提到了，然而数字上却非常不统一，真伪也难辨。仅清朝的史书就有三种说法，有说四十七万的（这个显然夸大了）、有说二十万的、也有说二十七万的。然而鉴于清朝官修史书多有故意虚夸来彰显自己功绩的情况，这些数字还是暂时放一边吧。
早在万历四十六年，帝国准备开打前，兵部尚书黄嘉善就给皇帝上过奏报：“经略杨镐咨称：奴酋精兵约六万余，而辽东全镇额兵不过六万，除城堡、驿站差拨外，实在仅二万余，又各有防守之责。今合蓟镇援兵仅三万有余，选调宣、大、山西、延、宁、甘、固七镇兵马一万六千，蓟镇各营路兵丁数千，辽镇召募新兵二万，通共未满八万。……今刘綎议调各土司马步兵丁，通共二万有奇，……总计征调汉土官兵共九千八百二十九名，……”
加上辽东本镇的兵力，满打满算才能凑齐十一万不到的兵力。
到了万历四十七年春天，调兵基本完成了，杨镐又奏称：“……盖奴酋之兵据阵上共见约有十万，宜以十二、三万方可当之，昨之主客出口者仅七万余，岂能相敌？”
听听，就是这十一万不到的兵力，到集结的时候也不能保证，最后除了辽东本镇的兵力，全国只调来了七万左右，这个仗怎么打？
当然，我们不能听信杨镐的一家之言，他是个败将，为逃脱责任夸大一些困难也是极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还要找一些其他的资料来印证一下。
好在有这么一个人，王在晋，曾在天启年间主持过辽东军事，他“以在事之人，言当时之事”编写的《三朝辽事实录》中有这么一段：“各路除丽兵外，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名……”
上面杨镐的奏疏里提到最后从各军区调来的兵最后只有七万左右，而《三朝辽事实录》提到出塞的时候加上辽东本镇的兵力共计八万多，最后加上朝鲜援兵一万多，总计应当约十万的兵力参加了萨尔浒之战。
到了后金这边，资料就少得可怜了，基本没有史料记载过此次战役后金的兵力，都是靠推算。一直以来史学界都认为是六万左右，这也是根据后金的八旗制度推算出来的。万历四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615年，努尔哈赤确立八旗军制：“每三百人立一牛禄厄真，五牛禄立一扎栏厄真，五扎栏立一固山厄真”，也就是说一固山（就是一旗）有七千五百人左右，八旗正好是六万。
但是请注意，这是八旗制度建立时候的兵力，而此时距萨尔浒之战还有四年时间，这四年里努尔哈赤肯定也没闲着啊，如果经过四年的发展，八旗的兵力还是六万，那努尔哈赤可以回家洗洗睡了，更别说在萨尔浒之战的前一年，他还攻陷了抚顺、清河等要塞，大捞了一笔。
不仅如此，攻打抚顺的时候兵力可是有详细记载的，《满文老档》里就提到以“七大恨”为由“八旗的十万兵出征尼堪”。可见一年前主动进攻的时候都有十万兵力，一年后与大明朝决战难道就只有六万兵力了？不仅如此，努尔哈赤也从来没认为自己是以少胜多了，相反，他认为以对等的兵力取胜，才是真正标志的自己的强盛。所以后金方面参战的兵力也大约在十万左右。
对比后金的十万兵力，大明朝这边的十万兵力可以说完全是临时东拼西凑起来的，大部分兵力是从九边调集的，还有从南方调集的土司兵，更夸张的还有一万多朝鲜兵参战，就是辽东本镇的兵力，也大都是一些刚召募的新兵。这样的一支杂牌军，离开了自己的堡垒优势，要去和当时东亚最彪悍的军队正面硬刚，并且还是在别人地盘上，大明朝的皇帝和大臣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尽管如此，杨镐还是在上面的一再催促下出兵了，而且是兵分四路，总兵马林率领一万五千余人，出开原，经三岔儿堡，入浑河上游地区，从北面进攻；总兵杜松率领三万多人，从沈阳出抚顺关入苏子河谷，从西面进攻；总兵李如柏领兵两万五千人，由西南面进攻；总兵刘綎率领一万余人，会合朝鲜军队，经宽甸北上，由南面进攻。
历史上对这场战役的诟病也多在这次的分兵战术上，认为就是由于分兵导致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杨镐自己都说“奴酋之兵据阵上共见约有十万”，自己几斤几两还不清楚吗，没有任何兵力优势，却为什么又要分兵。
至于为什么要分兵，没有直接的史料来说明，只能靠推测。其实在当时，分兵也是一个无奈之举，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兵力和后勤。
对战后金，是大明辽东战区的职责，可是事到如今，辽东战区已经完全不是后金的对手了，别的且不说，兵力上就相差巨大。辽东兵力编制满员才九万多，这还是建立九边之初时的配置。然而此时的大明军队军纪败坏，克扣军饷之事层出不穷，逃兵也接连不断，所以说，辽东满员是不可能满员的，这辈子也不可能了。前一年又刚刚经过抚顺、清河一战，损失惨重，辽东兵力更是捉襟见肘。就这样，辽东还处于一个三面受敌的局面，相当一部分的部队都承担着重要的防守任务，不能离开驻地，于是就只能从各地调兵。
