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最渴望也是最難以改變命運的人，找一條出路。
2013年，微信橫空出世佔據移動互聯網高地。方才42歲、作為騰訊首席行政官和創始人之一的陳一丹，突然宣佈卸任、退休，轉身走上了一條理想主義之路。
2015年3月的一個晚上，乾燥的東北風在黑暗中呼呼地刮過美國斯坦福大學，校園裡的紅杉樹被弄得沙沙作響，當來到法學院一座明亮的禮堂外時，風在窗前停下了。
裡面的人群眾星拱月般安靜地圍繞講臺坐著，他們的身份分別是學者、教授、硅谷領袖。大部分人攤開了筆記本和電腦，都在認真傾聽和記錄這場中、美兩位學者間的重磅對話。
臺上的Paul Goldstein教授翹著二郎腿，他是全球最知名的知識產權法專家；另一位男士的坐姿則是向教授微微彎曲著身子，此人是斯坦福大學的訪問學者陳一丹，他之前做了演講《生於草莽》。
教授看了眼記事本後，便用不緊不慢的語氣問道：“你認為，騰訊最大的一個挑戰是什麼？”
這個問題顯然撓到了陳一丹的心頭之癢，雖然此時他的身份是訪問學者，但他的另一個重要身份是騰訊創始人之一。他直了直身子，右手下意識扶了下眼鏡，臉龐有些清瘦，還順便摸了摸鼻子：“也許，並不止一個。”
說完，陳一丹自己謙虛地笑了笑。Goldstein教授打斷道：“只能說一個。”臺下也響起了大笑聲。陳一丹語速有些快地回答，“騰訊最大挑戰，我覺得有兩個。”臺下的笑聲更大了，甚至掩蓋住了Goldstein教授想要打斷的聲音。
“騰訊最大的挑戰就是自己。一個是必須克服，傲慢、自大的習氣；另一個是對未來的理解程度，要存有敬畏之心。”陳一丹很認真地說到這，臺下部分觀眾的笑聲卻尖銳了起來，也在接下來的交流中不間斷出現。
偏見與傲慢從不可能在這個自由的國度消失。過去30年裡，中、美兩國互聯網行業齊頭並進，世界上市值最大的5家互聯網公司，3家在美國（谷歌、亞馬遜、臉書），2家在中國（騰訊、阿里）。發達如歐洲、日本至今缺席。
這統計出來的排名與數字，只記錄了成功者，僅是關於互聯網行業一半的故事，另一半的慘敗與死亡，少人問津。人們會據此記住成功者的名字，羨慕他們的財富，卻很少關注他們參與世界的態度與方法。比如，說出來可能都會讓人覺得不可信的，愛與責任。
而這，正是陳一丹的故事。
1989年，高考前夕。深圳市的一個高中課堂上，少年陳一丹站在講臺上揮斥方遒。他在指點全班同學“如何學好語文”。但在成績下來後，陳一丹的語文竟沒及格。
他深刻剖析了自己失敗的原因，發現是態度出了問題：為標新立異，作文寫跑題了。
不過語文的失利，沒有影響陳一丹考入深圳大學，只是第一志願落榜，身懷文藝氣息的他進入了化學系。當他踏進大學校門時，不僅有巨大的日晷在提醒他要珍惜時間，還有“腳踏實地”的校訓影響著他。
報考深圳大學，是陳一丹與高中三位兄弟的約定。當時中國互聯網方興未艾，深圳大學是為數不多的開設計算機專業的學校之一，前景十分廣闊，陳一丹便提議報考此專業，其餘人欣然應允。
四人中，馬化騰、張志東和許晨曄都考上了深大的計算機系，只有陳一丹高考發揮失常，沒能如願。這並沒讓四人的感情變淡，每有閒錢，他們都會到校門外的大排檔喝上個三五瓶，恣意享受青春。
進入大學後，陳一丹為鍛鍊思維加入了學生會。至於專業知識，他只花一半時間。
到了大二，作為學長的陳一丹耐心為剛入學的新生搬行李、解決各式問題。然後他遇到一位學妹，這成為了他大學生活最難忘的時刻。這位學妹日後成了陳一丹的太太。
