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譽為明治日本"軍神",為何攜妻在明治天皇的葬禮上自殺?

1912年對日本來說是極不平凡的一年,其間46天裡,發生了三件轟動全日本的大事,就在這年的7月30日,推動維新變革取得重大成功的明治天皇因病去世,人們在哀悼的同時,也在默默地與一個時代告別。

緊接著,皇太子嘉仁登基,取易經之句"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將年號改為大正,標誌著大正時代開啟,日本進入又一個嶄新時代,至於這個時代能否繼往開來,從一個輝煌走向另一個輝煌,人們翹首以待。

9月13日,明治天皇的葬禮在舉國悲痛中進行,正當所有人哀容滿面,沉浸在對明治天皇的深深悼念中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只見乃木希典大將與其夫人靜子雙雙自殺,靜子先行一步,舉刀刺向自己的胸膛,繼而乃木持刀切腹,自刎而死。

一時間,乃木夫婦的驚人之舉在全國掀起了波瀾,有的人為他們的"壯舉"叫好,認為這才是"人間模範"、"國之忠臣",是"忠君愛國"的最好教材;也有的人持反對意見,認為這種做法未免過時,是"愚忠"的表現,那麼觸發乃木希典夫婦做出這一舉動的原因是什麼呢?

他被譽為明治日本

深受儒學忠君思想的影響

乃木希典是長州藩武士出身,在幕府時期度過了19個春秋,由於幕府統治者以宋儒思想要求武士講究忠義,故而""字已深入其骨髓。

明治政府推行忠君教育,並在全國以教育敕語的形式約束人們的思想,這樣忠君觀念便"潤物無聲",悄然紮根於每個國民的靈魂。

1871年4月,政府從維新武士中挑選精兵強將,組建"親兵隊",乃木希典作為雄藩武士,毫無懸念地被選為萬人親兵隊的一員。

作為國家主力軍隊,親兵隊被要求盡忠報國,嚴於律己,所謂報國,實際就是效忠天皇,為天皇東征西討,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1882年,明治天皇在軍中下發諭旨,告誡每一位青年軍人,務必對君主赤膽忠心,義無反顧,勇往無前,以此報答天皇對他們的殷切期待。

乃木希典從小就深受忠義思想的灌輸,必然對天皇的教誨銘心刻骨,萬死不辭,並且這種思想貫穿其一生,影響深遠,以致於一旦明治天皇離去,便覺得空空如也,再也無法寄託自己的靈魂,既然如此,追隨天皇而去也就在情理之中。

再說,乃木既然有幸成為保護天皇的親兵隊軍人,定然感到榮幸之至,情緒高漲,或從這一刻起,便樹立隨時為天皇和國家捐軀的信念,"生是天皇人,死為天皇魂",也就悄然紮根於心間,並且風雨不動,堅如磐石,為其日後的行動做了有力鋪墊。

忠君思想,本質上是封建思想,明治維新雖然實行的是資本主義改良運動,但封建色彩濃厚,軍人受封建思想毒害,難免不生出迂腐觀念,"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雖然明治天皇駕崩時並沒有強行要求軍人為其殉情,但乃木作為軍人的典型,已然做好了思想和行動上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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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征戰都能感受到皇恩浩蕩

軍人的職責是無條件服從服務於國家的需要,乃木希典作為被遴選的天皇"親兵"之一,更以履行軍人使命為天職,衝鋒在前,勇敢地征戰沙場,即便九死一生,在所不惜。

  • 西南戰爭

1877年,因徵韓主張遭到封殺而憤然辭職的西鄉隆盛,招募1.5萬名薩摩武士與政府對著幹,他們無視政府的稅收及多項改革舉措,如同一個"獨立王國"我行我素。不僅如此,西鄉還帶領武士進犯首都,並沿途招攬武士加入,隊伍一度擴大到4萬人。明治政府聞訊後,立即出動6萬兵力前往清剿。