事实上，从大明朝参战部队的构成就能看出，九边各镇和南方的军队都有，辽东本镇的兵力只占三成左右，可是要将全国的部队集结到辽东这么一个地方，所需要的花费，对当时的帝国财政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就算帝国咬着牙将部队集结到了辽东，还要将分散在各个补给区域的物资再集中起来，这就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了，效率上也大打折扣，效率再过来反噬财政的不足，会让本来就困难的补给更加雪上加霜。所以，让各个参战部队从各自的驻地出发，途中利用分散在辽东的补给点进行补给后直接进入战场，这样的安排，似乎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了。
不仅如此，在仔细查看了万历三大征的相关资料后，发现不仅是第二次蔚山会战还是播州之战、亦或是宁夏之战，大明朝采取的都是分进合击的战术，虽然第二次蔚山会战由于杨镐等人瞎搞最后战败，但战术本身应该没有用错。当然这可能也和后勤补给的调度以及兵力集结的效率有关，不过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分进合击是当时帝国军队常用的打法，对即将参加萨尔浒之战的明军来说，分兵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分进合击作为一个战术，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历史上不乏分进合击的经典战例。分进合击有其自身的优势：能有效的牵制敌人兵力，使敌人应接不暇，这是分进合击战术最核心的要义；能有效迷惑敌人，让敌人分不清主攻方向，不能集中力量；不但可以大大减轻后勤保障的压力，还能充分提高部队的机动性，防止出现前军已经和敌人交上火了，后军还在不紧不慢的行军的尴尬局面。
所以说，分进合击，分进是手段、合击是目的。分进是为了将来能有效的合击，合击的实现需要靠高明的分进。这需要极高的指挥技术，否则的话各分路之间协同不便，加上各分路没有形成一个拳头前兵力分散，非常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
对萨尔浒之战分兵的弊端也主要就集中在战术的安排和调度上，杨镐在战事之初既没有给各路大军分主次，也没有给各位总兵大人下达具体的作战任务，只是简单的“攻奴酋之北面”、“攻奴酋之南面”等等。在战斗进行时也是如此，既没有安排探马前后打探敌军虚实，也没有发出任何调度的指令。然而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杨镐这个人，历史上的评价并不好，一个宦海沉浮三十年，整日周旋上位的人，能有多少军事才能。可是事出反常必有妖，在杨镐看来，此战如果胜利，那么就是万历第四大征了，而且他面对的，是比侵朝日军、播州杨应龙、宁夏之战的哱拜要狡猾的多得多的努尔哈赤，后金的实力也不是那三股势力所能比拟的，自己几斤几两难道还不知道？就凭他自己手上那十万左右的杂牌军，却要去和后金的铁骑硬刚，一个不小心就是丧师辱国，兹事体大，就这样如同儿戏一般的敷衍？越是在意自己乌纱帽的人，在应对大事的时候就越是小心谨慎，杨镐又怎么可能如此随意。
看看四路大军的兵力配置以及战役前后的示意图，发现事情并没这么简单，杜松领兵三万多，出抚顺关，这里自西向东到赫图阿拉是一条笔直的路线，加上三万多的兵力，在总兵力只有十万的情况下，可以说是绝对的主力了。而马林领兵一万五千多，从开原到三岔口，从北面进入战场。三岔口在抚顺的正北方，从三岔口到尚间崖是一条与杜松部平行的行军路线，中间隔着一条浑河。看来马林部和准备从浑河上游渡河后与杜松部会合，然后一同向赫图阿拉进发的。再看看刘綎部，从宽甸出发，从南往北进攻，这一路可以说是杂牌中的杂牌了，然而，这一路可以说又是声势最为壮大的一部了，不仅有参加过播州战役的精锐川军，更有威名远播整个东亚的戚家军，又在鸭绿江畔会合了数量可观的朝鲜军队，不管谁作为后金的主帅，在难以探明这一路虚实的情况下，都会对其引起高度重视，可是努尔哈赤偏偏就不是一般人，这一路几乎放着不管，在收拾完杜松和马林后，又不急不忙的休整了一两天，才展开对刘綎的进攻。至于李如柏部，距离赫图阿拉最近，却又是最无所作为的一路。
杨镐对手下的战斗力非常的心知肚明，和后金打野战简直就是一个笑话，速推行不通，稳扎稳打后勤供应又不允许，只能行险招，四处撒兵。要说战术安排，应该是有的，肯定不会简简单单的“攻奴酋之北面”、“攻奴酋之南面”。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杜松肯定是承担主攻，吸引后金主力；马林部应该是作为杜松的侧翼，清扫零星的骚扰，渡过浑河后与其会合。刘綎部又是杂牌中的杂牌，其中兵员成分之杂，可以说是四路大军中之最，这支部队打是指望不上的，只能虚张声势，作为佯攻来牵制一下后金。这三路大军的战术安排一般来说没什么异议，也是中规中矩的战术安排。问题是在于李如柏部，离赫图阿拉最近，兵力在四路大军中又仅次于担任主攻的杜松，窃以为，杨镐安排李如柏这支部队，其目的就是在于其余三路吸引了后金主力后，李如柏趁赫图阿拉兵力空虚去偷袭。如果偷袭成功了，就能将让努尔哈赤腹背受敌，可是他怎么也不可能想到，努尔哈赤根本不按常理出牌……