1993年，認真喝完最後一杯踐行酒，陳一丹的四人組分道揚鑣了。他們離開了那座沒有圍牆的深圳大學。進入社會，陳一丹成為深圳市出入境檢疫局的工作人員，還利用閒暇時間，在南京大學唸了經濟法碩士。
當時陳一丹已經看到了未來經濟的一些苗頭，但他還是傾向於更穩定的公務員。畢竟唸書時他就當過學生會主席，能服務社會也是他的志願。但在1998年的春天，馬化騰的一通電話改變了他的人生。
多年的兄弟邀約創業，陳一丹認真思考後，決定參與創立騰訊。
就這樣，他放棄了辦公室的空調、熱茶，又與馬化騰等人走進了大排檔。在創業早期，他們一人點份雞煲飯，常在裡面坐上數個小時，吃飯、辦公兩不誤。當時騰訊的眾多重要戰略都在此決定，包括賣掉QQ。
1999年，第一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在深圳開幕。騰訊在“雞煲會議”上決定參加這個新鮮玩意兒。
但大會即將開始時，馬化騰恰巧病倒了。陳一丹不得不在病房、辦公室、會場間來回奔跑，還決定花5000塊“巨資”去參與這屆大會。
最初陳一丹在會場弄個大箱子，擺在展臺中間收集名片。為吸引參觀者，他決定找工廠做陶瓷存錢罐來免費贈送。但工廠嫌他提供的企鵝圖標太瘦，製成存錢罐後會站不住，於是把企鵝公仔做得胖嘟嘟的，還自作主張加了條黑色圍巾。
會上，陶瓷公仔大受歡迎，從免費送，一度賣到了每個10元的高價，還把租展櫃的錢賺了回來。這成了騰訊賺取的第一桶金。 之後的騰訊把公仔的圍巾換成了紅色，就成了日後廣為人知的QQ企鵝。
“鵝廠”由此而來。
▲騰訊宣佈開辦養鵝廠（結尾有彩蛋）
歷史多由巧合鑄造，騰訊也是在各種巧合中脫穎而出，踩著無數屍骨一步步成長為巨人。
由於研究生讀了法學，陳一丹用最短時間考取了律師執照，成為騰訊的第一名律師，QQ的商標就由他維護。他還一手打造了騰訊的最強法務部，在著名的3Q大戰中打出了赫赫威名。
2011年，收拾完3Q大戰的殘局後，陳一丹萌生了退意。他感到在互聯網這個日新月異的行業裡，開始力不從心，也不懂年輕人。為顧全大局，他選擇急流勇退，向馬化騰等高管發了一封卸任訴求的郵件。
此時騰訊剛剛掌握微信這張通往移動互聯網時代的門票，公司的股價每股上漲至100港元。陳一丹這位CTO（首席行政官）遞交的卸任訴求，無異於一聲驚雷。
幾個小時後，馬化騰等人就聚集到香港的利苑酒家，極力挽留。聊至店家打烊，他們又挪到四季酒店的露天咖啡吧，暢談到次日凌晨。最終眾人漸漸認可了陳一丹想要退休去做公益的想法，並確定了他辭職的大致時間。
讓交班更加穩妥，是陳一丹之後兩年的工作重心。他開始著力培養接班人，調整組織架構。
2012年，騰訊迎來了最重要的組織架構調整——將原有的業務系統制升級為事業群制，把現有業務劃分成企業發展事業群、互動娛樂事業群、移動互聯網事業群、網絡媒體事業群、社交網絡事業群；成立新的技術工程事業群；成立騰訊電商控股公司專注電子商務。
在2013年，陳一丹完成了交班。在給騰訊員工的公開信裡，他寫得很認真：今後的時間中，除了陪伴家人，也會秉承騰訊精神，投入更多精力在社會公益和教育事業上。
他退休時，也是大學畢業20年。不惑之年，在與深大老同學慶祝時，陳一丹唱了《老男孩》，還改了句歌詞應景：青春如同奔流的深圳河，一去大海就不再回頭……
▲一丹與大學同學合唱《當年的男孩女孩》
（《老男孩》歌曲改編）
陳一丹退休後認真做公益，或許是受其父輩們的影響。
