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两者间的协调问题，可以研究的方面非常多，业界近来也有大量的讨论，我这里不拟展开了说。
财政要做的事很多。面对疫情，财政政策应当发挥更大的而且常常是主导性的作用，这一点已基本没有疑问；财政支出的细节也有大量文章可做。我陈述自己的观点，政府如何为自己越来越大的支出筹资。不能老是印钞票来解决，在社会经济发展最需要政府增加支出之时，政府的财政收入却相对下降了。在去年的全国财政统计中，28个省市自治区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大部分是下降的。今年已经公布了2月份的数字：28个省市自治区中只有浙江和云南是正增长，其他全是负增长。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现象恐怕又是一个长期趋势，也就是说，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我们要面对越来越大的财政收支缺口。
面对收支缺口，出路也很清楚，这就是发债，越来越大规模地发债。这样，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问题便以前所未有的尖锐形式提到我们面前。近来，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增加政府赤字。这是不错的。但是，且不说根据宪法法律，我国地方政府不能安排赤字，即便能够安排，也承受不了规模如此大、增长如此迅速的债务扩张。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全面研究政府债务管理问题。应当看到，政府作为融资主体，其融资方式是多样的，赤字债务融资自不必说，非赤字融资也有很大的空间，如今我国的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多数属于此类。大致说来，赤字融资是用来弥补政府的公共消费性支出的，而非赤字性的融资则广泛地服务于各种投资项目的，这些项目可能会产生现金流，并能够积累资产。
当然，政府用发债方式筹集资金，进行投资，本质上遵循的是市场原则，但是，由于它是政府行为，其本质则是政策性金融。我以为，认清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前面所举的几类投资，大都不是纯商业性投资，其现金流不稳定，且大多难以产生正收益，因此，需要通过政策性金融予以支持，而政府发债融资，便是此类政策性金融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历来主张政府可以多发债，如今，发债已经不可避免，我觉得我们重点应当立刻转移到建立有效债务管理体制机制的问题方面。这的确是我国财政金融领域中的大事。
金融的作用当然不可或缺，可以做的事情也很多。简单概括一下，就总量而言，我主张比较快地把利率水平降下来，货币信贷的供应也要增加。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在全球放水的大环境下，独自保持某种状态，这既无必要，事实上也做不到，勉强去做，宏观效果并不理想。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货币政策的效力，多年来已经逐渐下滑，世界范围看，标志性事件就是1991年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银行委员会就货币政策发表的证词。那个证词不仅宣告了以“单一规则”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货币政策范式已经过去，而且宣告了货币政策以调控利率为主的新时代的开始。对于这种转变，很多人比较偏重于分析其从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从数量调控转向价格调控的一面，强调其调控机制的转变，并不太关注这种转变事实上宣告了货币政策调控效率递减的事实。
从目前的情况看，货币政策，无论是关乎数量还是关乎价格，其目的和作用都主要不在于“精准调控”，而是非常宏观地为实体经济的运行创造一个合适的货币金融条件。近两个月来，美联储连续颁行了很多政策，其利率接近零，货币供给的数量也没了底线。这样做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呢?我以为，它是在向全社会宣布：为了战胜疫情，为了便利实体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货币当局提供了一个不对实体经济运行造成任何障碍的宽松环境。这种以创造环境为第一要务的政策导向及其背后的宏观调控哲学，值得我们认真琢磨。
在金融政策的结构上，我特别强调三点。一是对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的同时，有效增加投资。前面已经讨论过，在生存都是问题的条件下，仅仅发放贷款，广大中小微企业是不愿意接受的。因此，应当认真考虑，通过改革，创造向中小微企业提供资本，提供筹措权益资本的机制。在这方面，德国、日本和美国，都有成熟的经验。二是要发展各种各样的政策性金融业务。自从2007、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政策性金融业务就重新获得了各国货币当局的青睐，政策性金融业务乃至政策性金融机构也重登舞台。因此我认为，至少在抗疫和经济恢复期间，政策性金融将发挥主导性作用。前面所提到的基础设施投资，大部分也只能通过政策性金融机制予以支持。
