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三分天下，魏蜀吳成鼎足之勢，中國歷史從一個大一統的時代又進入了分裂時期。三國爭雄，最終使得漸趨形成的政治局面以蜀漢的最先崩潰走向嬗變。關於蜀漢滅亡的原因，歷來是歷史愛好者熱衷討論的熱點話題。
我認為，既然是要揭示三國中蜀漢為何最先滅亡，那最好的辦法就是做一個對比。與三國中最強大、最為健全的曹魏一相比較，蜀漢的缺陷就顯而易見了，蜀漢就像一個先天發育不良、後天還營養不足的孩子，它這先天與後天的兩大死穴，直接導致了它在三國的競爭中最先崩潰。
三國時期，魏蜀吳三足鼎立
後天營養不足：制度建設的缺失與地方士族的離心導致的人才匱乏
劉備出身卑微，其自稱是中山靖王劉勝之後。但隨著藩國的銷沒，劉勝一脈到劉備這裡早已沒落，成為一個“與母織蓆販履為業”底層人物，很難在“門閥”觀念濃厚的漢末得到上層社會的認可。但劉備的個人才能太為突出，他很擅長髮揮自己的優勢。
劉備的個人魅力很強，這使得他能在創業階段招攬人才，為自己以後的事業儲備人才力量，而正是以諸葛亮為首的政治人才和以關張趙為首的軍事人才支撐起了劉備“匡扶漢室”的事業。而蜀漢後期的沒落一定程度上也是由於人才的缺乏導致的。
劉備在創業道路上所依靠的人才力量可以分為四個團體。一是以關、張、趙為首的“草莽勢力”；二是以諸葛亮、龐統等為代表的“荊襄勢力”，《蜀書》載：“屯新野，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三是以劉松等為首的“益州勢力”；四是以馬超、魏延等為代表的“依附勢力”。 正是在這些人的幫助之下，劉備才完成了其政治夢想。
但隨著這一批人的逐漸消亡，蜀漢政權到後期“無人可用”，淪落到了“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的地步。王夫之在其《讀通鑑論》中就說：“蔣琬死，費禕刺，蜀漢之亡必也，無人故也。”後期雖然出了一個姜維，但卻獨木難支，相對於曹魏政權人才濟濟的局面，其劣勢不言自明。司馬昭在滅蜀的詔書中說：“蜀所恃者，唯維而已”，可見，連魏國都意識到了蜀漢的困境。蜀漢政權為什麼會出現人才斷代的局面呢？這主要有兩個原因。
其一是沒有建立可靠的人才選拔機制，使得人才儲備不足。蜀漢得以建立，主要依靠的是劉備等人突出的個人才能，他和他的團隊能夠及時發掘人才、吸引人才。但劉備卻沒有為蜀漢建立一個可靠的人才選拔機制，因此無法為其政權穩定的輸出人才力量。
就拿諸葛亮、龐統等人來說，諸葛亮的到來得益於徐庶、司馬徽等人的極力推薦，而龐統差點因劉備的態度而離去，如果沒有諸葛亮的努力，龐統很難走進劉備的陣營。這裡面的一個問題就是人才的選用受到了統治者個人喜好的影響，具有典型的“人治”色彩。
而到了蜀漢建立以後，這一狀況得到了延續。諸葛亮在掌握政權後，曾評價蔣琬說：“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而批評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群士”，顯然，諸葛亮的用人也夾雜著個人的喜好。諸葛亮在選用人才方面主要以自己的考察為依據，他著重培養了馬謖、姜維等人。馬謖暫且不論，姜維確實是蜀漢後期的軍事支柱，但這種以領導人親自考察擢選的選拔方式明顯效率低下。
反觀曹魏，在建立之初，曹魏的統治者就和北方的士人集團達成了“政治交易”，士人集團以擁立為條件迫使曹丕同意推行“九品中正制”。這一制度，後來影響了整個魏晉南北朝數百年的人才選拔工作，雖然後期弊端凸顯，但在曹魏時期，依靠制度舉措遴選人才的方式遠比蜀漢的個人推選可靠。
其二是外來勢力與本土士人的隔閡。不管是草莽勢力、荊襄勢力、益州勢力還是依附勢力，他們的共同特點都是相對於益州土著士族來說屬於外來勢力。即使是蜀漢集團中的益州勢力，其來源也是自劉璋時代進入益州的“東州士族”。
曹魏推行九品中正制來高效選拔人才
因此，蜀漢集團在益州表現出極強的“排他性”，這個排他性指的是對當地的土著士族。劉備從一開始就不相信益州本土勢力，因此很少吸納當地的士族子弟進入政權，這屬於外來政權的一種自我保護。
而這種不信任加劇了蜀漢集團與當地士族的矛盾，使得雙方關係緊張。 在西南反叛的時候就曾有益州士族響應；而後來曹魏入川，土著豪強更是舉城投降；百官勸劉禪向西南暫避的時候，劉禪更是以擔憂土人反叛而拒絕。後來西晉統一天下，而“蜀人信服，吳人多叛”的狀況更說明了蜀漢政權在蜀地並沒有取得深固的支持。
而正因為蜀漢政權對土著士族的排斥，隨著其本身人才力量的消亡，本土士人又不能作為補充，加劇了蜀漢人才的匱乏狀況。坊間流傳的"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雖然並非來源於正史記載，也足見蜀漢後期人才之凋敝，而源源不斷的人才加入是任何一個國家或集團持續興旺發達的基礎。人才之於集團，就如同營養之於人體，很顯然，蜀漢這個“孩子”明顯後天營養不足，也就很難長出健康的體魄，在三國時代那樣生存環境惡劣的亂世裡，長大成人自然是希望渺茫了。