早年深圳成立特區時，最初想用一座大鵬雕塑來表達特區精神。但深圳以三天一層的速度，建起了無數高樓，再用大鵬顯得不合時宜，因為像把“它”關進了鳥籠。最終深圳的城市雕塑被定為“開荒牛”（又名：孺子牛），這也成為特區精神的象徵。
在這座城裡，如今有1300萬人。27年前，這裡只是總設計師畫下的一個圈，沒人敢想象它能有今天的成就。是精英如干部、大學生，也是平凡如農民、小市民，草莽梟雄們如過江之鯽般聚集在此開荒拓土，站在南海的浪潮之巔上，讓深圳騰飛。
某種意義上，深受先鋒精神影響的陳一丹也是名開荒者。他把少年來到深圳定義為自己人生的第一塊荒地；青年創建騰訊是第二塊荒地；中年時投身公益事業是第三塊。
然而，他即將雙腳全部跨入的中國公益，彼時卻蒙著一層陰霾——“郭美美事件”引爆中文互聯網，直接重創中國公益，“百年老店”差點在民憤中毀於一旦，整個公益行業失去了公信力。
陳一丹在此時間節點出來做公益，頗為尷尬，還被網友高舉大旗指責：騰訊又開始“作秀”了。
陳一丹向來是個溫和的人，不會因為什麼事發脾氣，也從不會讓別人難堪。如果手下辦事不力，他只是隱晦地提醒“你還該再考慮另外的因素”。就算被惹惱，他也只會說道：“哎呀，哪有這樣的做法。”據說，這是他表達情緒最不滿的方式。
關於網絡暴力，陳一丹沒做過回應。低調地向社會捐贈了數十億財富。這般做法就如同深圳的時代精神：俯首甘為孺子牛。
2015年5月，陳一丹干了件大事。
武漢學院獲批脫離母體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轉設為民辦本科高校。陳一丹成為該校董事長，他的首期投資高達20億元，還承諾不會拿走一分錢。這開啟了中國非營利性民辦公益大學的先河。
這個舉動讓媒體界瞬間高潮，紛紛撰文稱，“陳一丹要打造中國的斯坦福”、“要藉此推動教育體制改革”。
在接受《中國慈善家》專訪時，陳一丹笑著回答，“哪有那麼輕易呀？一所好的大學，是需要一代代人努力和累積的”。接著他又謹慎地修正：“不是說我要改革了，不是這樣，我只是想做一個樣本，盡一些綿薄之力，是一種促動和鬆土。”
當年6月，在武漢學院的畢業典禮上，陳一丹身著禮服，向學院轉設後的首批畢業生致辭。看著臺下的學生太過嚴肅，陳一丹臨時決定要“搞搞新意思”。在其提議下，學士帽被畢業生們高高拋起，陳一丹站在其間，張開雙臂與學生們一同擁抱未來。
教育，在陳一丹眼裡就是未來。
如果說成為開荒者備受父輩影響，那麼辦教育，陳一丹是被祖母影響。他的祖母沒受過教育，卻格外重視。在祖母支持下，陳一丹的父親考上大學、走出農村，用知識改變了命運。
在讀書過程裡，陳一丹的祖母從未與他講過什麼大道理，時常關切地遞給他一隻雞蛋，若覺得陳一丹太辛苦，就笑一笑，拍拍他的肩膀。這種默默支持，給與陳一丹力量，讓他能往自己選定的方向走。這種教育理念至今影響著他。
2016年5月，香港九龍香格里拉酒店人聲鼎沸，大門內外的記者摩肩擦踵，不停閃爍著照相機的閃光燈。到場的都是精英人士，包括香港的政策決策者、各界商業領袖、教育專家、外交官，超過200餘人。
陳一丹是當天的主角，他又幹了件大事：設立“一丹獎”。
一丹獎旗下有兩個獎項：一丹教育研究獎、一丹教育發展獎。該獎項由陳一丹捐贈25億港元成立，由獨立慈善信託運作及管理。獎金的一半用於鼓勵獲獎者的成就，另一半用於支持項目持續發展。
這是世界最大的教育單項獎，獲獎者每人3000萬港元（約合人民幣2513萬）的獎金，高過諾貝爾獎。
設立這個獎項，是陳一丹2013年退休時就有的想法。他認為，無論社會、經濟亦或科技等領域，各種問題最終還是要依靠人解決。社會的進步也是要靠人，而人才的培養始於教育。但整個世界的教育體系又極為複雜、推動緩慢。