當時,乃木已出任第十四聯隊少佐聯隊長 ,接到增援命令後,立即率軍前往。未曾想,半路上就遭到叛軍阻擊,幾乎全軍覆沒。更有甚者,聯隊軍旗也落入"賊手",而軍旗的象徵意義不言而喻,一旦喪失,即意味著軍隊榮譽一文不值。

乃木深知責任重大,痛心疾首,決意為軍旗和天皇而自盡。天皇獲悉後,有惻隱之心,立即赦免其罪責,這讓年輕氣盛的乃木感激涕零。尤令其意想不到的是,幾年後,還被天皇授予少將軍銜,並被派往歐洲考察,回國不久又被提拔為陸軍步兵旅第二旅團長,這樣的運氣並非每個人都能享有,必然在乃木及其夫人的心田蕩起不小的漣漪。

西南戰爭對乃木的影響必然是歷史性的,這對一名"初出茅廬"的軍人而言意義重大,天皇愛惜將士,理解他們的甘苦,並不因他們偶然遭受挫折而嚴加責罰,這怎能不讓乃木心存感激,並誓死效忠呢?

乃木時值盛年,天皇的仁愛必然促使年輕人"當湧泉相報",而天皇之恩豈是"滴水"所能比,在乃木心裡,皇恩如同寬廣無垠之大海,即便哪天壯烈殉國,也報答不了天皇之聖恩,但能以此盡忠,乃木也就釋然。

乃木本已被封建思想灌輸,加上天皇的垂愛,這就促成了他對君主五體投地,在其心目中,再沒有比天皇更值得"託付終身"的了,這便最終導致了乃木悲情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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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甲午戰爭

明治維新讓日本逐漸強大起來,迫使西方列強再不敢無視,此外,明治政府還"東施效顰",模仿西方帝國主義對鄰國肆意妄為,侵犯其主權,中日甲午海戰就是其中一例。

1894年10月,明治日本為打擊清朝對朝鮮的影響力,悍然炮擊中國的海防設施,乃木希典作為侵華日軍第二軍第一旅團長,以為報效天皇的機會到了,在攻佔大連灣炮臺,輕取旅順港以後,又於次年初瘋狂地從清朝守軍中奪走了蓋州、太平山等地,氣焰非常囂張。

1895年4月,清朝北洋水師終因實力懸殊而敗北,日本因多年快速發展,武器先進而大獲全勝。鑑於此,在戰爭中表現突出的乃木希典受到天皇嘉獎,軍銜由少將升為中將,還被單獨賜予男爵稱號,並出任第二、第十一師團長以及金州守備司令等職。

甲午海戰清朝失利,日本雖小卻最終成了贏家,其中乃木希典的"功勞"讓天皇印象深刻,感受到了將士們的一片忠心,並給予了最大程度的犒賞;就乃木希典而言,天皇的恩典比山高水深,沒齒難忘,還有什麼不能為天皇效勞的呢?

在乃木看來,天皇知人善任,賞罰分明,是一位明君,甲午海戰的勝利,乃木"功不可沒",而其之所以能夠"一戰定乾坤",與天皇的激勵和優待分不開:西南戰爭中,乃木慘敗,決心"以死明志",關鍵時刻,天皇拯救了他,還得到重用,這就促使乃木在行軍打仗時,務必決一死戰,以求得心靈慰藉,這樣甲午海戰大獲全勝似乎在預料之中,而天皇的褒獎,也就強化了他的"死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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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俄戰爭

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獲勝,野心大為膨脹,又經過十年準備,決心趕走沙俄在朝鮮及中國東北的勢力。

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年過半百的乃木希典被委命為侵華日軍第三軍司令。

6月初,隨軍參戰的長子乃木勝典與一批軍人在金州南山爭奪戰中戰死,下旬,次子乃木保典及其他5萬多士兵也在旅順攻擊戰中陣亡。

顯然,乃木希典的老一套已經過時,面對實力強悍的俄軍,日本明顯力不從心。針對日軍大量傷亡,要求將乃木撤職查辦的呼聲不絕於耳。考慮到乃木希典的絕對忠誠以及對武士榮譽的無比珍視,一旦解除其職務,必然又像西南戰爭中那樣選擇自殺,何況兩子相繼陣亡,說明乃木並沒有翫忽職守,只是戰略戰術跟不上形勢,鑑於此,天皇沒有采納。