战役经过不再赘述，杨镐的分兵战术是导致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而杨镐分兵后的无所作为和杜松的贪功冒进又是导致战役失败的直接原因，几百年来，凡是描述杨镐的史料，绝对是一个比一个不堪，总而言之，这个锅杨镐是背了几百年了。然而“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揭开历史的面纱，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其实都很值得玩味。
杨镐的人品我们不讨论，只看看此次战役他有没有什么失职之处。对萨尔浒，诟病最多的就是他的分兵战术，对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分兵是一个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并非杨镐所能左右多少。我们可以假设一下，退一万步说，杨镐如果能左右分兵与否，他犯下了不可原谅的低级错误，在完全不考虑后勤补给能否供应上的前提下，一路稳扎稳打平推过去；或者说战术运用合理恰当，就真的能将拥有同样兵力的努尔哈赤消灭掉了？如果真的这样，那后来的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人岂不是要活活的羞愧死。
广宁之战前，熊廷弼给皇帝提出了一个方略，大致是在广宁一带修筑堡垒与努尔哈赤对峙，另外再在天津一带设立水师，对后金的南方伺机骚扰、收复。总之就是一句话：对峙、封锁，趁机反攻。这是一个稳妥而又扎实的方案，虽然最后这个方案由于各种因素流产，然而皇帝当时能同意这个方案，说明帝国在对待辽东问题上已经比杨镐那时候要冷静的多了，如果是杨镐向皇帝提出这样的方案，只怕当场就被皇帝啐了一脸，你杨镐是不是还没睡醒？一个奴酋要搞这么大阵仗！
孙承宗在担任辽东经略的三年多里又干了些什么呢？领着十多万大军，每年从国家拿走数百万两白银的军费，修了大大小小几十座堡垒，打造了关宁锦防线，又何时与努尔哈赤来过一场正面交锋呢？最后的结果是收复了失地四百多里，逼退努尔哈赤七百里。到了这个时候，帝国在对待辽东问题上就更加冷静了，如果杨镐在经略辽东之时这么干，怕是又要被皇帝啐了一脸，花费这么多国帑，就搞了这么些个土木工程，你是不是在跟我开国际玩笑！
再看看到了袁崇焕时期，天启七年的时候，后金攻打朝鲜，魏忠贤命袁崇焕趁机攻打后金的老巢，结果被袁崇焕反问一句：你咋知道后金老巢空虚了？就算我倾巢出动偷袭，孤军深入又怎么打得过以逸待劳的后金军队？总而言之，坚决不出战，打死也不率主力出城，躲在城里用大炮也不出城！到了这个时候，帝国在对待辽东问题上已经显得很成熟了，如果是杨镐这么要求，怕是要被皇帝和满朝文武按地下猛锤了，你是觉得治不了你了是吧？
在萨尔浒之前，除李成梁外，只怕大明朝文武上下没一个拿努尔哈赤当回事，最多将他看成盗匪流寇，饿了就来抢，抢了就跑。就连孟森先生也评价努尔哈赤在迁都辽阳后“一改其寇钞出入，饱即飏去之故态矣”。一个帝国上上下下都认为稀松平常的一次剿匪行动，能给你多少补给和兵力。
不否认杨镐在战役中的错误，然而杨镐不犯这些错误又会怎样？就凭那些东拼西凑的杂牌军，就能从后金手上收复失地？过分夸大杨镐在军事上的错误，是某些集团乐意见到的，因为这样就能够更好的掩盖他们在政治上的错误。《国榷》上记载过万历皇帝说过的一句话“辽东患在文武不和”，要不怎么说领导水平就是高呢，真可谓是切中时弊、一语中的！可惜，他说完就没下文了，最后的结果却要这一任任的辽东经略来承担的。
杨镐知道，此战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当他清点着拼凑来的军队，指挥着他们踏上林海雪原的征途时，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此战之后，基本奠定了大明朝亡国的命运，果然大明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坚守了二十五年即告谢幕。时隔几百年，再观萨尔浒之战，除了感慨大明朝的腐朽堕落之外，更让人感慨这一不到一周的战役，竟决定了中国人四百年来的国运，并影响了此后四个世纪的东亚格局，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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