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5岁丧父，66岁成为“烟草大王”，71岁入狱，85岁成为“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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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亲手转动过命运的车轮，从这车轮里迟早都会转出一生中的大事件。—瓦尔特·本雅明

褚时健，1928年1月17日，出生在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一个农民家庭。褚时健出生时父亲褚开运和母亲褚王氏都很紧张，因为他们本来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两个男丁对于一户农家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但是因为医疗条件原始落后，这两个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生急病夭折了。除了褚开运和褚王氏，祖父褚发珍也特别不安，农村人信命，他很担心，难道自己的小儿子养不成娃娃？

所以到褚王氏再次即将临产时，大概是听了一些迷信说法，褚开运带着妻子离开老屋，搬到江边一个临时搭建的木屋去生。可以想象当时褚王氏内心有多不踏实，临时住处的生活条件并不好，什么都得将就。而且当时正是农历的冬月期间，云南华宁尽管算得上四季如春，但初冬还是有些寒意，江边的房子更是在江风中显得孤立无援。

煎熬了一昼夜之后，1927年农历腊月初一，公历1927年12月24日的黎明时分，褚王氏生下了一个男孩。一家人欢天喜地，褚时健的祖父褚发珍连声说道：“这就不同了！这就不同了！”

这个男孩，就是褚时健，出生时爷爷给他取的名字叫“石柱”。1928年春节，石柱满月，家里显得特别喜庆。

• 褚时健的家庭

褚时健的祖父褚发珍因为捐了监生，担任着家乡的乡长和团总，算是当地有社会地位的权威乡绅。他有三个儿子，褚开学、褚开科、褚开运，还有一个现在大家都已经记不起名字的女儿。

褚发珍的小儿子也就是褚时健的父亲褚开运，做运输生意，虽然家庭算不上大富大贵，但在当地生活条件算比较好的，直到1942年的一天，日本人的一次对滇越铁路弥勒、个旧段进行轰炸。褚开运正在一个叫巡检司的车站忙活木材的事，突然的轰炸让所有人都躲避不及。巨大的声响后，躲过了炸弹的褚开运却被爆炸掀起的气浪重重击倒。待轰炸消停，同样经常跑铁路的熟人们把褚开运抬到一边时，发现他已经被震到重伤，完全动弹不得。

• 褚时健父亲褚开运离世

1943年，父亲褚开运的病情越来越严重。6月的一天，他让褚王氏请人到老街的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大儿子褚时健叫回了家。他让儿子到他床边，让妻子也坐在边上，交代了他的打算：大儿子在读完书以后，立即和舅父王之义家的小女儿王兰芬结婚成家。“你是老大，家里以后靠你了。”褚开运对褚时健说。大儿子点点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也许在褚开运的想法里，作为父亲，只有给儿子安排好结婚成家的大事，才算基本完成了对他的生养过程。但儿子只有15岁，又正念着书，马上成婚很不现实。但他不甘心看不到那一天，所以自己一手把儿子的婚事安排好，总算能安心一些。

在交代完后事几天后，褚开运就撒手尘寰。褚时健清晰地记得那年父亲42岁，自己15岁，六兄妹中最小的弟弟褚时佐尚不满1周岁。

本来他觉得在老家矣则每天烤酒，帮母亲打打下手，有时间就去摸鱼是相当痛快的事情，但自从和堂哥褚时俊的谈话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褚时俊问褚时健：“石柱，你这么能干的人，难道要在这个小村里待一辈子？”褚时健没有出声，他能感觉到堂哥早就想说这话了。褚时俊接着说：“你不出门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你都不知道。”看堂弟低头不说话，他接着说：“我知道你担心家里，但你要是没有好的前途，以后就是家里担心你了。你年纪这么小就不读书了，以后和村里的莽汉有什么区别？能干又有什么用？”

褚时健煮着鱼，说不出话，心里翻江倒海。堂哥一番话把自己内心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又搅动起来，其实他何尝不希望出门、读书？以前看着父亲从外面带回一些新奇玩意儿，他总是在想象山之外有多精彩，山那边的人和自己有什么不同，但家里……

褚时俊又说：“你只知道你父亲死得冤枉，但你不知道他为什么死。现在国家是非常时候，你我是男儿，不要只看眼下这几亩地几口饭。多了解大事，才能做大事….”褚时健听着堂哥的话，心里好像豁亮了起来。他后来回忆说：“我堂哥会说话，几句话就让我明白了人生真理。”

褚王氏知道了兄弟俩的谈话，站在灶台边划拉了几下锅里的铲子，就回头对褚时健说：“你哥说得对，你要去读书，过完这个暑假就去昆明。家里的事你莫担心，我担得起来。”褚时健问母亲：“要是不行咋个办？”母亲拍拍身上的土：“不行再喊你回来。”

接下来的时间，母亲和褚时健就开始为褚时健的学费做准备。昆明的学费生活费都不低，母亲和儿子昼夜不分地烤酒，每个赶集日都挑酒到集市上去卖，希望在开学之前把一年的学费凑够。

去昆明读书是堂哥的建议。一是他在昆明读大学，知道哪些学校适合堂弟读，而且他和另一个堂弟褚时仁都在昆明读书，兄弟几个互相有个照应；二来矣则就在滇越铁路边，去昆明比去县城方便得多。