思考良久，陳一丹在日記本上寫下：“設立一個突破宗族、種族、國家的人文鼓勵獎項，旨在鼓勵倡導人類對宇宙人生的領悟和貢獻。”
埋下這個想法是在2013年5月23日，成立“一丹獎”是在2016年5月22日。這三年中，陳一丹捐贈了超過40億元，成為“中國首善”。
2017年，首屆一丹獎獲獎者揭曉，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Carol S. Dweck和哥倫比亞新學校基金會創辦人兼總監Vicky Colbert，分別獲得一丹教育研究獎和一丹教育發展獎。
Carol S. DWECK教授用35年的專研，發現了學生對自身天資及能力的不同思維模式：固定型思維模式，即天資和能力是確定的；成長型思維模式，即天資和能力是一種可被開發的品質。這個研究說明了智力是可以塑造和改變的，對培養弱勢的學生極為重要。
Vicky Colbert女士則在全球三個大洲共十六個國家的農村學校，開展併成功推行了一個以學生為中心的創新學習模式，令資源最匱乏地區的學生也能夠擁有謀生的技能。“新學校”模式改變了教育資源的不對等，超越了國家、文化、政治、經濟的界限。
從第一屆一丹獎正式啟動，30多個國家的候選人角逐最後的獎項，到了第二屆，數字就增長為92個國家，候選項目遍及151個國家和地區，一共收到近1000份提案。候選人既有發達國家的教育學者，也有人是來自非洲大陸的國家。
2019年的獲獎者，法茲勒·哈桑·阿貝德爵士是“跨社區資源建設組織”（BRAC）的創辦人兼榮譽主席。BRAC是全球第一非政府組織，成立於1972年，服務遍及亞洲與非洲11個國家，為世界落後地區消除貧窮做了巨大貢獻。
在第一屆頒獎當天，陳一丹站在臺上致辭時感慨：
教育改變了我的生命，也是我一生的志業。希望透過教育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交班後，陳一丹完全淡出了騰訊管理層，除了一些老同事會找他交流企業文化方面的事務之外，他在騰訊投入精力最多的也是公益事業。
有時高管聚會時難免聊到工作，陳一丹都有意迴避，提議談點別的事情。在騰訊大廈38層，他的辦公室仍舊保留著。每次他來辦公室，基本都是為了約見負責公益事務的同事。
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是由陳一丹推動成立的，2006年投入超過2000萬元啟動。兩年後，那場震動整個中國的災難中，騰訊基金會向汶川捐了2000萬。
“但網民怎麼參與？”
陳一丹思考後，他把網絡支付、公募基金會等資源進行了整合。因為騰訊基金會是非公募基金會，他就用平臺的方式，將公募基金會對接給捐款人。
“結果捐了兩千多萬，很多都是一塊錢兩塊錢，”陳一丹高興地說：“公益是什麼？對公有益，對身邊的人有益，對我們所連接的世界有益。這個有益僅僅是出錢嗎？不是的。我是希望能夠出現一種公益文化。”
他要把公益做成常態，做成更多人可以參與進來的常態。
最初怎麼去完成這個“常態”，陳一丹也不懂，只好慢慢嘗試，每一步都走得艱難。他先是在騰訊內部鼓勵員工申報公益項目，富有熱心的員工陳圓圓拜託了妹妹，再聯繫上妹妹的同學，才找到一間需要修繕教學樓的農村小學。
陳圓圓在此事一年後，轉崗成基金會的第一個項目經理。2009年，陳一丹在基金會啟動“築夢新鄉村”定點幫扶項目，選擇貴州雷山縣、黎平縣和雲南迪慶州三地，向全公司員工發信徵集6位掛職幹部，直接到當地定點研究如何資助。