先天發育不良：未達成基本的立國戰略規劃
除了人才匱乏這一後天缺陷，蜀漢與曹魏政權相比還存在著巨大的先天不足。
我們常說四川是“天府之國”，但四川作為一個封閉狹小的地理單位，即使其土地再富庶，也很難和曹魏的青幽並冀等廣大的農業區相提並論。整個華北平原、關中平原，還有河西、塞北之地都處在曹魏政權的掌控之下，即使說這些地區土地的單位面積產能無法和四川盆地相提並論，但曹魏勝在體量夠大，其總體產能還是要遠遠超過蜀漢。
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曾建議劉備要“跨有荊、益”，荊州的地位還在益州之前。可是隨著關羽的“大意失荊州”，蜀漢不僅失去了一個重要的戰略前沿，還喪失了一個重要的生產基地，對於蜀漢來說，局勢更為不利。
而據學者估計，在蜀漢建國之初，其大約有人口132萬人，只佔天下總人口的12%，而曹魏則擁有人口682萬人，佔天下總人口的60%，這樣的差距對於蜀漢來說顯然是巨大的劣勢。雖然我們說人口不一定和國家實力成正比，比如1840年的清朝就以四億人口被英國碾壓，但那是建立在雙方的文明等級已經出現了代差的基礎上。同等級的文明對抗，鮮有被反殺的案例。
國家之間的競爭歸根結底還是綜合國力的競爭，而戰爭最終考驗的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面對如此巨大的國力差距，即使諸葛亮再精明強幹也很難挽回蜀漢失敗的命運。諸葛亮“六出祁山”，姜維“九伐中原”，對蜀漢的國力消耗巨大。陳壽在《三國志》中評價姜維說：“玩眾黷旅，明繼不周，終致隕斃”，就批評了姜維的軍事行動對蜀漢的國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壞。而姜維在後期明顯意識到了蜀漢國力不足的問題，因此在隴地大力發展屯田，這緩解了蜀漢的困境，但沒有解決根本問題。
益州之地，雖然坐擁天險，但也缺乏戰略縱深，一旦被攻破就很難轉圜。而建國於此，終究是偏安一隅。在兩漢之際，北方是中國重要的政治、經濟中心，其不僅有著發達的農業文明，也有著強大的士族集團。西南邊陲，因為經濟發展的落後，也就很難發展形成強大的地方力量。曹魏在北方，依靠的是強大的士族豪強，而益州地區的豪強本就不甚強大，還被蜀漢棄用，蜀漢的失敗也就不難理解。
在蜀漢發展的根本性戰略綱領《隆中對》中，諸葛亮明確提出了“跨有荊、益，保其巖阻。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也就是說蜀漢只有以益州和荊州兩州之地為基礎，保證自身的經濟、社會等綜合國力不至於太弱於曹魏的情況下，才有與之逐鹿天下的資本。可惜的是，蜀漢沒能保住荊州，公元221年，劉備稱帝蜀漢立國之前，關羽已失荊州，而同年劉備又興師伐吳，完全不符合《隆中對》中“跨有荊、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待天下有變”的立國戰略規劃。也就是說，蜀漢從立國之日起就是一個先天發育不良的“孩子”，而我們知道對於人體來說先天的不足是極難以改善的，就算後天吃再多的補藥、做再多的努力也無濟於事。蜀漢也是一樣，哪怕是以諸葛臥龍之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蜀漢也再無與曹魏爭天下之力了。
我們通常會把蜀漢的滅亡歸咎於劉禪的昏聵，不修內政而任用黃皓等奸佞之人，但這通常是出於為了解釋蜀漢前期的強大與後期的衰弱之間巨大的反差而出現的一種演義說法。沒有一個國家或社會的全盤崩潰是由於一兩個人的胡作非為導致的，往往是這個國家和社會各種矛盾長期累積的後果。至於三國時代的命運，則在於東漢末年的社會，士族豪強的勢力不斷膨脹，未來的“天命”歸屬取決於他們和誰合作。掌控中原的曹魏家族乃至後來的司馬氏家族與最為強大的中原士族力量結成了同盟，這就註定了這場戰爭必然是北方的全面獲勝。曹魏取代漢室，這一問題的根源在於時代力量的背棄。
而與曹魏相比，蜀漢就完全是一個先天發育不良、後天還營養不足的“孩子”，本來它立國之時就沒有達成基本的建國戰略規劃，綜合國力弱小這一嚴重的先天不足導致以諸葛臥龍之才也無力迴天；更可悲的是這個“孩子”後天還沒有好營養滋補，既缺乏有效的人才選拔機制還不能與蜀地土著士族愉快地合作。說白了，蜀漢這個“孩子”其實就是一個病秧子，在弱肉強食、競爭殘酷的亂世中，這個“孩子”能存活一段時間就已經難能可貴了，又怎麼還能讓他肩負起一統中國、興復漢室的重任呢？
烽火的三國可遠不僅僅是英雄的演義，亂世之中，歷史的規律愈加清晰，時代變換，它的作用亙古亙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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