• 到省城读书

1944年8月，已经16岁的褚时健扛了一个行李包，从家乡华宁县青龙区禄丰乡矣则村上火车，沿着滇越铁路云南段来到昆明。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没人陪伴的16岁农村少年心里三分新奇七分紧张。在富春中学读了一学期后，他就希望到更好的学校去读书，那时正在西南联大念书的堂哥褚时俊便推荐他转学去了昆明小有名气的中学：龙渊中学。“龙渊，龙凤的龙，深渊的渊。”他说。转学之前，他改了名字：褚时健。这个名字来源于“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他喜欢这句话，而且“健”正好是单立人偏旁，合了褚家取名的规矩。

大概因为办学认真，而且师资生源都不错，龙渊中学的学费比富春中学要高出不少。学生中也不乏国民党高官的子弟。褚时健记得自己班上就有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的儿子和国民党一位空军英雄的女儿。是的，就是号称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一，第五军的军长邱清泉。1945年蒋介石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派出的部队就是精悍的第五军。邱清泉的儿子曾经因为体育比赛和同样牛气哄哄的南菁中学学生起冲突，呼啦啦招来父亲第五军一个排的军士，开着吉普车在学校操场助威，让同样参加篮球赛的褚时健大开眼界，对社会又多了一分了解。

在刚进龙渊中学不久褚时健就被老师和同学选为了伙食委员，褚时健在黄金年龄，见了较大的世面，结识了许多精彩的人，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一个有思想的青年。

特别是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堂哥褚时俊对他的影响，是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笔。

• 参加讨蒋十年

直到后来，也就是1948~1959年在南盘江北岸地区参加讨蒋斗争，他在二支队九连里已经有了“神枪手”的称号。

1949年7月，中央军委把战斗在云南的各游击队正式组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褚时健和队员们正式成为军人，讨蒋自救军连长李国真就提出希望他做连队的指导员。李国真是以前号称“云南王”的前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护卫旅的连长，军队经验丰富，也善于打仗，他后来答应做了指导员。直到1950年2月20日，陈赓、宋任穷、周保中率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进入昆明，24日，陈赓宣布云南全境解放。

1950年-1951年2年期间因为政府需要养活大量军人，于是他被派到地方上征粮、征税。

青年时的褚时健

因为战乱时期种田种地的人本来就少，收入也少，很多老百姓连温饱都没有解决，又拿什么来上交政府，以至于后来发生了反征粮的暴乱，1950年7月，褚时健正在没日没夜地进行征粮工作时，家里出了大事。小褚时健两岁的弟弟褚时候牺牲了。

1954年至1958年5年间，褚时健从26岁到30岁，一个男性最有激情、最有抱负、最敢于为未来付出代价的阶段。从云南省委党校就读一年后，褚时健这5年是在玉溪地委机关单位度过的，他分别在玉溪地委宣传部和玉溪行署人事科任过职。像每一个对新中国满腔热情的干部一样，他一边认真领会着新政府的各项思想和政策，一边投入火热的新社会建设中。心，是纯净的；干劲，是无穷的。尽管这些工作被褚时健后来感慨为：并不太适合自己。

左边第二个是参加部队时的褚时健

偶有闲暇，褚时健会和同事们一起长跑到郊区，锻炼身体。他的体质不错，从玉溪城中心到郊区10公里的路程，一口气跑下来丝毫不见疲态。年轻，总是好的。

• 与马静芬相识到结婚

马静芬因为请假回昆明看病，而这个时候，正好褚时健作为地区领导到了呈贡县检查文教工作。

两人的缘分就此开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褚时健26岁，马静芬21岁。

褚时健在地委和行署工作期间在中心小学召开了一场座谈会，主要内容就是听校长介绍教师队伍情况。校长说着说着，“马静芬”这个名字就引起了褚时健的注意，因为校长在汇报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时，“马静芬”三个字频频被提起。褚时健听明白了，这是校长认为最不听话、最不守规矩的一个老师，而且还是个女老师。

会议结束后，褚时健就让校长把老师们的档案拿来看一下，他看到马静芬的档案时发现，短短100多个字，写得非常得体，抓得住重点，没有一句空话。一个只有小学文凭的年轻姑娘，比高中生、中专生表达得还要清楚。”再看看照片，小小的证件照，却能看出这姑娘眉清目秀。短短半天，褚时健对马静芬竟产生了好感，尽管还没见面。

后来褚时健就总在马静芬所在小组开会，目的就是观察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马静芬的表现的确出色，褚时健于是和一起下到工作队的共青团书记商量，把马静芬抽调到了教改工作队。马静芬先是被调到玉溪当时条件最不好的元江县去教改，然后又去了玉溪地区条件比较好的通海县进行教改。但无论条件好坏，她越发令褚时健惊奇：虽然年纪轻轻，小姑娘做事说话却利落爽快，而且原则性很强。1954年，她因工作出色，入党申请被批准。“我越来越觉得她和其他人不太一样。”褚时健后来回忆说。而且他也承认，一年之内把马静芬调来调去，是有意为之，他就是想看看马静芬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在通海工作期间，马静芬还被请上教职工大会的主席台，发言讲述自己的教改经验心得。走下讲台后，褚时健对她说：“小马，过五关斩六将啊！”

