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本文為郭靜雲、郭立新所著《“藍色革命”：新石器生活方式的發生機制及指標問題（東亞視角)》（原刊於《中國農史》2019年第4-5期），因全文內容較長，現分節摘發。
二、農、畜原初馴化相分不相合
因為農產和畜產都是新石器革命的成果，故有些人認為兩者應該成套出現，才能表達有“新石器革命”的發生，所以尋找能同時馴化植物和動物的自然條件；由此而習慣性地將新石器革命的發生地指向西亞“新月沃土”地帶，因這裡既有野生麥類，亦有野羊，具備農畜互補發展的條件[1]。如詹姆斯·梅拉爾特（JamesMellaart）認為，因為在尼羅河流域沒有野羊和野生小麥，所以不能成為農耕生活的搖籃。[2]根據現代生物學的認識，軟粒小麥的野生祖先確實只發現在西亞地區海拔800─1000米的地區，但是古埃及和兩河流域糧食比重最多的大麥的野生祖先，迄今仍可見於北非地區，其自然分佈區相當廣，並不限於某特定的區域內。[3]在古埃及沒有豢養綿羊和山羊的畜牧業，禁忌養豬，但這並不否定古埃及有栽培大麥、雙粒小麥或硬粒小麥的可能性，而獨立成為原生農耕文明。例如最近在尼羅河努比亞地區的考古發掘中，發現有新石器早期食用及馴化麥屬植物的遺存；並且除了大麥和小麥之外，在努比亞新石器早中期時代墓葬中，還發現了黍粟的殘跡[4]。既然我們不會以為黍和粟的馴化技術是從東亞中國地區來到非洲的，同理，我們也不宜肯定地說尼羅河的馴化麥屬一定是源自西亞的。換言之，在麥作起源相關問題上還有很多空白之處，將西亞新月沃土視為新石器革命獨一起源之說恐難成定論。
其實，20世紀前半葉FritzGraebner、W.Schmidt、W.Koppers等德國人類學家提出，馴化動物與馴化植物應該是不同的族群，他們後來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互相影響、互相傳播、交換技術和馴化物種，最終達到互補同化的程度。[5]雖然現代考古學基本上否定這些被歸類為“維也納歷史文化學派”的觀點，但是在否定他們眾多不適當假設的同時，也放棄他們所提出的合理觀點，包括農畜起源之區分。後來這種觀點又曾被重新興起，如法蘭克·霍爾（Frank Hole）將西亞近東的馴化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動、植物等不同物種是分別在不同地區被馴化的；直至第二階段才出現不同馴化物種的組合。[6]不過，總體來說，農牧來源是否並存過或分開，考古界迄今仍無共識。
筆者認為，首先從對自然界動植物的基本認識來看，這一問題牽涉到動物的類型，是否適合在馴化植物的同時，也馴化該動物，因為這經常是不同的策略。例如馴化野雞、鴨鵝與栽培農作物似乎沒有多少矛盾，但是能馴化野豬、野羊等大型四肢動物的必要條件，恐怕很難讓人們同時也馴化農作物。因此法蘭克·霍爾提出的模式才合理。
筆者在對中國新石器文化進行研究時也發現，馴化植物與馴化動物並無同步性，並不是同一群人發明耕作和畜牧技術，兩者相搭配是新石器中晚期跨人群交易、合作、互相學習而產生的結果。我們要謹慎地考慮，最初馴化不同動物、栽培不同植物，都是件很不容易的事，都需要初始馴化者對自己的生活策略做出各不相同的安排。因為馴化是一種專業化的生活安排，若不集中在一種策略上，馴化目標便難以實現。初期新石器時代社會都不大，且還處於摸索和技術初創階段，並沒有能力同時聚焦於幾種不同的目標，或同時採取幾種不同的生計策略。
在近幾千年以來的經驗認識中，人群可以內部分工，同時進行狩獵、漁業、採集和耕作；但此經驗早已忽略，在原創造者的初始階段，在追求按照自己的目標改變、馴化自然物種的時候，需要集中精力配合馴化的目標而安排生活。筆者從此角度分析馴化者必定遵從的行為就發現，不同植物的栽培或許還可以同時進行，但這首先應該是生長條件相同的植物，只有馴化得到一定的成果之後，才能考慮栽培其他、周圍環境罕有的種類。至於馴化野獸，這需要考慮更復雜的策略，不同野獸的馴化需要採用不同的做法，馴化者的社會生活要配合此目的而做出適當安排才有成功的可能性。所以，更不用考慮同時馴化野獸和栽培植物，這幾乎是沒有可能性的，因為不同的目標需要各不相同的生活安排。在初期的情況中，人們只能嘗試生產某種類的食物，其他仍依靠攫取。
只有在農、畜馴化達到一定的成熟度，尤其是動物已經被馴化得不再野之後，再經過族群互相學習和結合的過程，農、畜生活才能合為一體。當然，這種人類間的族群相分的策略所代表的是原創馴化階段的情況。野草、野獸被馴化後，其餘未親自參與馴化的人群社會，只需要學習和模仿原創者成果，吸收已被馴化的物種而照著方法繼續培養，所以不會認識到馴化策略的難度和專業性，因此便可以根據所處自然環境和自己的生活情況來搭配農、畜的生產，選擇多元的生計方式。
從中國的資料來看，栽培水稻為主食和馴化野豬並不是同一時期和同一群人努力的成果，前者由長江中游平原新石器早期的族群發明，以彭頭山文化為代表（約10000─7800 BP）[7]，而後者依筆者淺見，最初是中國東北努魯兒虎山脈山麓地帶的人群所致力達到的目標，以查海文化為代表（約距今7900─7500）[8]。筆者認為，在其他地區，農、畜生活的混合在初始時應該也不是共同發展，而是時代較晚的人群互動及聯合發展的結果。所以，不宜從農、畜野生祖先成套的指標，來討論“新石器革命”的發祥地問題。
（未完待續）
[1]Braidwood,Robert J. Prehistoric Men;孫隆基，《新世界史（第一卷）》，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5年，14─39。[2] Mellaart, James.The EarliestSettlementsin Western Asia - From the Ninth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MillenniumB.C.The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of Volume I. Cambridge:The UniversityPress, 1967, pp 248-303）。