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六年（1643年）十月，孫傳庭兵團在汝州兵敗，傳庭陣亡，大明最後一根擎天柱倒下了。
對於崇禎來說，這是最後一支能指揮得動的大兵團，第二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誓師後東征，三個月就拿下了北京。
看上去簡單，崇禎卻也不會坐以待斃。實際上在這五個多月中，崇禎困獸猶鬥，還是拿出了不少措施來試圖遏制李自成的勢頭。
後人不少以為崇禎坐困北京一籌莫展，這當然不符合常理，17年皇帝不是白做的，當真半點措施沒有，這個皇帝17個月也當不了。
令官員助餉、召天下兵勤王、親送李建泰出征、著手準備南遷，幾個月時間裡，崇禎這些都做了，最後結果不用多說自然是失敗了，原因很複雜，這裡不多討論。
具體到孫傳庭殉國後，崇禎反應也很快，他迅速下令刻了一枚“蕩寇將軍”印，給誰呢？給孫傳庭的部下白廣恩。
“蕩寇將軍”印有多大分量，其實很重。
在明朝，將軍印不是隨便給的，將軍之上加以名號,屬於難得的榮典，一般只給功勳戰將，比如正統年間名將楊洪掛鎮朔將軍印出鎮宣府、王驥佩平蠻將軍印遠征麓川。
到了明末這個時期，僅有一位將領被賜將軍印，這就是左良玉，他在崇禎十三年被授“平賊將軍”。
左良玉是什麼分量，他在明末是首屈一指的重鎮，手下兵力多過孫傳庭，坐鎮武昌，牽一髮而動全身。當然在最後幾年，左良玉已出現擁兵自重苗頭，無論是孫傳庭還是崇禎，都已經難以直接指揮他了。
白廣恩何許人也，《明史》中無傳，只在他人傳記中出現，雖也身居總兵高位，終究是流賊出身，孫傳庭愛其驍勇，才讓他統領火車營要職。但汝州之戰，正是白廣恩的火車營首先招架不住，高喊：師敗已！引發明軍崩潰，此後廣恩又因私怨不救高傑，如果追究罪責，白廣恩至少該革職下獄。
白廣恩顯然無法與左良玉相提並論，崇禎為什麼要把不可輕以與人的朝廷名器賜給一個敗軍之將，原因也並不複雜，因為崇禎已經慌了手腳。
到了崇禎最後幾年，朝廷威信幾乎掃地，崇禎十三年，朱由檢可以處死“剿賊無功”的總理熊文燦，還可以把諱敗為勝、殺良冒功的左良玉貶官三級。然而沒多久，崇禎就意識到不妥，殺熊文燦不要緊，他只是個空頭司令，貶斥左良玉帶來的後果則難以預料，於是趕緊再加以籠絡，賜予平賊將軍印。
到了崇禎十六年，朱由檢連追責白廣恩的勇氣也沒有了，他只能指望白廣恩能收集孫傳庭敗兵，重整旗鼓，成為朝廷藩屏。
確實，傳庭雖亡，餘部還有不少，白廣恩、高傑、陳永福等素稱悍將，如果能收攏殘部還有一定實力。
孫傳庭敗陣消息傳到北京，崇禎迅速下令封授白廣恩並鑄成印信，但印信制鑄總要時間，白廣恩的動作比崇禎更快。就在當月，白廣恩在固原投降了李自成，兩人握手共飲，白被封為桃源伯。
這枚罕見的印信自然就沒能送到白廣恩手中，可能是落到了白廣恩在北京的親屬或部下手裡。幾個月後，北京三度易主，由明到順再到清，這方印信的保存者又逃到南都。
等到清兵南下,弘光朝又倉皇逃竄,兵荒馬亂之際，這方前朝印信已成無用之物，攜帶不便又不安全，於是被丟棄了事。
1964年，蕩寇將軍印在南京玉帶河底淤泥中被發現，玉帶河正是當年留都南京的御河。
此印為銀質，伏虎紐，方形，縱橫10.4、全高7.5釐米，重3.2公斤,與明代規定的將軍印信的規格完全相符。
印文鑄“蕩寇將軍印”柳葉篆文一行五字。印上方左側刻陰文楷書“崇禎拾陸年拾月日禮部造”，印左邊緣刻陰文楷書“崇字捌百柒拾號”。
蕩寇將軍現藏南京博物院，成為當時天下大亂的一個歷史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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