最后一排中间位置那位便是马静芬

决定性的一次谈话是在通海县进行的。马静芬在通海工作的最后一天，褚时健把她叫到了办公室。马静芬以为又是一次有关工作的谈话，兜里装了个小本子就去了。两人面对面坐下，中间隔了张大桌子，桌子上还放了两个暖水瓶，以至于褚时健看不到马静芬，马静芬也看不到褚时健。马静芬掏出本子等着褚时健说话，没想到等了半天对面也没出声。马静芬心里正犯嘀咕，褚时健说话了……说了什么，2014年马静芬和褚时健在回忆时都表示不记得了，有旁人帮忙回忆说应该是：“你觉得我怎么样？”这一类话，不过褚时健笑笑，觉得自己当时应该不会这么表达，他应该更含蓄一些。能够想象，在那个年代，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个人情感的表达不会有什么浪漫和感情色彩，况且还是从来不太会表达自己感情的褚时健。

无论如何，那就是一场隔着两个大暖水瓶、靠声音传递的表白。马静芬说自己是怎么回答的，怎么走回宿舍的，大脑里完全是空白。她只记得当晚把自己藏在被子里，哭了半个夜晚，室友无论怎么问她也不回答。

这场哭泣，不是高兴也不是害怕，只是一个年轻女孩子在爱情和未来面前的惶惑和不知所措。

紧接着，马静芬的不置可否让褚时健和周围人都着了急。褚时健的部下们有机会就向马静芬介绍褚时健的能干和吃苦耐劳。后来马静芬说：“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华宁人！”但她还是动了心，她想：“一个党员，应该不会错吧？”况且褚时健在干部群体里口碑太好，她觉得自己好像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偶尔褚时健会约她去城郊散步，她也越来越自然地赴约了。

她把褚时健的一张小小证件照带回了昆明家中，让家人看看。没想到姐姐妹妹们的反应是：“好黑！”“看着好凶！”“好老啊！”马静芬急了：“人家才26岁！”

1955年，褚时健和马静芬领证结婚。马静芬说自己都没到民政局就拿到了结婚证，因为褚时健拿了她的相关证明，自己跑了一趟民政局，回来两人就已经是合法夫妻了。但这一天的日期马静芬记得非常清楚：1955年10月20日。然后她和褚时健花了10元钱买了点糖，两人都换了身干净衣服，请两边的同事到褚时健单位会议室坐坐，领导也发表了谈话，大家吃了喜糖，说说笑笑一番，两人的婚就算结完了。

• 1979-1996年 在玉溪烟厂的生活

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玉溪卷烟厂正式成立于1959年，创立之初，烟厂有30台卷烟机，有30多名从上海来的卷烟师傅，应该说有一个不错的开头。

再好的开头也经不起“文革”等政治运动毁灭性的消耗，到1979年，玉溪卷烟厂已经经历20年的发展，但是长期政企不分导致这里机构臃肿，生产力低下。烟厂的领导班子一共有12名，其中10名是“文革”中的造反派，所以领导们分为两派，导致决策很慢，执行力极差。烟厂当时有“恭贺新禧”、“翡翠”、“红梅”、“红塔山”等品牌的产品，都属于云南市场上的中下等烟。即便拳头产品“红梅”烟，年产量也只有10多万箱，并且大部分还积压在库房。厂内职工的顺口溜是：“红梅红梅，先红后霉。”所以在诸多国营工厂里面，玉溪半机械化半作坊式的烟厂是效益比较糟糕的一家。工人处于消极状态中，工人工资水平只有其他厂的一半，一名技术工人的月工资也只有30元左右，普通工人的只有10多元。因为收入太低，据说当时的烟厂男工都很难找对象。生产环境也很不好，生产工艺落后导致工厂附近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在烟厂工作的人很多都得了气管炎。

而且更为糟糕的是，当时全国的烟厂都是如此。玉溪卷烟厂的状况，并不是特例。地区也曾派过一些曾任地区宣传部长或组织部长的人来负责烟厂，但都是很短时间后就走了，迅速被工人遗忘。按照当时烟厂的技术员、后来成为著名的红河卷烟厂厂长的邱建康的说法：在褚时健到玉溪卷烟厂之前，前几任厂长根本就不知道该干什么。

所以，玉溪卷烟厂几乎是以一个“老油条”的疲沓劲来迎接它的新当家：褚时健

其实在去玉溪烟厂之前他跟妻子马静芬“说自己很怕，怕的不是搞不好工厂，而是复杂的人际关系”，当时玉溪卷烟厂12名领导，两派对立的架势确实让他很头疼，而且还听以前的同事说，在烟厂有一些留在云南的上海知青，因为回城、待遇等，也是不好办的问题。

褚时健为此找了地委书记胡良恕：“我去烟厂，书记要给我一把尚方宝剑。”胡良恕说：“讲。”褚时健说：“我是一个外派的领导，您也知道玉溪卷烟厂的情况，人事关系比较复杂，派系斗争依然存在。我夹在中间必然很难开展工作，您只要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就能够改变这种情况。希望您答应我一年内，凡是到地委告状、请愿、上访等闹事的人，一律驳回，由我来处理。”

