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書香人生（ID：liuxy701012）
編輯：微閱讀（ID：wei-yue-du）
我為文化制定的定義是這樣的——
文化，是一種成為習慣的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終成果，是集體人格。
數一數，正好三十個漢字，全世界最短，而且，好像不能再短了。
對於這個最短的定義，我需要做一番解釋。
我前面提到的跨國婚姻的離異事件，就與我們的定義有關。
例如，我知道一樁跨國婚姻的最初裂縫。男方是中國人，女方是美國人，兩人是大學同學，在美國結的婚。女方並不苛刻，但實在不理解丈夫為什麼每年清明節必須回家掃墓。工作很繁忙，並非長假期，路途那麼遠，何必年年回？但男方想的是，父母已年邁，親族都看著，不能不回來。這中間，就觸及了中國人的一個精神價值—— 親情倫理；而每年重複，又成了一種生活方式。這兩個方面，都是女方難以理解的。
舉了這個實例，再讀一下我的定義，就非常好懂了：“文化，是一種成為習慣的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
這對夫妻因“文化差異”而離婚，也就可以理解了。
從這個實例延展開去，大家想一想，哪一種文化不牽涉到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
從根源上說，我們遙遠的祖先不管是擇水而居還是狩獵為生，最開始都只是為了生活，但當生活穩定成習慣，也就變成了生活方式，而“方式”就是文化。
在一定的生活方式中，人們會逐漸處置自己與天地的關係，與家族的關係，與他人的關係，那就出現了精神價值。精神價值一出現，文化就有了主心骨。
歷史發展到今天，什麼是中國文化，答案是中國人的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例如，儒家倫理、詩詞歌賦主要屬於精神價值；八大菜系、中醫中藥主要屬於生活方式。在中國文化的大盤子裡，什麼是山西文化？什麼是上海文化？那就是山西人、上海人的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再進一步，什麼是八〇後文化、九〇後文化？是指不同年齡層的人的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
我發現，很多學者講文化，對上，不問鼎精神高度，對下，又看不起衣食住行，一直在故作艱深的咬文嚼字中做著“小文化”、“死文化”。我的最短的文化定義，可以幫助他們重新出發，上精神之天，入生態之地，以新的活力創造新的文化。
說到這裡，我還只停留在這個定義的上半句。現在要說下半句：“它的最終成果，是集體人格。”
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經過長時間的沉澱，一定會結晶出一個東西來。這個東西，就是集體人格。
人格，指的是一個人的生命格調和行為規範。集體人格，是指一批人在生命格調和行為規範上的共同默契。這種共同默契不必訂立，而是深入到潛意識之中，成為一種本能。
這個學術深度，最先是由大家熟悉的弗洛伊德創建的。他提出的“集體無意識”，已經打了一個基礎。更重要的是，他的學生和對手榮格（CarlGustav Jung，1875—1961），明確得出結論：一切文化最終都會沉澱為人格。榮格又說，對人類各民族而言，更重要的是集體人格。
榮格以歌德的作品《浮士德》為例，說明浮士德就是德意志民族集體人格的象徵。 這種集體人格是由文化沉澱出來的，早就存在，歌德只是把它寫出來罷了。因此榮格講了一句著名的話：“不是歌德創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創造了歌德。”
在這裡，榮格把“浮士德”當作一種集體人格的象徵體。
同樣，中國文化的最後成果，也不是一大堆書，而是一大批人。也就是說，是中國人的集體人格。
榮格關於集體人格的說法，被一個比他小六歲的中國人聽到了，那就是魯迅。魯迅也希望為中國人尋找集體人格，那時候他說的是“國民性”。他找到了一個“國民性”的象徵體，那就是阿Q。除阿Q 之外，魯迅在《孔乙己》、《藥》、《故事新編》等作品中，都在尋找“國民性”，也就是中國人的集體人格。在這一點上，中國現代作家中沒有一個比得上他。
大家一定會說，魯迅所尋找到的集體人格，都帶有很大的負面性。確實，這也正是魯迅對中國文化的嚴厲解剖。因為按照榮格的理論，阿Q、孔乙己正是中國文化沉澱出來的結晶體。魯迅明白，改造國民性，提升阿Q、孔乙己等人所象徵的集體人格，才是中國文化的出路。
說到這裡，大家也就明白了我的文化定義所包含的三個關鍵詞：精神價值、生活方式、集體人格。定義雖短，內容卻很豐富。
我的思路來自近代，特別受益於榮格這位瑞士心理學家。但是，榮格的學說，來自他對人類古代智慧的吸取和消化。
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國古代的儒家。他們在“治國、平天下”方面提出了很多主張，但是在這些主張背後卻隱含著一個根本主張，那就是要大家做君子，不做小人。
君子和小人，是兩種對立的集體人格。孔子把他們放在龐大文化課題的起點和終點，足見他與現代國際文化觀念能夠遙相呼應。
文化的定義解決了，我們也就越過了恩格斯所說的“佈滿荊棘的沼澤地”，接下來就可以在平坦的開闊地上痛痛快快地講述中國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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