三是改造现有的三线以下城市的中小金融机构，使之成为满足地方经济发展需求，满足中小微企业对投资和债务资金的需求，满足普惠金融发展需求的机构。这当然也意味着，这些机构的未来发展，政策性业务将占有相当的比重。我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大政策体系协调配合问题便呼之欲出了。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国内针对这一问题，不时有所讨论，但总体趋势还是要将两套体系分别开来考虑。危机到来，使得我们必须认真重新考虑这一问题，我们之所以关注危机，是因为危机用最极端的、最惨烈、最具破坏性的方式，把社会经济运行最深层、最本质的因素揭示给世人。因此，认真剖析危机，便成为社会科学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功夫。我们看到，在美国，针对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学科，该学科甚至被认为是经济学研究体系中的“圣杯”。也正是因为对历来的危机有持续深入的研究，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针对当前疫情所采取的对策，才那么全面、迅速、才那么有信心和现实针对性。就此而论，我们关于历次经济波动所做的研究是太缺乏了，以至于我们常常“在同一块石头上跌两跤”。我们深入研究宏大问题的地方，我只想说明一点，危机告诉我们，财政与金融是内在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总体来说，是国家财政的需要决定了金融的走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再回头看最近几年在国际社会上被广泛讨论的“现代货币理论”绝非臆断，它道出了问题的本质，在危机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它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在这里，我无意对这样一个涉及财政金融最基础理论的题目做什么结论，而是希望指出，为了有效应对疫情，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财政金融两大政策体系的协调配合问题，其中关于债务货币化的机制问题，更应当提上议事日程了。
应对疫情的各项政策的综合结果，便是将全世界的债务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债台高筑，这是本世纪以来全球金融乃至全球经济的一个突出现象。这种现象，与全球应对2008年债务危机的机制有关。2008年债务危机以及全球应对机制，出现了很多与以往不相同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着就是：危机的进程，一方面没有出现典型的经济萧条阶段，另一方面，则是并没有伴随一个金融“瘦身”“缩水”的阶段，相反，债务只增不减，金融持续繁荣，以至于全世界都落入债务膨胀的大泡沫之中。这又是一个值得认真分析的事实。
我们看到，2008年危机以来，在各国共同努力下，全球经济下行趋势有所和缓，动荡没有那么剧烈。这是近几十年来各国宏观调控技术日趋娴熟的结果，是危机之后各国携手采取措施的结果。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各种调控只能消除或平滑危机之果，但未消除危机之因。因而，有得必有失，经济衰退固然不再表现为实体经济的剧烈波动，但却留下巨额的债务，时时在困扰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债务积累便是救市之代价。2008年的危机显然是个债务危机，克服危机的必要条件，便是减债和降杠杆，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截至2019年末，全世界的债务总额高达355万亿美元，全球70亿人，人均高达3.15万美元。此次疫情汹汹而来，各国又都祭起了应对2008年危机的方式;在短短的两个月内，我们看到了货币的洪水滔天，同时看到了利率重新被压至零及零以下的流动性陷阱之中。
各国当局竞相放水，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后果，特别值得关注的有三点。一是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会越来越疏远，货币政策的效力进一步递减。因为，大量投放的货币并不为实体经济服务，而是在为货币运行自身服务，大量的金融在自娱自乐。在这种状况下，货币金融政策越来越多地只能在为实体经济运行创造合适的宏观环境方面产生作用了。二是经济运行的周期越来越成为纯粹的金融周期，随着金融创新的全面开展并导致经济“金融化”或“类金融化”，经济运行显著受到金融的“繁荣—萧条”周期的影响。巨量的货币和信用源源不断地注入并滞留于金融体系，不仅加大了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偏离程度，而且使得金融方面的扭曲往往先于实体经济的扭曲而发生。这意味着，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危机的发生可直接经由资产价格路径而非传统的一般物价和利率路径。这对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乃至金融理论均提出了严峻挑战。三是，如果债务长期化，那么负利率有可能长期化。我们不妨想一想这样的问题：在债务长期化的情况下，要想使得债务可持续，必要条件是什么?研究显示，必要条件就是使债务利息支出占GDP之比持续地低于债务总额占GDP之比。要达成这一目标，实施负利率自然就有了必要性。在这个分析中，我们不仅找到了货币财政政策领域的高额债务和数量宽松与负利率的内在一致性，也发现了一系列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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