胡良恕一口答应，随后召开地委工作会议，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写入文件中。这一决议的执行为褚时健走马上任扫清了一大障碍。1979年12月，胡良恕调离，新任的地委书记李孟北与褚时健打过交道，彼此了解，同样按照决议不遗余力地给了他大力支持。

1979年10月秋天的一天，褚时健举家由新平戛洒搬往玉溪。

褚时健刚到烟厂就到附近职工的宿舍了解生活情况。尽管有了心理准备，但看到的情况依然让他十分震惊。

有一名在工厂工作多年的老职工，祖孙三代挤在28平方米的房子里。这还算条件好的，更严重的是还有两家人住28平方米房子的情况。为了避免尴尬，两家人的中间就用草席隔开。住在里面的一家人要出门必须经过另外一家才能走出去。

“生活太差了！”褚时健边看边感慨。

厂房里的情况更是让褚时健难以接受，在车间的生产线，很多时候都是一名工人干活儿，其他工人要么在围观，要么在闲聊、打盹儿。极少一些干活儿卖力的工人也被议论为“憨傻”，很多职工认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样。况且当时烟厂干活儿越卖力，产量越多，积压的产品越多，这无异于自找麻烦。

1978年玉溪卷烟厂的产量是27.5万箱，利润完成9000多万元。1979年总产量是30万箱，与1978年差不多在同一个水平上。但是，30万箱里，有6万多箱积压在仓库里，还有很多退货。红梅香烟是拳头产品，退货率也最高。一翻财务的表格，有时某一天的退货量比销售量还要大。大多数退货都是因为质量问题，一包烟应该有20根，却很多是十八九根；一条烟是10盒，居然能装成9盒。香烟的外包装箱质量也很差，经过长途运输，很多纸箱还没到客户手中就已经破烂不堪了。因此，很多香烟销售单位拒绝销售红梅香烟，于是，空旷的厂电影院不放电影，用来堆放退货了。

后来褚时健用一句话总结当时的玉溪卷烟厂：员工是软、散、懒，车间是跑、冒（气）、滴（水）、漏（原料）。

褚时健还发现烟厂厂区内有成群的鸡鸭到处乱跑，他找到负责后勤的人了解情况，得到的解释竟然是因为职工生活艰苦，为了改善生活才在厂区养这些鸡鸭的！

当年在新平糖厂时期，他对甘蔗的摆放、榨糖机的清洗都有很严格的要求。但在级别比新平糖厂高出许多的烟厂，竟然看到烟丝遍地、散支烟东一根西一根，地面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清理过。褚时健把自己的火压了又压：“你们就是这么搞企业的？”

褚时健曾经一再说自己的一个观点：一个工厂领导，如果不懂技术，不了解工艺特点，那么即使能力再强也只会盲目指挥。“业务一定要好。”

• 玉溪烟厂改革

中国在1979年的国企改革中，“扩大企业自主权、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指导思想曾经激励了一大帮国企的领导人。

褚时健掌管玉溪卷烟厂的第二个年头，有身边的亲友提醒：“为国企做事，小心是第一位，为什么太多人明哲保身？不求无功但求无过，是因为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的确不是简单的事，稍有差错或大意，极有可能为自己惹来大祸。”也有人劝褚时健加紧在工厂安置一些自己的人，“没有自己的人，拍巴掌叫声好的人都没有，实在势单力薄”。这些话，褚时健听了不止一次，也听了进去。不过，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生性简单，不是一个瞻前顾后的人。在犹豫不前和义无反顾之间，他更愿意选择后者。他说：“一个50多岁的人了，没有更多机会了，谈什么后路？不管了，动手干。”至于安排自己的人进工厂配合自己，他倒觉得未必是好事。妻子马静芬和他一起调进烟厂，就因为是厂长的爱人，还常被人告状说马静芬不做事，天天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纸。马静芬莫名其妙，因为她的确从不爱看报纸，这还是褚时健经常批评她的一点。而喝茶的说法就更没道理，因为她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医生劝她不要喝茶，所以她几乎不沾茶叶。她和褚时健都知道，其实这些刁难和麻烦都是指向褚时健的。

• 安居才能乐业

褚时健在1980年就向职工们承诺：半年内建三幢职工宿舍楼，改善职工住宿条件。这是他进工厂第一天就有的打算，烟厂职工住宿条件实在差，在他看来让大家住好是当务之急。上班没几天，他就把财务科的人叫来问，厂里用于基建的钱还有多少？财务告诉他：还有170多万元。褚时健当时觉得简直不可思议，170多万元！按当时的基建费用，工厂盖职工宿舍楼，地就是工厂现成的，不花钱，建房成本按一家两房一厅算，顶多也就2.5万，怎么就不建房呢？“不琢磨工作，不琢磨员工。”褚时健对以前的做法很是无奈。