次年春,日軍以微弱優勢戰勝俄國,至此日俄戰爭結束。1906年,在日俄戰爭凱旋大會上,乃木對旅順一役進行自我檢討,並願意接受死罪。孰料天皇不但網開一面,還將其爵位提升為伯爵,並讓他擔任學習院院長一職,以便對皇室貴族子弟進行栽培。

按理,日軍在日俄戰爭中傷亡巨大,乃木希典作為軍隊要員,理應受到軍法處置,當然乃木也願意認罪伏法,然而天皇又一次赦免了他,還賜予一等功,領銜學習院,這樣的待遇除了乃木還能有幾人?在乃木眼裡,明治天皇不是知己卻勝似知己,"士為知己者死",足矣!

一個人可以一無所有,但不能沒有榮譽感和"知己",對乃木而言,榮譽是軍人立身之本,沒有榮譽感的軍人,無異於行屍走肉;而知己是推心置腹的那個人,天皇就是乃木心中的知己,就像伯牙和鍾子期,鍾子期病故,伯牙絕不再彈琴, "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要是天皇走了,乃木絕不想苟且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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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精神起了重要推手作用

武士在幕府時期備受推崇,主要緣於他們對將軍和大名忠誠,更有勇於獻身的精神。十八世紀初,47名赤穗武士為主人復仇而死的故事代代相傳,想必乃木希典有所耳聞,併為他們的死感到無上光榮,同時設想著有朝一日也能為這樣的主人獻身。

乃木希典出身武士世家,故而對武士道精神有著自己的感受和見解,當他親眼目睹長州、薩摩武士組成倒幕派,捨生忘死推翻幕府統治,輔佐天皇上臺,勢必深受觸動,"義"的內涵也就得到了詮釋,為想象中的"正義事業"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於是,我們看到,在明治時代,乃木身為軍人,其武士道精神便體現的淋漓盡致,為軍旗、為天皇、為國家,隨時赴死,義不容辭,處處彰顯了一名武士所具有的"品質"。

那麼,在天皇的感召下,在一次次皇恩的薰染下,乃木自然而然將自己的身家性命完全寄託在天皇的"龍體"上,只要天皇在,乃木就在,一旦天皇離去,乃木也就"靈魂出竅",感覺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於是,以死報答主人的恩寵也就不足為奇。

武士道是日本武士的精神支柱,乃木希典集武士和軍人於一身,就將幕府時期武士的"忠義"與明治時代軍人的"忠君"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天皇就是乃木心中的"主人",為主人肝腦塗地,就成了乃木義不容辭的職責,為天皇而生,亦為天皇而死,這就是乃木活著的真諦和價值追求。


他被譽為明治日本

結語

乃木希典是明治時代的一名將軍,他立過功,當然也犯有重大過失,而且給國家帶來的損失還不小,然而縱觀他的一生,"忠義"二字應該是其最真實的寫照,正是赤膽忠心,他才會服從服務於國家的召喚,出生入死;正是"俠肝義膽",才敢於捨生忘死,勇於承認錯誤,並寧願以死謝罪。

在明治天皇葬禮上,乃木希典與妻子不顧一切地"解決掉自己",以求得與天皇一道"駕鶴而去",反映了忠君思想、"知恩圖報"以及武士道精神,而這不僅僅體現在他們身上,其他很多日本軍人乃至一般民眾亦有這種傾向。

正是乃木夫婦的"非凡之舉",造就了日後的軍國主義滋生、蔓延,促使對外擴張變本加厲,以致於亞洲很多國家遭受深重災難,損失難以衡量,而日本也自取滅亡,下場可悲。

即此而言,在鄙人看來,這種為天皇殉情的做法大可不必,其"效忠"無異於愚忠,是對盡忠的誤解,更在日本國民中樹立了極壞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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