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和亲，是大汉族与少数民族上层之间的联姻，是一种政治手段，从属于一定民族或集团的政治利益。 正如恩格斯所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
作为一名封建时代的君王，李世民的和亲观念当然也基于此。如贞观十六年，李世民在分析朝廷对薛延陀应采取何种对策时说：
“北狄世为寇乱，今延陀倔强，须早为。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涤除凶丑，百年无患，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与之为婚媾，联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
大唐与薛延陀等汗国分布图
李世民认为，对付薛延陀的策略是或战或和。打败他，使之归顺，自然额手称庆，但战争付出的代价太大。战争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和金钱，甚至还要以国家的安危来做筹码，因此，李世民以为战争并不是应对薛延陀等部族的良策。
战争场景
尤其是在当时“户口大半未复”的情况下，和亲政策自然成了大唐处理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首选之策。房玄龄也曾对李世民说：“和亲之策，使天下幸甚。”
李世民与房玄龄（剧照）
那么，大唐贞观时期的君臣为什么这样热衷于和亲呢？对此，李世民曾直白地说：“北狄的风俗，女子说了算的多。宗室之女到了北狄，生子即我外孙，自然不会侵犯他的舅舅、外公。从这方面来看，一桩亲事可保边境三十年太平无事。”
事实上，古今政治纷争都是利益驱使所致，过程之中，往往六亲不认，谁是谁外甥、谁是谁舅舅，全都不管用。按照汉朝儒家伦理教义来说，做了可汗或蕃王的外甥们，见舅如见娘，当然不应该反对唐朝。可是，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与汉族正统的儒家礼法相去甚远。
因此说，李世民的这个想法，很有点一厢情愿。汉朝时和亲的接连失败，与匈奴间战争的不断发生，就已经充分证明了舅舅管不住外甥。然而，李世民的和亲政策却收到了实效，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当富舅舅和蔼的时候，穷外甥当然就可亲。李世民对少数民族的奴役大大轻于少数民族的可汗。因此，建立在“德化政策”之上的和亲举措，就较好地融通了大唐与成为可汗或蕃王的外孙、外甥们之间的亲缘关系。
和亲后的家族（图景）
这是因为，和亲不但从政治上给予了少数民族一个较高的地位和安全的保障，也在经济文化交流上给予了少数民族许多实际的好处。
为此，当时的各部族首领都以能够与唐朝和亲为荣，纷纷献礼长安，向李世民请婚。李世民也不负众望，频频下嫁公主与宗室之女。
李世民下嫁公主（剧照）
如，贞观十年，突厥处罗可汗次子阿史那社尔率部归顺大唐，李世民妻以皇妹南阳长公主。贞观十三年，吐谷浑可汗诺曷钵入朝请婚，李世民妻以弘化公主。同年，吐蕃颂赞干布命大相禄东赞为专使，以黄金五千两、珍玩数百件作为聘礼求婚于大唐，李世民妻以宗室之女文成公主。李世民还应允了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和乙毗射匮可汗等人的请婚要求，等等。
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剧照）
因此说，从某个角度看，李世民是靠着一定的裙带关系，维系起了这个多民族融合的大唐王朝。历来被认为是男人附属品的女性，如文成公主等，也用她们柔嫩的肩膀扛举着大唐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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