职工们自然是欢呼雀跃，但紧接着就对褚时健表示怀疑了：“以前说了无数次要修房，一块砖都没看到。这回又能真到哪里去？”职工们怀疑得不错，因为“文革”期间的假大空实在太多，久而久之，领导与百姓之间的互相信任度已经降到最低。基建科长大概也是这个想法，觉得这事过几个月大家也就忘了，所以根本没把褚厂长这项决定当回事，一而再、再而三拖着没向褚时健上交基建计划报告。褚时健大为光火，把基建科长叫来狠狠批评了一顿。哪知基建科长前脚出了门，后脚就递上来一份请长假的报告，大意就是：你敢骂我？老子不干了，要休息。

褚时健哪吃这一套，立即下了一道厂长决定：将基建科长撤职，同时改编基建科。

从基建科的相关资料中，褚时健了解到，当时负责厂里建筑工程的那批职工效率非常低，盖6栋两层高的楼需要耗费3年的时间。褚时健计划修建3栋宿舍楼，这样一来就需要一年半的时间。他等不及，职工们也等不及。于是，褚时健决定另请一支建筑队。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大营街的一支建筑队，队长是一位叫任新民的年轻人。

1979年底，任新民曾带领村里的建筑队给玉溪当地一个电影院搞装修，活儿干得很漂亮。玉溪卷烟厂基建科的彭科长去过电影院，对装修的质量非常赞赏，由此认可了任新民带领的这支建筑队。后来，烟厂的澡堂需要装修时，厂里就把这个活儿交给了任新民，他和队员们做得很认真。这次修建职工宿舍，褚时健又想到了他们。

“要质量，要时间。咯做得到？（能不能做到？）”褚时健问任新民，任新民老老实实回答：“做得到。”果然，仅仅4个月，任新民将3幢宿舍楼利利落落完成。褚时健和验收队去验收时，发现这批房子的质量比厂里原先盖的还要好。褚时健对任新民很是欣赏，决意以后厂里的房子都让他修建。这一合作就是六七年，也开始了褚时健和任新民长达几十年的忘年友情。

厂里可以决定是否给职工盖房，但盖多大就做不了主了。在动工之前，纪委曾经来检查过，他们把房子的面积标准划定得较小，本来需要盖120平方米一套的房子，结果被缩成了80多平方米。对于两代、六七口人来说，这样的房子仍然太小了。不过，纪委的规矩不能逾越。于是，褚时健只能继续为大家盖房子。

后来，他回忆说：“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厂里一直在盖房子，争取让大家住得舒服些。”就这样，职工们不停地在换房子、搬家，七八年之后才稳定下来。在褚时健最后离开烟厂（离开时已改名红塔集团）时，在他任上为职工盖了5000多套房子。如今的玉溪市红塔区，有很大一部分较高档的小区都是烟草的物业。而且在他离开之时，集团账面上还有28亿元是专门用作员工住宿改善之用的。

厂里可以决定是否给职工盖房，但盖多大就做不了主了。在动工之前，纪委曾经来检查过，他们把房子的面积标准划定得较小，本来需要盖120平方米一套的房子，结果被缩成了80多平方米。对于两代、六七口人来说，这样的房子仍然太小了。不过，纪委的规矩不能逾越。于是，褚时健只能继续为大家盖房子。

后来，他回忆说：“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厂里一直在盖房子，争取让大家住得舒服些。”就这样，职工们不停地在换房子、搬家，七八年之后才稳定下来。在褚时健最后离开烟厂（离开时已改名红塔集团）时，在他任上为职工盖了5000多套房子。如今的玉溪市红塔区，有很大一部分较高档的小区都是烟草的物业。而且在他离开之时，集团账面上还有28亿元是专门用作员工住宿改善之用的。

褚时健就任玉溪烟厂期间建的员工宿舍

解决职工住房问题的同时，褚时健也在着手改善职工的伙食。

• 整顿工厂

褚时健开始着手改善烟厂的生产情况，包括对工人生产规范的要求和规章制度的执行。尤其是在烟叶的筛选和包装纸张的选择上，他更是亲自出马负责把关挑选。为了避免因为生产环节出现的缺货情况，他要求职工增加抽检的频次和数量，自己也经常在检验环节参与检验。

4个月的时间内，褚时健很少能够按时上下班，几乎是日夜不停地在车间监督生产，困了累了就在办公室眯一会儿，养养精神继续与一线职工一起工作。当年的工人还记得褚时健清晨5点出现在车间时的情景。“厂长好像脸都还没洗，但人倒是精神得很，进了车间也不怎么说话，到处看看到处摸摸，有时就站在一边看我们干活儿。”褚时健算准这个时候夜班工人和白班工人正交班，他来看看工人的收尾工作和准备工作。

• 改变观念

褚时健向职工们强调了两个竞争概念，一个是市场竞争，一个是内部竞争；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其中内部竞争是玉溪卷烟厂特别缺乏的，当然也是很多企业缺乏的，是直接导致职工工作热情低下的因素。

• 初涉改革小失败

第一步，奖惩制度主要是针对工人的工作表现，由车间主任笼统打分决定奖励还是惩罚。因为没有具体的细项作为打分的依据，车间主任往往是凭个人印象对工人进行打分，并不客观，也没有说服力。而且，奖励幅度被限制到“全年奖金不得高于三个月工资”，对职工并没有吸引力。仅仅实行了半年后，褚时健意识到这是一项不彻底的改革。