[3] Вавилов Н. И. Центры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культурных растений. Л.: Тип. им. Гутенберга, 1926 （NikolaiI. Vavilov Origin and Geography of Cultivated Plants (translated by DorisLöve)..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92）。同時，根據瓦維洛夫的研究成果，硬粒小麥的栽培源自衣索比亞高原尼羅河上游，或由古埃及人的祖先栽培所得。[4]P. Ryan, W.A. Out, J.J. García-Granero, M. Madella, D. Usai. Plant microremains from the white deposits and skeletons ofGhaba and R12 cemeteries. Identification and implications. In: D. Usai, S. Salvatori and Y. Lecointe (eds). Ghaba. AnEarly Neolithic cemetery in Central Sudan.Frankfurt: Africa Magna, 2016, pp.109─120; D.Usai. A Picture of Prehistoric Sudan: The Mesolithic and Neolithic Periods.Oxford HandbooksOnline, Jun 2016 DOI:10.1093/oxfordhb/9780199935413.013.56; D.Usai,S.Salvatori,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south of Omdurman.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n ceramic and lithic materials from 10-X-6 multi-stratified mound along the western bank of the White Nile in Central Sudan. Archeologie duNil Moyen, vol.10, 2006,pp.203─220; Donatella Usai, Lara Maritan, Gregorio DalSasso, Gilberto Artioli, Sandro Salvatori, Tina Jakob, Tiziana Salvia to. LatePleistocene/Early HoloceneEvidence of Prostatic Stones at Al Khiday Cemetery, Central Sudan. PLoS One, 2017; Neumann, K. Holocene vegetation of the Eastern Sahara: Charcoal from Prehistoric sites.” African Archaeological Review, 1989, vol.7, pp.97–116; Dal Sasso, G., Maritan, L., Salvatori, S., Mazzoli,C., and Artioli, G. Discriminating pottery production by image analysis: A case study of Mesolithic and Neolithic pottery from Al Khiday (Khartoum, Suda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4, 46,pp.125–143; Madella, M., García-Granero, J. J., Out, W. A., Ryan, P., and Usai,D. Microbotanicalevidence of domestics cereals in Africa 7000 years ago. PLoSOne , 2014,vol.9(10): e110177.[5]Pohlhausen H. Das Wanderhirtentum und seine Vorstufen. A.Limbach, 1954.[6]Frank Hole : A Reassessment of the neolithic revolution, pp. 49－60.[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彭頭山與八十壋》，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向安強，《中國稻作起源問題之檢討──兼抒長江中游起源說〉，《東南文化》，1995年第1期，頁44—58；衛斯，《關於中國稻作起源地問題的再探討──兼論中國稻作起源於長江中游說》，《中國農史》，1996年第3期，頁5—17；張之恆，《長江中下游稻作農業的起源》，《農業考古》1998年第1期，頁206—211；向安強，〈長江中游是中國稻作文化的發祥地》，《農業考古》，1998年第1期，頁212—222；郭靜雲、郭立新，《論稻作萌生與成熟的時空問題》，《中國農史》，2014年第5期，頁3—13；第6期3—13；郭立新、郭靜雲，《早期稻田遺存的類型及其社會相關性〉，《中國農史》，2016年第6期，頁13—28。[8]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查海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2年。查海文化為馴化野豬的發祥地是筆者研究成果，擬另文再詳細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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