築夢、幫扶、新鄉村、掛職幹部等字眼極具中國特色，組合在一起看，似乎根本不可能是一家企業、一群理想主義者能做成的事。果然，扶貧3年，錢都拿去捐學校、捐硬件了，可農村公益沒什麼起色，還是貧窮、閉塞，缺乏生氣。
2011年，陳一丹決定辭職全心做公益那年，項目經理陳圓圓，成為了黎平縣最後一位掛職幹部。“築夢”項目的衰退不能否認，而且是無法改變的，因為項目並不能給當地勞動力和市場帶來滿足雙方的產業。陳圓圓只想去親自看看，農村公益究竟該怎麼“拯救”。
真正走進銅關村時，陳圓圓被震到了——村民全是侗族，世代靠種地、養豬為生，人均年收入不足1800元。最娛樂、最隆重的方式是習俗“打三朝”，小孩出生三天後新媽媽回孃家，全村大半人會一起唱侗族大歌。
見此，陳圓圓提議靠公益的力量在這裡辦個歌會。200位網友湊了6萬塊錢，這是縣裡都拿不出的閒錢。
在歌會的提議後，銅關村村長害怕陳圓圓會因為困難放棄。他每週都會走路到鄉里坐車，到縣城找陳圓圓，還把存款裝在身上，次次都憨笑著說要請陳圓圓吃飯，被拒絕也沒事，下回再來。
村裡的衛生條件不好，村長就帶頭跳到冰冷的河裡撈撿垃圾。村裡還因為歌會通了自來水，新修公廁，通往外界的土路也被壓嚴實了，車子可以勉強行駛。歌會那天，全村大部分在外打工的人都辭工回家參加了唱歌，每個村民的臉上都泛著光。
人山人海的歌會後，留下的是一地雞毛。農民唱完歌還是農民。年邁的回去種地；壯年的出去為城市化做貢獻；孩童眨著小眼睛，穿著別人捐贈的舊衣服，幻想知識能改變命運；婦女則繼續為些瑣碎與鄰里親友爭吵。
他們是最渴望改變命運的人，只是哪有改變命運的機會，世代被大山圍著，莫說出路，連條像樣的退路都沒有。
“在那種絕美的青山綠水下，村民唱著天籟般的侗族歌謠，村莊卻衰敗凋敝成那樣，反差實在太強烈了。”陳圓圓的反饋讓陳一丹下定決心追加投資，幫助發展銅關村第三產業。
要建一座生態博物館。
博物館於2012年開工，2015年建成營業，至今仍平穩運轉。博物館鼓勵村民們提供各種勞務服務，每年遊客收入約100萬，其中50多萬元以用工報酬的形式發放給村民，約20萬元利潤是集體可支配收入，定向使用於代課教師工資等公共費用。
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還聯合中國移動在銅關村架設了4G基站，再聯合中興通訊向村民們捐贈智能手機，培訓他們使用智能手機和微信。隨處可見村莊微信公眾號的免費WIFI標識，讓村民走向移動互聯網時代。
這是騰訊的第一個“為村”平臺，談不上成功，但也沒有失敗。騰訊基金會前後在銅關村資助了1500萬，但由於缺乏人才，博物館的運營交不出去，遊客仍主要靠基金會在深圳的合作伙伴推介。
銅關村十年來的改變是艱難的，因為很少有人會願意去認真為農村嘗試各種可能，去堅持輸血。2017年，陳一舟就悄悄地到銅關村考察過，給予了高度肯定。
在央視節目《開講啦》上，陳一丹與撒貝寧的交談時，曾言辭懇切地吐露了自己的願望：“願這個大家庭，未來一切都好。”攝像機裡展現出的畫面中，陳一丹沒有慷慨激昂的動作，眼神裡透露的是坦然和認真。
認真，是改變社會最重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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