第二步，该是褚时健挑战国营工厂实行了多年的计时工资制度的时候了，他要用实际告诉职工们：“大锅饭”吃不得。

第三步，他发动全厂上下背着香烟到社会上宣传红梅和红塔山，自己也站到昆明和玉溪街头请路人品吸，以期玉溪卷烟厂的形象得到改变。

但是效果不好，香烟被全部扔在了地上。

• 出手改革

981年上半年，他带着几个车间主任和技术员走访了上海卷烟厂和昆明卷烟厂等几个全国规模大、产品名气大的烟厂。回到玉溪后他问这些同事：“找出什么差距没有？人家为什么比我们做得好？”技术员们异口同声：“人家机器好。

当时比较新型的英国莫林公司的MK9–5烟支卷接机每分钟能卷接出5000支香烟，足足是“新中国”的4倍！而且因为工艺精良，卷接出的烟丝紧致，外形和吸味都很好。仅仅从外观上看，这台进口设备卷接出来的香烟比红梅和红塔山要高出几个档次。

褚时健听完技术员们的话，狠吸了一口烟后把烟头使劲灭在烟灰缸里。“人家是飞机大炮，我们是小米步枪。”

“MK9–5，要多少钱？”他问卷包车间的副主任乔发科。“261万元。”乔发科回答。褚时健说贷款买，说得很果断。

几个月后，英国厂家运来了一套MK9–5型卷接机，伴随机器到达的还有两位厂家的安装调试工程师。全厂上下都非常兴奋，但没高兴几天，意想不到的问题就接连出现。

职工们在两位英国专家的指导下对MK9–5型卷接机进行安装和调试，并很快将开始投入使用。但是，这套新设备似乎有些“水土不服”，安装好不久后，就频繁发生故障，经常突然就停机。而且在产量上的表现也远不是设计能力5000支那么高——一半还不到。这让两位英国专家非常尴尬，也非常着急。

经过几天的仔细排查，两位专家找出了问题所在：这套机器有一个电子质量监控系统，这个系统对原料的排查非常仔细，如果原料达不到机器设置的质量指数，机器便会自动停下来。也就是说，机器会突然停，是因为玉溪卷烟厂的烟叶质量不过关。

褚时健派了乔发科和另一个叫陈志华的技术骨干配合英国专家一起研究这台机器。褚时健也常在晚上陪着两人在机器边转来转去地观察，一个触点一个触点地摸索。

英国专家给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是放弃机器的电子质量监控，由人工来代替机器进行烟叶质量检查，给一些过不了机器一关的烟叶放行；或者将MK9–5型卷接机自动检测的标准调低一些。不过，这些选择显然会影响出来的烟的品相和质量。

第二个选择就是要褚时健再往前走一步：提高原料品质。不仅烟丝，包括盘纸、滤棒，最好都采用进口的。

褚时健当然不会进口烟丝，他告诉英国专家：“我要是烟丝都进口，云南的烟叶咋个整？”但是他告诉对方，他的确要进口滤棒和盘纸。

“我选第二种解决方案。”他说，“必须保留电子质量监控，这是我们买这台机器的意义。”

45天后，MK9–5型卷烟机终于顺利投入生产，褚时健松了一口气。

关于这套机器的后续故事，简直是褚时健治下玉溪卷烟厂的一曲科技之歌。乔发科和一众技术员因为跟着英国专家两个月，对其性能已经非常熟悉，再投入使用后，对MK9–5进行了50多次小改革，而且都成功了。比如改进了机便板，每天两班就可以节约烟丝近400公斤，在当时价值1600元，一年就是48万元。为了降低烟叶消耗，只用了20多天就制成一条配合MK9–5的加湿处理回收烟丝的新流水线，烟丝回收率提高了10%，填充能力提高了12%，长丝率提高了54%，每天可多回收烟丝40公斤。每个数字，都意味着财富。先进的机器激发了先进的技术，褚时健自己就是一个非常迷恋技术的厂长。有了这台MK9–5型卷接机，玉溪卷烟厂的技术提升了好几个台阶，技术员们也得到了最好的培训。后来推出优质原料选取方法，“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包干”制度。

经过15年的努力，1994年，褚时健当选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褚时健成为“中国烟草大王”

我们不懂，我们又怎么能懂？人世间绝不限于我们这些人。也有人热泪涔涔，却不是由于个人的不幸。我们为理想而献身，我们问心无愧。

——涅克拉索夫

1995年3月，一封递给中纪委的检举信让河南三门峡市爆出一起投机倒把案，主案人是一个叫林正志的河南人。

5月，马静芬的妹妹和弟弟因为牵涉林正志案，被河南警方从昆明带走。

8月，褚映群也因同样的案件从珠海的家中被带走。

此时，玉溪卷烟厂已经一片哗然，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几位当年的职工说，当时想的是：不会牵连到厂长吧？

9月，不幸猜测被言中，中秋前夕，河南警方将马静芬从家中带走。

马静芬被带走时，褚时健正好不在家，也不在玉溪。他正好从美国出差回来途经香港，按计划要停留几天。玉溪的同事很快就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褚时健。褚时健听到老伴儿被带走的消息，大脑有些空白。女儿被带走的消息传来时，他固然震惊、难受、着急，但他总觉得仅仅是个调查，很快映群就会没事的。但这一次是老伴儿，是已经62岁、与自己相伴业已40年的老伴儿。香港的朋友都劝褚时健不要回去了，他们预感褚时健回到内地将会面临危局。褚时健摇摇头：“我肯定要回去，我老伴儿还在那边，不回去不行。我不怕，我是说得清楚的。”

• 事出有因

1994年，中纪委接到举报，检举贵州省委书记刘正威的夫人，时任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的阎建宏贪污及收受巨额贿赂。中纪委立即派工作组进驻贵州，一查再查，牵出了阎建宏的系列犯罪活动。在系列罪名中，有一条是阎建宏利用自己和丈夫的职权，通过云南烟草系统的领导，在玉溪卷烟厂拿到了1000件红塔山香烟的批条，转手倒卖指标后得到40多万元的分赃款。这一条引起了中纪委的注意，关于领导子女亲属利用职权受贿、谋取经济利益的事一直都有人举报，红塔香烟一张批条价值上百万上千万的也早有耳闻。

中纪委索性将调查从贵州延伸到云南，直接的目标就是云南烟草系统，中纪委的王德瑛副书记带队到了昆明。

1995年初，国家审计局派出工作组进驻玉溪卷烟厂，深度查账。

无论是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还是褚时健，都没太在意这件事，因为以往中纪委和审计局也有例行检查的时候。所以普朝柱仅仅和王德瑛见面吃了一顿饭之后就下去检查工作了。褚时健则是中纪委到工厂后第二天才赶到，因为办公室通知晚了。

普朝柱自信云南省的领导干部没有以权谋烟的行为，他自己就很清白干净；褚时健也自信这么些年自己从来没有在对方许可证不全的情况下乱开出批条。的确有些领导干部的子女来批烟，而且手续齐全，在需要的量不是很大的前提下，褚时健有时也无可奈何不得不批了，但他总是会说上一两句：“娃娃，懂点事，莫要把你老父亲害了。”

大概因为阎建宏案影响太坏，而且烟草行业是出了名的利益集中的地方，红塔山那几年的财富形象又实在太深入人心，中纪委这次到云南后的调查力度之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褚时健作为玉溪卷烟厂的负责人，自然首当其冲。

然后就出了河南林正志的案件。这件事直指褚时健的枕边人：马静芬。最直接的事件是马静芬用烟与河南三门峡烟草公司串换了几盆价格昂贵的五针松盆景。在串换这项经济行为里，有太多所谓的“漏洞”可抓。在没有完善的法规政策的前提下，一切都可以被赦免，一切都可以被提起罪名。玉溪卷烟厂绿化科科长马静芬正好就处在这个政策真空之中。

显然，调查的矛头已经越来越逼近褚时健。马静芬之后，接着就是已经人在商场的褚映群，在她被送到河南的看守所后，新华社的报道称她“共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港币、30万美元”。但直到最后，在法律上褚映群依然没有坐实罪名，因为在那个年代，倒卖烟是合法行为。在父亲褚时健的了解里，女儿的确与他人合作倒卖了香烟，并不存在“索要钱财”。

所以，褚时健难以避免地陷入了各种调查之中。在一种“先假定有罪，然后取证以证明无罪”的调查过程中，被调查者的日子显然不好过。

• 痛失爱女

1995年12月，亚热带的玉溪也很冷。从河南传来噩耗，褚映群在看守所自杀。

• 褚时健被定罪

1997年6月，中纪委决定将褚时健移送司法机关。他被从玉溪移送到了昆明的云南省看守所。

1997年9月，专案组决定异地看守褚时健，将他从云南省看守所再次移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南京看守所。直到1998年12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时，褚时健又才被送回云南。

云南省检察院对褚时健提起诉讼的罪名是：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褚时健作为玉溪卷烟厂的厂长16年，玉溪红塔的董事长1年，17年间，玉溪卷烟厂的卷烟产量从27.5万箱增长到225万箱，共实现利税991亿元，平均每年递增43.93%，最高年份达到222%。在褚时健治下，玉溪卷烟厂做到了一公斤烟叶最高时为国家贡献225元利税，而即便是最接近玉溪卷烟厂利税高度的同行，最高时也不超过40元。

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出狱

2003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再次获得减刑；2004年，褚时健获准假释。

出狱后的褚时健身体状况一直很糟糕，70多岁的他比60多岁时消瘦了太多。尽管已经出狱，家中也只有他和老伴儿马静芬，夜深人静时两位老人相对而坐，难免显得孤清。

把眼前这些似乎能涉足的行当都排除后，褚时健还是把心思落到了在监狱时和弟弟褚时佐谈过的冰糖橙种植上。从新平糖厂期间对甘蔗的种植，到玉溪卷烟厂期间对第一车间烟叶的种植，褚时健天然对土地有着亲切感，也有足够的自信。“做什么事情，如果心里没有把握，就不要去做。”他说。尽管几乎没有种植橙子的具体经验，但对于土地、对于农作物的种植，他心里是有数的。

“是不是随便搞个三五十亩种种算了？不要搞那么大。”无论是身边的任新民还是远在新加坡的儿子褚一斌，都是这个想法。他们希望褚时健有点事情做，但也只是希望这点事情打发打发时间，如果要来真的，他们就觉得实在没必要。“何必累着？”褚一斌说。

但褚时健当然要来真的。

褚时健和跟随他30年的司机合影

• 下定决心种橙子

刚从监狱出来的一段时间，褚时健和马静芬在市场上买了许多柑橘类水果试吃，最后得出结论，不论是国外的新奇士还是国内其他橙子，口味都不如华宁和新平哀牢山地区出产的冰糖橙特别。

褚时健一直都有一个观点，做事一定要有七八成的把握后才去做，这样心里才有谱气，事情才有可能成功。种冰糖橙，在技术层面上，他的确没有什么积累。他之所以敢做，是因为有烟厂期间“第一车间”的经验做底气，他尝试过以工业的方式来对待传统的农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一次，褚时健要用工业的方式来种橙。

2002年，褚时健成立新平金泰果品公司，并为冰糖橙取了一个品牌名：“云冠”。因为身份的不方便，金泰果品公司的法人和董事长、总经理都由马静芬担当，褚时健只是“顾问”的身份。但显而易见，这个顾问不仅“又顾又问”，其实还事必躬亲。刚刚加入公司的华宁人郭海东说：“你看褚老板取的名字：‘金泰’、‘云冠’，一看就是要做大事的。有人说褚老板70多岁了还上山来种地，完全是搞扶贫。我看不是。”

仿效当年在玉溪卷烟厂期间对“第一车间”里生产一线负责人的称呼，褚时健也在金泰果品公司里任命了几个“作业长”，作业长的责任是管理农户，对果园的生长和生产结果负责。郭海东、王学堂都是果园的作业长。

决定之后就尽快动手。褚时健在看准南恩瀑布和南恩河后，立即开始组织架设水管。他告诉手下的人，预算只要不夸张，花多少钱他都会掏这个腰包。“要让我们的水果不缺水。”他说。最终，几个月下来，金泰果品公司花费了138万元，从南恩瀑布架设了两条引水管到果园，总长达到了19公里。

建设基础设施是件耗精力的事情，褚时健又习惯事必躬亲，所以每天都忙忙碌碌。他的身体并没有恢复得太好，常常是把胰岛素输液袋背在身上，随时打着点滴，人就在山上各处奔波。

我们的果子这么些年来，从水源开始，土壤的有机质比例、剪枝的频率、挂果多少，样样都要操心，每年的情况都不一样，每年都有新的问题出现，所以不断要有对策。我这个脑子里，记了不知多少数字。我从小数学并不好，但我心里总在盘账，对数字，敏感得很。

褚时健还说：种橙这件事我2002年正式开始搞时借了1000多万元钱，到2007年的时候就全部还清了。

2014年以前我们的果园一直是增产，每一年都比上一年增产不少。所以我一直说我们是没有大小年的，的确像我们这样连续10年都是增产的果园几乎没有。但是2014年我们出现了减产，有气候的关系，也有果树生长的自然规律：大小年的关系，尽管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挽救了许多产量，但规律就是规律，一定要服从。无论做什么事情，人哪，都要有一颗敬畏心，自然规律、市场规律都要遵守。人当然要努力，要全心全力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同时也要实事求是，走得两步，停下来想一想，以后的路才不会走错。

我们现在果园已经扩展到几万亩，挂果的还是只有2400亩，但其他新的果园基本都种下了果苗，到2020年，我们的果子产量能达到6万吨。我知道现在我们的橙子在市场上很好卖，听说有人拿它和当年的红塔山烟相提并论，都是紧俏商品。

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我种橙也都有13年多了，一个70多岁的老人变成了80多岁更老的老人。我一点都不惆怅，我觉得这是我这80多年最放松的阶段。除了有时果子受自然气候影响我会稍微愁一愁，基本没有什么烦心的事.我有时去果园看看，虽然现在腿脚不太好，不太走得动了，但眼睛我还是没得闲。我在家的时候，没事看看书，时不时就去找我两个重孙玩一玩，心情很愉快。

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要看他在谷底反弹的高度”。媒体之所以如此众口一词，有赖于第一个把这句巴顿将军的话放在褚时健身上的王石。

2012年11月5日，褚时健种橙的第十个年头，褚橙首次大规模进入北京市场。2018年1月17日，在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的褚橙庄园，云南褚氏果业股份有限公司举办了成立仪式。褚时健独子褚一斌担起褚橙重任，牵头组建股份公司任总经理，90岁高龄的褚时健任董事长一职2014年果子收获的时候，王石和一班深圳的企业家又一次来到褚橙基地。褚时健让司机开着车，到山脚下迎接王石，所有人都看出他特别高兴。

2019年3月5日，褚时健在家乡玉溪逝世，享年91岁。褚时健的一生经历了太多挫折，也让他变得越来越强大，15岁丧父，66岁成为烟草大王，67岁丧女，71岁被判无期徒刑，85岁开始种褚橙终成一代褚王，干过农活，烤过酒，扛过枪，当过官，办过企业，他的一生辉煌过，失落过，91岁安详的离开人世，他虽然离开人世，但他的精神和企业管理方式却成为许多企业家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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